如何理解今天的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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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个月，与海内外的朋友们聊得很深入。总体上，无论身处何方，大家的情绪都比较低落。这是当前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完全不用否认。过去几年，舆论整体上都比较亢奋，但一些地区在疫情处置期间暴露的种种问题，让人们开始反思更深层次的问题。伴随社会情绪转向的，是怀疑与否定的声音再次泛起。“宣传”能够改变这些情绪吗？估计用处不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 （ID：The_sun_also_rise），作者：慕峰，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们每个人都身处这个时代，都是时代洪流中的微小个体。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都是一家之言，分为四个部分：目标与期待、改革与紧缩、法治与参与、选择与未来。

一、目标与期待

制定社会发展目标是后发国家的特色，因为后发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各项指标都落后于先发国家，所以不断“对标”是从官方至本土企业的通常选择。这些普遍对标会产生“习惯性对标”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判断。

从发展起步时间、国家体量和资源禀赋等各方面来看，中国大陆的直接比较对象应当是印度、巴西这样的后发国家。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是，中国大陆民众并不会与印度、巴西再进行比较，而更希望与欧美亚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诸多心理落差。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是“东亚模式”的延续，也即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后发追赶国初期的选择一样，由政治精英决定社会和经济发展方向，按照工业化、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路线图推动国家的发展。

在优先发展经济这个官民基本共识下，对非经济问题通常采取“不争论”的态度，或者采取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是基于一个判断，即发展初期的大多数社会问题最终都可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

上述路径选择，避免了许多后发国家“先行民主”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经常提到一个现象，在后发国家中，只有“东亚模式”实现了追赶的成功。无论是东南亚、南亚还是南美诸国，尽管在政治体制上很早就模仿欧美，发展的起步时间要早于中国大陆三十年以上，最后却形成了严重的裙带资本主义，落入中产阶级陷阱，内部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社会弊病众生。这也是今天中国大陆民众不会再选择“对标”这些后发国家的根本原因。

东亚模式首先带来的是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民众整体上更加富裕，国家实力显著增强。今天中国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富裕程度堪比发达国家，在1，000万以上人口的大型城市中，没有一例出现许多后发国家大城市那样的贫民窟。

乡镇村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水电气及通信网络）甚至远超许多发达国家。这些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就，大幅提高了民众的自信心。尤其是遭受过百年前的历史屈辱，无论精英阶层还是广大民众，对于民富国强的认同感都非常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甩开其他后发国家后，很自然的把对标对象定位到了欧美发达国家身上。

但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民众权利意识的显著增强。民众诉求越来越多，对社会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刘易斯拐点之后，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提升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要在全球竞争中不至落败，法治化、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不得不为的选择。法治的进步、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全球化视野，必然让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机会的平等性和经济之外的其他社会诉求，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经济上的温饱或者小康。

一线城市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发达阶段，拥有大量全球化人才，出现规模化的学历过剩并向外溢出。与改革开放之初大量海外留学人员选择留在国外，或二十年前大量本土人才优先选择移民不同，最近十几年由于中国大陆从中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进发，大城市生活水平比肩发达国家，本土的产业发展机会和高质量就业机会越来越多，从而出现了海外人才的规模化回流。

这些中高端人才的回流，是个体在综合比较国内与海外发展差异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很明显的是，无论是海外返回还是本土培养，新兴高端人才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极其重要。他们都拥有很好的全球化视野，当然也有足够多的选择空间。

这也意味着，“对标”最好的发达国家对他们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和乡镇居民从自身生活环境的改善出发，开始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民族情绪在网络上发酵。这种发酵比起199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不”，具备更多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社会进步的期待也就越高。今天中国民众的期待不再是对标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不是对标相对落后的部分发达国家，而是期待对标国力最强的个别发达国家。

由于经济上的进步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过去很长时间的发展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年轻一代又希望自身能够获得来自全球的尊重，官方也就在宣传上更加倾向于展现国家日益强大的一面。这让人们的期待变得更高。许多期待，早已超越经济，进入了社会发展和政治治理能力的范畴。

