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可以被强行更改吗？“世界上最成功变性人”之死（组图）

1967年，美国巴尔的摩。不到两岁的大卫·赖默（David Reimer）被推进手术室，这次手术将摘除他的双侧睾丸，这是让他成为女孩的第一步。

这可能是全世界手术对象年龄最小的一例性别转换手术，不过它并非出自当事人的意愿。大卫在一次医疗事故中失去了阴茎，父母希望能趁着年纪还小，把事故的影响降到最低，让他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与此同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性学专家约翰·莫尼（John Money）急需一个实例来证明他的主张：性别是后天塑造的，与生物学基础无关。大卫还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兄弟布莱恩，在莫尼看来，这对兄弟简直是天赐良机，能帮助他完成这场史无前例的实验。

莫尼和大卫的父母一拍即合，各取所需，他们打算把大卫的睾丸也切除掉，隐瞒他出生时是男孩的事实，就此把他当成女孩养大。

每个人都将得到幸福的结局，起码在当时看起来是这样的。

后天创造的女孩

大卫和布莱恩8个月大的时候，医生发现两个孩子包皮过长，建议父母让他们接受包皮环切手术。

这本来是个再正常不过的小手术，但这次医生们决定用电刀来切，这在当时还是一项新技术。不知是医生错误操作，还是机器出了故障，电刀中的电流急剧升高，将大卫的阴茎完全灼伤。布莱恩的手术原本排在大卫后面，被立刻取消。

这次事故给年轻的赖默夫妇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直到几个月后，他们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了约翰·莫尼。

60年代正是美国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当时的性别研究领域进行着一场重要的争论：性别究竟取决于先天的生物基础，还是取决于后天的社会环境。莫尼是社会决定论（后天论）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如果一个孩子从小接受性别转换手术，被周围的社会环境当作另一种性别对待，就能完美地适应新的性别。

约翰·莫尼｜The Boy Who Was Turned Into a Girl

莫尼的观点成为了赖默夫妇的救命稻草，而且他们觉得莫尼“看起来很聪明，很有魅力”。他们写信向莫尼咨询，很快得到了回复。莫尼强烈建议他们让大卫把睾丸也切除了，将他作为女孩养大。在当时，阴茎重建手术尚未发展，莫尼认为再造阴道比再造阴茎成功率更高。莫尼告诉这对父母，可以用人工合成阴道和雌激素补充剂让大卫拥有女性的外貌，要想让孩子将来能够与异性结合，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样的手术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赖默夫妇同意了。

而莫尼对这对兄弟的关注也并非是做慈善，在他看来，这对同卵双胞胎兄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卫和布莱恩有相同的基因、相同的家庭环境，是最好的对照组。莫尼相信，在对照组布莱恩的对比下，大卫将有力地证明性别与基因无关，由后天决定。

“史上最成功变性手术”

手术之后，大卫改头换面，更名为布伦达（Brenda）。按照莫尼的要求，赖默夫妇定期带着双胞胎接受他的评估，为他们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拍下对比照片。1975年，莫尼发表了病例报告，宣称改造很成功：布莱恩调皮捣蛋，喜欢玩小汽车和玩具枪，是个普通的小男孩；而布伦达穿裙子，玩洋娃娃，成了真正的小女孩。

年幼的布莱恩（左）和布伦达（右）｜Dailymail

莫尼总结，布伦达成功成长为一个女孩，“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一个正常孩童身上，性别身份在出生时是开放的，这点与出生时性器官发育不全的孩童，以及出生前雄性激素暴露过多或不足的孩童相同，而且性别身份的开放至少持续到出生后一年”。

这项研究引起了轰动。莫尼登上了《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年幼的布伦达接受了无数的采访，被反复询问作为女孩是怎样的感觉，她渴望什么，她想象着怎样的未来，是否包括与一位男士结婚的计划……这个案例甚至被写进许多性别研究著作和教科书中，被当作支持性别社会决定论的证据。

然而，这份备受关注的病例报告到此就没了“续集”。莫尼的追踪观察仅持续了9年，按理说，等两个孩子进入青春期，才是继续证明莫尼的“成功”的好时机。

在大卫进入青春期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不是莫尼的“对手”插手揭露真相，也许大卫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新名字的故事

在莫尼的实验“大获成功”的同时，夏威夷大学的心理学家米尔顿·戴蒙德（Milton Diamond）也在关注着这一切。戴蒙德是生物学家出身，他支持性别的生物决定论（先天论），是莫尼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90年代，大卫的病例辗转来到他的手上，他才发现，莫尼隐瞒了这个故事的真相。

