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拆二代”里的隐形穷人（组图）

在一线城市做“拆二代”，多少都有点“天选之子”的意味，标志着之后的人生有了质的飞跃。

但在“拆二代”自己的圈子里，绝大多数人无非面临着两种情况：守得住财、不乱挥霍，从此过上无忧的中产生活，但想要变得更加富裕，极少有人能做到；

另一种则面临窘境，迅速消耗掉拆迁带来的红利，财富从父母到自己手中时，已经所剩无几。

第一代拆迁人的尴尬

张力住在南六环，今年奔三，在朋友眼里，他总被看成是北京土著里的“拆迁暴发户”。

不过跟如今动辄财富自由的暴发案例相比，张力的情况并非如此。他是北京“第一代拆迁户”。

2001年，张家住的平房拆迁，他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某天晚上爸妈吵了一架，两个人为换房还是换钱争了一夜。而他跑去邻居家打游戏，根本没怎么关心。

“那个年代爸妈根本不懂怎么应对这种事情，也不会像今天一样知道看地段、看政策走向、看规划、看学区房等等。南四环当时就是一大片荒地，我们一家子憋在平房里，觉得拿到钱是最重要的。”

拿着30多万拆迁补偿款，张力父母向亲戚又借了些钱，买了一套100平的房子。搬进楼房后，张家的生活质量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以前同一个平房片区玩大的小伙伴们，人生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很快，北京的房价开始迅速上涨，一个家境原本跟张力差不多的童年玩伴，晚了两年拆迁，最后拿着补偿款买了三套房。

对张力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如何有效的处理拆迁款，利用好土地财政的红利非常重要。虽然当初靠着拆迁款置办的房子增值了，但也成了一家三口仅剩的“资产”，这和人们想象中的“暴发户”，是怎么也不相称的。

张力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不是大公司，工资也只够日常开销，他觉得自己是北京人中的异类。二十年前买的两居室，今天已经成了购房市场上的“老破小”，其他小伙伴想辞职就能辞职的豪爽，在他这里完全不存在。

今年3月，他被裁员了，“家里蹲”了近两个月。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他，感情上也遇到了问题：30多岁还没有从家里搬出来住，在一次相亲中被对方看作是“妈宝男”而委婉拒绝......“所以，我可能有价值上千万的房子，但仍然是个为生计而时刻担忧的人，即使你还有一个北京户口。”

被玩high的父母抛弃的“拆二代”

和命运擦肩而过的张力，已经没那么在意父母的选择。但和运气撞了个满怀的人，也失去了一些东西。

李方希是北京一家小公司的HR主管，上个月，她和上司因为工作发生矛盾，一气之下辞职回家。就算没有工作，她每月都能从父母那里拿到零花钱，但不愁吃穿的她不怎么开心，因为上次见到父母已经是半年之前。

2008年，住在丰台的方希家喜迎拆迁，她没有透露补偿款的具体数字，但买了一套房之后，家里还剩余一百多万。

“不止是变有钱了，准确说应该是生活‘焕然一新’，日子开始好过了，爸妈那年突然在一座海滨城市买了小别墅，知道消息后，我还有点吃惊，因为以前家里过日子紧巴巴的，买个日用品都得想半天，小别墅更是不用想。”

远在外地的小别墅，也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方式。方希的父母自那以后就没怎么回过北京，方希一人住在家里，平时去奶奶家吃饭，就像一个“孤儿”。

北京国贸地区的高楼和胡同

“其实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把这100万花的剩下多少了，应该差不多快没了吧。有时候我猜想，爸妈之所以走到一起，可能是两个探险欲满满的人相遇了。”疫情前，方希不是很在乎这笔钱，但疫情后，她希望父母能悠着点儿，因为目前的局势不是花钱如流水的时候了。

对方希来说，这笔钱肯定会在未来某个时刻花完，而自己和父母的关系逐渐疏远，“钱拿不到，还有一种被爸妈抛弃的感觉。”

“没有人能守住自己认知以外的钱”

拆迁户因为过度挥霍将财产花光的新闻在几年前经常见诸媒体。

2014年，北京一位26岁的刘姓男子领了400多万元拆迁款外加一套住房后，开车抢劫，据报道称他仅仅是因为暴富后感到空虚和抑郁，想“寻求刺激”。而一位知乎用户自爆自己在2017年拆迁时拿到500万，立马花了50万买豪车，在一年后新款车型上市后亏本处理掉，接着又买了一辆新车，前后将近百万被花掉。

而这样的事情，实实在在发生在另一个北京人李鸣的周围。

在李鸣的童年记忆里，2000年之后，街坊邻居就开始不停谈论可能要动迁的消息，但谁也没太当回事。在他们眼里，当时北京的房子要拆迁，永远是“雷声大雨点小”。李鸣一家的居住条件很艰苦，“一家三口窝在五十平左右的老房子里，冬天尤其难捱，得生炉子。”

到了2006年，拆迁的事终于敲定下来。“当年各家各户为了多谈点补偿款，邻里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连跟同龄人之间的走动都变少了。“我家不算是坚持到最后的，分了5套房，给了200万补偿，当时几百万还是很多的，很多人从没见过那么多钱，也就签字了。”

拆迁对李鸣最大的影响，是父母感情的破裂。长大之后他才明白，父母对金钱的分歧，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伏笔。突然之间天降横财，对普通人而言其实是不小的考验，“我们跟有钱人的区别在于，虽然拥有了财富，但是没人教你怎么花、怎么钱生钱，再加上过够了苦日子，心理前后的落差很难保持平和。”

拆迁后半年，李鸣的父母就离婚了，他跟着妈妈过，爸爸分走两套房。他的父亲是典型的“享乐派”，觉得好不容易有钱了，先得好好花上一阵，在他的印象里，父亲很快就辞掉了当时的工作，而他和母亲除了住进了条件有明显改善的新房，其他方面并无太大变化。

“我爸不上班以后，一开始还知道把房子租出去收收租，保证每个月有现金进账，后来买股票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赚到一点小钱就不断地加杠杆，2008年直接把一套房子赔进去了。”

母亲则把钱存起来准备投资他以后的教育，李鸣后来去了美国读书，用他的话说，拆迁一事“功不可没”：“按我家以前的条件，美国本科动辄100多万的学费，是想都不敢想的。”

李鸣的妈妈后来把位置比较远的房子卖掉，补了点差价置换了海淀核心地段的房子，与此同时，父亲那边完全归零，炒股炒掉一套房，另一套自住的又因为急着出手填坑被贱卖，“我爸后来再婚了，但房子也就跟我们拆迁以前住的差不多。”

无论是李鸣一家，还是他以前的那些邻居，大家都很少向外提起自己“拆迁户”这一身份，从拆迁这个时间点开始，各自的人生都走向了不同的终点。

十几年过去了，当年的那次“跃升”所激起的水花早已看不到涟漪，“没有人能守住自己认知以外的钱，就算你一时运气好，短期得到过，它也终究是某种身外之财。”李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