这也意味着，无论对中高端的人才而言，还是对普通民众而言，如何回应他们快速增长的全方位期待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但真实世界的情况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只有在经过刘易斯拐点之后才建立起目前的完善的社会制度”（辜朝明，2015）。在拥有“人口红利”的时期，劳动力成本问题不突出，民众的诉求和期待并不高。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劳动力成本逐渐提升，叠加民众期待的大幅提高，社会制度的建构就到了加速期。这些制度建构需要回应民众关于经济发展机会的诉求，稳定预期的诉求，教育公平性的诉求，医疗可及的诉求，以及社会公正的诉求。

但人们似乎并未理解一个问题，现代制度的构建从来都是共识的产物，既非下对上的讨要，也非上对下的给予。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人们普遍遵循的内心共识，而非外部强加。共识的形成需要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深度参与。与经济落后时社会关系简单的情况不同，当经济蓬勃发展之后，不同利益群体必然开始形成，许多社会问题的利益相关方就不只是“官与员”的关系，也不只是“监管与企业”或“权力与资本”的二元对立。

例如，在教培领域，至少包括公立学校及其老师、私立学校及其老师、教培机构及其老师、私立学校的出资者及教培机构的投资者、家长、学生这六个利益相关方；在环保领域，至少包括传统工业企业、环保产品企业、新兴环保企业、各自上下游产业链、终端消费者这六个利益相关方；在互联网平台领域，至少包括平台企业、平台企业的投资者、平台内经营者、其他参与平台经济的主体、与平台具有竞争替代关系的传统行业以及终端消费者这六个利益相关方。

我们看到，在今天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只要不同利益相关方存在不同的诉求，就必然存在取舍的问题。官方选择支持其中一方或几方，那么必然就是在反对其他方。无论官方如何决策，其实都是在做取舍，必然导致一部分人满意，另一部分人失意。

这就与曾经的治理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在发展初期，以经济建设作为基本共识，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官方可以选择“明确预期”和“实现预期”，企业与民众靠“等待上面调整”就能获得持续发展。这同时造就了官方的主动性和民间的被动性。官方总是出于父爱式的关怀，认为“我这都是为了你好”；民间也认同这种关怀，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让人们相信官方的决策最终都会是正确的。

但问题在于，今时与往日确实已经存在巨大差异。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出现，导致官方无论怎样决策，（至少短期来看）都是在支持一部分主体，其他主体都会充满怨言。例如：在教培领域，2016年政策支持教培企业上市，家长和学生负担加重，怨声载道；2018-2020年教培新政，切断了教育产业化的融资途径，教培企业和投资者怨声载道。

在环保领域，初期发展过程中对环保的忽视，各种污染事件让民众怨声载道；环保治理后，还未转型、环保成本过高的企业及员工怨声载道。在互联网平台领域，烧钱补贴时受影响的传统行业怨声载道，补贴结束后平台上的经营者怨声载道；平台监管强化后开始裁员，员工又怨声载道。

今天的共识之难，难在社会经济发展后，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出现。这其实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过往的社会治理方式和能力，还未跟上步伐。在官方而言，仍然有强烈的“父爱”心态，希望在某些情况下“为民作主”。

在民间而言，仍有强烈的“寻求父爱”心态，希望己方受损时，官方能够出来“为民作主”。所以许多社会事件的讨论和辩论，在舆论上变成了先要论证其他利益相关方是“坏人”，自己才是“好人”。最后，政策的选择看起来像是在“帮好人打坏人”。

然而现实又并非如此。除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每个领域的利益相关方其实都有自己的合理性。所以把政策理解成“支持一方打击其他方”，那就必然出现一个后果：在舆论短暂喧嚣过后，“被打击”的那一方会表达出自己的合理性，并且逐渐获得其他人的理解。