与莫尼公开发表的论文相反，大卫并没有顺利接受自己的新身份。从两岁起，他就开始表现出对女性身份的反感：他总是撕扯自己的裙子，和布莱恩抢那些“男孩子的玩具”，而且更喜欢站着小便。上学后，他更是因为偏男性化的外貌和古怪的举动遭到其他女孩的排斥和霸凌。

童年时的布伦达｜OWN/YouTube

莫尼要求赖默夫妇对孩子严守大卫曾是男孩的秘密，并想尽办法试图说服他接受女性身份。莫尼找来男跨女跨性别人士，对布伦达宣讲成为女孩的好处。为了让大卫继续接受阴道建造手术，莫尼给他看成年人的裸体照片，甚至包括一个女人分娩的照片。莫尼对他保证，如果他接受阴道手术，将来或许也能生育。

这一切于事无补，反而将一家人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大卫的母亲因为内疚而试图自杀，父亲开始酗酒；布莱恩感到自己在家里被忽视，患上了抑郁症，并开始滥用药物。而大卫本人越来越抗拒莫尼的定期检查，在13岁那年试图自杀。

当地医院的医生和咨询师团队决定出手干预，最终成功说服这对父母对大卫揭开真相。他立即拥抱了自己的男性身份，把名字从布伦达改回了大卫。

“突然间我的一切感受都说得通了。我不是什么怪胎。我没发疯。”大卫后来回忆道。

大卫开启了另一段漫长的旅程。他停止使用雌性激素药物，转而接受雄性激素治疗；他还要切除已经开始发育的乳房，接受阴茎再造手术。新的焦虑也随之而来。大卫开始担忧自己将来能不能结婚，能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两次试图自杀。

与戴蒙德交流后，大卫得知自己的经历已经被当成某种性别转换操作的典范，应用于治疗性发育畸形和生殖器官损伤的婴儿，他感到十分愤怒，决定对世界揭开真相。于是，戴蒙德于1997年3月发表了对大卫的评估报告，再次引发学界震动。大卫本人了登上一系列纪录片，并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约翰·科拉品托（John Colapinto）的深度采访，科拉品脱将他的故事写成了《回归自然》（As Nature Made Him）。

2000年，大卫·赖默接受电视采访｜OWN/YouTube

大卫的自述还对莫尼的学术诚信乃至道德提出了指控。他回忆，自己年幼时常常被要求对进行随访或关注这个病例的医护人员脱下衣服，展示性器官；莫尼还曾经让他和双胞胎兄弟模仿性行为的动作。用今天的标准看来，这样的行为是对儿童权利的严重侵犯。

我们如何想象性别

这次“反转”为生物决定论扳回一城，却并未完全驳倒社会建构论。

在戴蒙德和科拉品托看来，大卫从小就有表现出典型男性行为的倾向，这说明性别中肯定有某些和基因有关的东西。

但是，著名性别研究者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这个故事还存在另一种解读，它不肯定也不否定社会建构，不肯定也不否定生物本质。”

在巴特勒看来，性别不仅包括我们的自我认知，也包括我们如何对他人展示自己，这就是性别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她在《消解性别》（Undoing Gender）一书中深入探讨了这个案例。她指出，尽管大卫的父母和莫尼的团队为他灌输了大量关于女性身体、女性社会规范的知识和理念，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那就是大卫本人对性别的认知和感受。根据大卫在采访里的一段自述，巴特勒评论：“大卫知道存在着某种（性别）规范，他应该符合这种规范，但他又始终无法符合这种规范。”

从小到大，大卫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性别规范的评价之中。正如巴特勒指出：“看到儿子在玩纺纱或者女儿在玩卡车，父母们都会急着带他们去看性别认同诊所吗？”一个普通的小女孩也可能不喜欢洋娃娃而喜欢卡车，也可能长得比其他人肩膀更宽、身材更壮，但是在年幼的大卫身上，这一切都成了证明她不是一个“标准女孩”的证据。当真相揭露之时，那些不符合规范的行为顿时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但是大卫又要面对难以修复的生理上的残缺。

喜欢玩小汽车，就不是“标准女孩”了吗？｜Unsplash

大卫成年后短暂地过上了一个普通男人的生活，他去了一家屠宰场当清洁工，和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女人结婚了，她并不在意他的身体残缺。但他仍然无法摆脱早年经历留下的阴影。

38岁那年，在连续经历投资失败、婚姻破裂、兄弟自杀身亡后，大卫离开了这个世界。记者科拉品托写道，得知消息那一刻，“我震惊了，但并不感到意外”。

大卫的一生两次转换性别，有过四个名字：他出生时叫布鲁斯，失去睾丸后成了布伦达，在医学文献里的化名是琼，对世界公开身份时是大卫。尽管性别只是人的一个面向，但是在父母和医生眼中，他起初是个残缺的男孩，然后长成了不顺从的女孩，最后成为不标准的男人。

终其一生，从未有人将他当成一个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