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澳洲欲为原住民话语权写入宪法全民公投 如果成功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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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入东阿纳姆地区（Arnhem Land）如同进入了一个独特的时空领域。这里有着永恒的韵律，这里是约恩古人（Yolngu）的土地。

人们通过祖先、故事和仪式联系在一起。这些地方问的是你在哪里，而不是你是谁。说得更清楚些，你是谁就是你在哪里。

对我来说，在新南威尔士州中部和西南部的维拉朱里国（Wiradjuri）的家中也是如此。

在这些地方，即这个大陆上的数百个国家，我们所说的澳大利亚消融成比现代国家概念更持久、更少时间性的东西。而另一个澳大利亚被显露出来。一个我们或许时不时瞥见但却没有意识到的澳大利亚。

伽马节（Garma Festival）把这个未来的澳大利亚带入视野。

眼前的问题是：乌鲁鲁的“内心宣言”以及阿尔巴尼斯政府承诺举行全民公决，将原住民的“the Voice”（议会咨询机构）写入宪法。

它要求我们结合不同的主权概念：地方主权或秩序主权、契约主权、法律主权。

这个声音给澳大利亚提出了一个生存问题：一个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概念基础上的国家，能否满足一个其宪法写在土地上的民族的愿望？

这片约恩古人的土地提出了一个深刻的两难问题：存在还是归属？社会是什么？人是什么？

一个潜在的危险想法

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西方一直在与“存在”这一概念进行斗争。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存在是最普遍和最空洞的概念”，它“被蒙在黑暗中”。

黑格尔认为存在是“不确定的当下”。我们处在一个由历史的引擎驱动的成为过程中。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想法，历史会成为“屠宰台”，而“存在”会在极权主义国家中被吞噬。

对某些人来说，“存在”的哲学思想可能只是不透明或深奥的文字游戏。在其最基本的方面，我们当然知道“存在”是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认出什么是常见的人类。

但正如海德格尔告诉我们的，它并不那么简单。它问的是我们如何认识彼此？谁是归属这里的？我们如何安排社会？我们如何纳入差异？事实上，我们能吗？

同样，从雅典人那里我们得到了民主和政体。现代性的特征是为和平而斗争。对差异或多样性进行治理。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把我们的自然状态看作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由主权者进行文明和安抚。

对约翰·洛克（John Locke）来说，社会契约将个人与公众分开。例如，宗教与国家分开。正如他所说，社会将由既定的、确定的、已知的法律来管理。

西方的现代性，其“存在”的概念，落在了原住民身上。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不同的民族被变成了 “英国臣民”。

然而，原住民的“归属感”仍然存在并坚持抗争。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法院案件对英国王室的主权提出质疑。

抗议、请愿和政治活动从未停止过。

《乌鲁鲁宣言》是在一个关键时刻发表的

最高法院在马博（Mabo）案和最近的拉夫（Love）诉联邦案中做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即原住民即使没有澳大利亚公民身份，也不能与这片土地格格不入，测试并重新确定了原住民归属的边界，即使并非主权本身。

这一法律是国内范畴，留给议会来解决原住民在现代澳大利亚的政治地位问题。

澳大利亚仍然是一片没有条约、没有宪法承认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地位的土地。

在这种情况下，《乌鲁鲁内心宣言》（the Ulura Statement from the Heart）是原住民对这种“存在”和“归属”困境的重要回应，尽管肯定不是唯一回应。

在实践层面上，它的支持者称它是实现更具创新性和代表性的民主的路线图：向议会发言的机构；达成公正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协议的条约；以及真相，即对历史的清算。

然而，它的共鸣不止于此。《乌鲁鲁宣言》是在民主的关键时刻发表的。

21世纪已被认为是一场专制与民主之间的斗争。威胁不仅来自外部，还来自内部。

随着各种被压制或噤声的声音想要被听到，民主制度的争议越来越大。在性别、性取向、种族、信仰和经济方面，社会契约受到了破坏。

已故政治学家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将此称为“越轨行为”。正如沃林所指出的，民主本身就诞生于越轨行为，即美国和法国的革命。

他说，越轨行为是“民众使其自身成为政治的手段”。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超强的、身份驱动的政治时代。

沃林将民主定义为“一个关注普通公民政治潜力的项目”。然而，民主对许多感觉不到被倾听的公民来说是空洞的。

民主制度是建立在边界上的，即什么被排除在外，什么被允许进入。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边界充满漏洞，技术将我们以那些梦想着现代性的17和18世纪的思想家无法想象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现代民主国家是多元化的，这既是一个优势，也是一个弱点。

这不仅仅关于多样性，也关于差异性

20世纪的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称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项目”。

道德、真理和理性不再是中心。哈贝马斯指出，马丁·海德格尔等人迎来了一个主观的时代，即20世纪末的后现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对约束我们的东西没有共同的看法。

这就是理性和现代性，即自由主义核心的个人主义，一直要把我们引向的地方。

哈贝马斯说，现代性“看到自己被投射回自身而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他把理性本身看成是对 “一个被撕裂时代”的纠正。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谈到了“社会想象力”，即一个我们告诉自己的、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故事。

今天，这种社会想象力在哪里呢？

这是一个权利纷争的时代，或者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有权利拥有权利。但是谁来决定呢？

朱迪斯·施克拉（Judith Shklar）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了自由主义失去的道德内核。她想向其他声音开放空间。施克拉是在推特时代之前写的这些话的，在推特时代，各种声音呐喊着。

所有这些都在本周的一场风波中上演，一群曼利橄榄球联盟的球员以宗教信仰为由反对在球衣上标志彩虹色以承认性小众（LGBTIQA+）群体，

什么是包容？谁被包括在内？信仰对抗自豪。这些问题现在看来很棘手。它造成了伤害。一些人被认为是赢家，另一些人则是输家。这不仅仅是多样性的问题，这是差异问题。

多样性稍微容易一些。正如谢尔登·沃林所说，“多样性是平淡无奇的民主；它只不过认可那些完全不相似。”

他说，而差异则“给民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民主试图通过将每个人拉平来避免差异的窘境。

它提供的是包容，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包容对边缘化群体来说是不够的，他们不仅要承认他们的“不相似”，而且要承认他们的独特身份。

沃林说，“在晚期现代世界，民主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

一个好机会

我们有能力创造新的共同点模式。《乌鲁鲁宣言》提供了一种恢复性的民主。

那些认为它从根本上不自由的人这样做是因为它将权利赋予了一个特定的群体——原住民——而不是其他人。

他们忽视了现代民主的争议性，也忽视了在澳大利亚历史上长期不考虑原住民的宪法中承认原住民的恢复性层面。

在民主被围困之际，这是一个试图在多样性和差异之间寻求平衡的尝试，而不仅仅是像沃林所说的那样，承认国家。

它的“越轨”就是它的机会。

它要求我们思考介于“存在”和 “归属”之间的空间。

这就是伽马节的宏伟想法，在一个过去和将来都属于约恩古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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