现实的残酷还在于，民间的习惯一直是“有奶便是娘”，但在得到“奶”之后，通常就不会再喊“娘”了，甚至要开始帮助那些没有得到奶的人说话。互联网平台企业在过去十几年受惠于政策的宽松与优惠（尤其是金融政策），这是绝大部分其他行业难以获得的。但平台企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会不断论证自己的合理性，而无视其他行业其实处于一个不公平的状态。

平心而论，中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对社会经济的正面影响是非常大的，但后来出现的种种批评和政策调整，显然也有充足理由，这是全球性的认识转变，而不只是发生在中国。但政策调整又不得不寻求舆论先行转向才能实现，因为在过往形成的治理传统中，总是要先说明某个新生事物是“好”的，然后就给予全面支持。这在政策调整时就显得很被动，因为“好”的最后变成了“坏”的。

政策的调整往往变成了政策的逆转、自我的否定，选择支持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决策，肯定要影响曾经的受益者，于是曾经受益者的批评又扩散开来，借助中国特有的“所有制话题”，舆论又出现同情与理解。

大多数民众其实并不能深入了解其中的问题和政策转向的原因，对很多社会经济重大问题的了解，都是通过非常业余的自媒体来获取。专业人士不屑于向公众普及专业知识，部分专家和自媒体也不会向公众澄清自己代表的利益相关方是谁，评论者都一副“为国为民”的伟岸形象，让社会舆论长期处于低水平争论状态。这就导致，无论采取何种政策取向，总有人在批评，而且声音都不小。

由于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群体多元化，让曾经的“共同期待”变成了“不同期待”。所有人都认可今天应当对标最发达的国家，但这只是一个很宏观的“愿景”。具体到涉及自身的事物，期待一定是不同的。

目标与期待问题，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因为这关系“共识”。人类社会是建立在故事与愿景基础上的，基础性的共识一定需要具有解释上的深度和张力。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理解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时代，宏观战略方向需要代表所有人（这是必须要有的大饼），但具体政策很难代表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这不是靠批评官方，或者喊两句改革就能改变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正常状态。

这个时代，对官方决策者而言，需要认识到今天的社会经济问题大多数时候都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各自都有自身的合理性，因此足够的倾听才能使决策更加合理；对民间而言，需要认识到自己究竟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中的哪一方，究竟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只有足够冷静且积极的参与和表达，才有助于使官方的决策对自身的长远更有利。这其实对所有人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是现代社会趋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二、改革与紧缩

如果我们能够基本认同上述分析，那么对过去若干年经济领域的改革政策就能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无论是金融去杠杆、抑制地产、强化环保，还是教培新政、平台反垄断，方向都没有问题。受新政约束者，基本都是过往政策的受益者。过往上述领域是高速扩张的，引发了大量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基于产业平衡和社会平衡的长期判断，对上述扩张领域进行监管，后果当然是这些领域的收缩。

如果我们拉长一个时间阶段和从整体来看，部分产业的收缩其实也伴随着其他产业的扩张。在互联网平台企业受到监管、市值大幅下降的同时，电动车产业链的发展却极其迅猛，市值提升速度犹如当年的互联网企业。官方对生产性行业（尤其是制造业）的高度重视，通过政策将资金和人力导向制造业的决策，是基于对前一个阶段全球化欧美（尤其是美国）民粹主义问题的判断，这个方向，质疑的人并不多。

民间质疑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认为政策制定不够透明，主要是投资者，认为没有给他们足够准备的时间；二是政策执行时的具体操作过于严厉，层层加码。市场认为上述改革在短期内同时推进，又叠加疫情，导致了经济紧缩的效果。官方对此也有冷静的认识，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国经济年会上，中财办韩文秀副主任就公开表示，“要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防止出现“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

但在地方和行业的具体操作中，层层加码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层层加码”问题有过深入研究。简言之，中国改革开放后，不同地域的各级政府官员处于一个“政治锦标赛”的状态。

在发展初期，经济建设具有最优先性，官员的KPI考核相对简单，也就是看GDP增长。在这种背景下， 逐级下达经济任务，为了比同级其他竞争者更加领先，就会把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加码之后再向下级下达。在过去多年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中，“政治锦标赛”和“县域竞争”的解释是非常有张力的。换言之，当今天批评“层层加码”时，其实也应当理解，中国过去发展之所以迅速，也有“层层加码”的原因。

但在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对非经济领域的重视，就变得愈发重要。人们更加关心环境问题，食品和医疗安全问题，教育质量和公平问题，社会公正问题。这些都不是传统的官员KPI考核项目，但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所以从地方官员的视角看，既要（GDP）又要（其他方面），就是一个常态。由于上述改革并非地方基于民间的诉求引发，而是更上层基于长期的判断决策，所以仍然是以一种下达任务的方式予以推进。

传统治理的惯性和方式并不会立即改变，当KPI指标发生变化时，经济领域的层层加码很快就变成了监管领域的层层加码。这是一个难受的状态，因为地方的监管者同时又要承担经济发展的重任，但监管条线下达的任务又是具体的。从官员的判断而言，取哪边都不行，舍哪边也不行。在一些感觉很严厉的事项上，宁愿加重一些，也不敢放松。

但这些“码”最终还是加到了企业和民众身上。官员素质高、治理能力强的地区，在执行时会平衡得比较好，也会比较重视企业和民众的意见，这是先期发展的整体氛围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但在治理能力弱的地区，不但影响经济发展、引发社会矛盾，甚至可能出现新的权力寻租。在互联网舆论发达的今天，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不断将新的问题暴露在网络上，又引发更多人的质疑。

当前，这些问题比较多、治理相对落后的地区，其实处在一个被倒逼发展的状态中。但随着民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以及自上而下的监察体制的完善，各方面的转变也是早晚的。

这些新的情况，对决策者而言都是新的挑战。由于新的改革任务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并且内含了经济收缩的特征，因此在具体执行时，不同地区官员的能力和素质就决定了执行的有效性。

反过来，在地方官员整体水平相对给定的前提下，改革任务和指标的下达是否更应当考虑执行能力的现实，以及官员考核指标体系的影响，就成了摆在决策层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坦率的讲，这是很难的，只要对大型企业管理有所了解，就会知道，KPI制定起来有多困难。

这不仅是官方面临的问题。

如前所述，新的社会经济问题总是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不同利益相关方能否清晰的表达自己的利益和立场，能否有效的指出政策及政策执行过程中附带产生的问题，同样会影响到执行层面。即便当地执行者的专业性、能力素质没有问题，如果受政策影响的利益相关方不敢或者不能清晰明确的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执行偏差的情况仍然会出现。

大多数时候，尤其对中小企业和民众个体而言，其实很难理清楚自己的思路并清晰的表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主体在涉及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明知不少自媒体欠缺专业性，却仍要积极转发的原因，因为至少这些自媒体表达出了反对的声音，至于反对的理由是否在理，有否提出新的建议，大家并不关心。这就让许多本该归于专业的讨论，成了互联网流量经营的狩猎目标。

不得不说，在刘易斯拐点之后，社会制度的完善并不能完全指靠普通民众的自我认知和表达。因为进入这个阶段后，大多数社会问题都变得愈发复杂。处理这些问题必须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和判断力。这不能完全指靠官方。在这个阶段，官方更像是一个居中的角色，需要让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产生专业且具有代表性的争论。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方能够认识到彼此真正的诉求和顾虑，同时相互站到对方立场去反思和妥协，并在基础上形成共识。换言之，官方在比较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上不宜表现得先行站队，哪怕通过前期深入研究后有所倾向，仍有必要让各方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让利益相关方产生足够的争论，再引导达成共识，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这个过程其实也就解决了所谓的“政策不透明”的问题。

我想进一步表达的是，在许多问题上，真正感受不透明的并非投资者，而是其他利益相关方。举个例子，在教培新政颁布前一周，一家对冲基金找到我讨论新政可能的取向。其实我并不知道新政就要出台，投资机构通过邀请教育专家进行付费的内部讨论，了解到这个信息。专家认为新政是新瓶装旧酒，投资机构担心信息不准确，找到我是为了确认。

我并没有内部信息，只是把自己2017年以来的观点再行陈述，并且尤其提到要关注当时刚刚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能造成的影响。投资机构最终认同我的判断，选择做空。

我举上述事例想说明两点：

一是投资者的信息渠道其实远远要优于其他利益相关方，真正缺乏政策预期的并不是投资机构。正是因为对投资者和大企业在政策制定时具有倾向性（这是发展经济优先决定的），所以一些政策的出台在前期其实并未被利益相关方所了解。短期看，政策出台迅速，似乎对投资有利。

但中长期看，由于前期政策过度的倾向性，导致短期就会出现诸多社会问题，进而引发强烈反弹，政策逆转的可能性加大，投资风险加剧。今天，先发国家都在从一个股东利益优先转向利益相关方平衡的经济转型进程中，中国也不例外。

二是不少专家与投资机构存在利益关系，这些关系在涉及公共利益的辩论方面，是必须要澄清的。今天中国不少学界中人，表面上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其实背底里赚着投资机构和大企业的咨询费和课题费。我不认为大企业和投资机构聘请专家咨询问题是错的，这种行为合法也合理。但如果专家们在频繁的赚这个钱，那他们的立场难免就是代表某一方的。

我认为每个利益相关方有自己的专业人士参与政策辩论是合理的，但专家们必须澄清他们代表的是谁，以及最重要的，官方必须了解清楚他们代表的是谁。日本战后的社会制度建构阶段，具有独立精神的学术群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众多学者坚持不代表大企业利益，选择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这是值得中国今天的学术群体认真思考的。

三、法治与参与

通过前两部分的回溯分析，读者或许对“预期”和“安全感”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这两个问题是今天许多企业家、投资者和高端人才心里最重要的问题。法治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

在过去的半个月，我与一些海外华裔就中国大陆的法治化进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我的两个基本观点是：1、法治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2、法治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从清末民初开始，中国从海外开始大规模移植现代法律。中国大陆的法治进程在经历中断之后，重新起步。法治需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拥有完备的基础法律；二是拥有足够的法律人才。在此前提下，大多数社会经济事务才能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转。法治理念的普及是一项缓慢的社会工程，需要不止两三代人的努力，才能被普遍接受。

对权力的有效约束，是在法治化进程中缓慢实现的，难以一蹴而就。我们看到，南美、东南亚的裙带资本主义，虽有民主法治之名，却无民主法治之实，寡头对权力的赎买甚至是公开的。我们也不能忘记，在1970年代，美国还在经历黑人民权运动，站在今天很难想象，50年前的美国，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基本的权利保障。

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治化，首先是官员群体的专业化和高素质化。这跟人口数量其实是密切相关的。新加坡常住人口不到500万，香港人口700万，台湾地区人口2，400万，由于人口总量少，很早就实现了大多数官员培养自全球知名学府。

无论政务官员的水平如何，事务官员的专业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大陆14亿人，类比前述地区，相当于要中西部县政府的科长都是北大清华毕业，这现实吗？今天中西部县政府里的官员能够实现普通本科以上的都算不错了。但也要看到，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学历过剩导致的溢出，中国各层级官员的初始水平在一个继续提高的过程中，如果这个进程再快一些，可能更有利于法治化的加速。

官员素质对法治化的重要影响在于，初始学历越高的官员、专业能力越强的官员，更容易在法治理念下找出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

另一方面，法治化并非单方面的事。民众权利意识的快速提升，决定了他们的法治化诉求越来越多。最近两年各种社会事件反应出的民间声音，都显现出民众的法治意识、证据意识越来越强。虽然在网络上不断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事件，但比起以往，今天的民众敢于站出来甚至以实名的形式发声，公开各种证据，甚至敢于明确指向一些官员，而这些诉求都能得到监督机制的回应，说明这种本土化的权力监督机制开始有效运转。

人们对法治的预期显然不会停留在今天这个阶段，更不会去比较其他发展中国家，人们期待对标的标准更高。本土的法治化进程确实将受制于人员结构，而人员结构的转变确实需要足够的时间，如果能够加速这个过程，将来会受益更多。

无论何时，法治都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更不局限于一些极端的社会事件。法治在今天更为关键的作用，在于成为抑制“层层加码”的利器。立法和修法、政策的形成和调整，都是广义的法治范畴，更加关系每一个社会问题背后的各个利益相关方。

四、选择与未来

如果过往十几年对中国发展的期待和情绪不是过于亢奋，那么今天的失落感应该不会那么大。正如前几年我在公众号中提到的，支持我观点的人未必真读懂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反对我观点的人未必就没有道理。今天似乎对很多人来讲，又到了一个需要选择的时候。

最近有一些朋友跟我交流了移民的问题。个体的选择，还是要依据自身的情况，别人的观点其实都不重要。但这是一个当前比较热点的话题，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1、以我的了解，真正的财富阶层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需要有海外身份的都已经有了，主要考虑的是财富筹划问题。很多人并不会长居海外，两方面原因：一是主要产业在国内；二是本土生活更加习惯。

2、当前考虑移民的还是中产居多，至多是upper middle class。这个阶层通常的特点是，对海外有一些了解，但其实不是特别了解。我建议这个阶层考虑移民的个体，多与海外做全方位的了解，少一些wishful thinking，更有利于自己做出长期判断。

我对移民的基本认识是，中国多向海外输出移民，尤其是向先发国家输出高质量的移民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从英格兰工业革命后的全球化历史来看，文明的传播扩散一定是以人的全球流动为前提的。所以对人口跨境流动，要持开放的态度。反过来，如果希望吸引高素质的人才，那就要满足他们对社会环境的期待，这就是全球化竞争倒逼进步的过程。

年轻一代其实已经无法理解也难以接受海外用二三十年前的眼光来批评自己的母国了。其实今天海外批评中国的知识成本很高，没有足够的知识背景和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与理解，光从互联网获得信息，很容易将个别问题错当作14亿人共同的问题。年轻一代在网上能够轻易识别对中国带有色眼镜的质疑。这是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决定的，也是知识扩散决定的。

但对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反思仍然十分必要，人们关心的不是批评本身，而是自己的生活状态。所以今天就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曾经海外的批评可能让中国人很容易接受，但逐渐感到偏颇，自己的问题似乎并不能靠别人的分析来获得答案。最终，人们开始有意识的主动认知这个世界，并开始主动参与改善。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对中国发展阶段的几个基本认识：

1、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显而易见是无法回退的。

2、全球化竞争将迫使中国长期重视高端人才和海外交流，这反过来决定了社会发展难以停滞。

3、从文明史的视角看，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速度总是会远远快于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

4、较高的发展目标和期待会让人们产生阶段性的失落感，这需要各方进行心理调试，理解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需要足够的时间，同时通过各方积极参与，尽量缩短一些时间。

5、法治化和其他社会制度的构建是一个共同参与的专业化过程，不是下对上的索要，也不是上对下的给予。

6、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需要建立利益相关方思维，“官与民”、“国有与民营”、“权力与资本”这些二元对立思维已经不能有效解释今天的社会经济现实。

7、针对重大但有广泛争议的社会经济问题，传统的听证制度已经不能有效满足互联网时代的需求，官方可以开始尝试建立不同利益相关方公开且专业的辩论机制，这将使决策变得更加透明和科学。当然，专业人士参与社会问题的辩论应当澄清有无代表特定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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