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等死封城，富士康“大逃亡”的中国封控失灵？（视频/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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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盼望大家返岗相聚....？”中国河南郑州的富士康厂区在10月传出疫情感染，引发厂区内员工的恐慌。

上周末的10月底，从中国网络社群开始大量流传“员工出逃”的影片，大批富士康的工人因为担心疫情死锁的封控管理、留在厂区的染疫风险，转而自行逃离工厂，出现了“徒步返乡”的人潮。

郑州富士康攸关地方的产能和出口命脉，但微妙的是，这一波逃离潮不仅没有被中国官方全面大力封禁讯息，反而极力安抚群众、软化严苛的防疫手段。

大批员工的出逃，如何衝击了中国的疫情封控？来自底层的打工人，又为何甘愿冒险返乡？

位于中国河南郑州的富士康厂区，不仅是维繫郑州市经济产能的重要命脉，也是中国极为重要的出口贸易重镇。厂区内超过20万名员工，已在当地形成了产业与居住的生活圈；不过在今年10月初，当地陆续传出疫情感染的消息，虽然地方政府表示整体疫情并不严重，但随即採取的“闭环式管理”——为了执行动态清零的封控措施，却已造成厂区内部的人心惶惶。

《金融时报》得到郑州富士康员工透露的说法，说地方政府先前公布确诊只有69例，但实际上工厂园区内的感染人数早已超过预估。同时有一名匿名的员工向《金融时报》表示，从10月7日连假后返回工厂，结果不久园区内就开始实施封闭管理。

实际上到底在郑州富士康的疫情状况如何？无论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或其他国内外新闻媒体报导，皆无法准确掌握实情。但《路透社》的资讯指出，从10月14日这一週的97例、到隔一週已增加到167例，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与此同时，在厂区内封控管理的情况也跟著越抓越紧，有厂区工人透过抖音、微信等平台透露，10月13日厂区开始封锁，而后工厂周围区域也跟进封闭，而核酸检测阳性的员工直接隔离、每日进行检测监控，直到转阴性之前都不能上工。

到了10月19日，富士康厂区禁止在食堂用餐，所有的工人只能回到自己的宿舍吃饭，但对于富士康8人一间房的住宿条件来说，不只生活显得更加侷促，也有不少人担心宿舍内的密集传播。

就在担忧疫情和封锁的恐慌中，富士康厂区的流言也越来越多，流传“超过2万人感染”、“染疫致死率高”等说法，形成厂区工人不愿滞留的心理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陆续有工人的影片和证词在社群上表示，原本可以配发的餐食变得不稳定，有些人无法得到物资；另外一些人则是感染后转移隔离，但没有妥善安排治疗等后续处理，担忧变成“封控等死”的困境，才变成了后来促使工人决定出逃的推力。

10月29日凌晨，再传出富士康厂区726宿舍之中8名员工全部死亡，死者先前全是染疫后集中在宿舍中隔离。相关讯息不断透过中国社群流传，但事件全貌为何？是否为造谣流言？在资讯不透明、又欠缺可信核实机制。

疫情封控乱象的同时，10月底这一週也跟著出现了大批员工逃离厂区的影像，从抖音、微信和微博等平台的影片中，看到工人翻过围牆、或强行突破维安，携带大小行李徒步离开。进行“徒步返乡”的人流数量极多，在马路上也串成了长长的人龙，沿途还有其他河南乡亲私设的补给点，提供民众免费取用食物和饮水。

出逃的影片引发中国网络社群的震撼，许多人连想到了电影《1942》的大逃亡历史；而郑州富士康的出逃，有得人要走上3、40公里，也有人徒步返家就耗费长达4天。

由于富士康并不是全年产线全开运作，而是配合产品週期（例如新款iPhone上市时间），因此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富士康只会在订单暴增时，招入大量短期工人，而为了快速招人，富士康用了“返费”的奖励模式——短期工若做满3个月且出勤达到一定要求，就可以拿到一笔约1万人民币(专题)左右的费用。在此次出逃的富士康员工中，大部分都是低工资的短期雇工，在因为疫情而拿不到返费的情况下，乾脆一走了之。而还留守厂区的员工，很多也是为了这笔返费。

微妙的是，大逃亡影像在社群平台流传，儘管暗示了封控政策的失灵，却没有因此被中国官方採取强硬封禁的屏蔽手段，对比先前西藏的反清零骚动，这一次的氛围显然不同。几个原因或许可以看出端倪，其一是郑州富士康连带的地方经济命脉、牵连的工人数量之多，可能让郑州市难以採取过度强硬的做法。而郑州官方也改变了说词，表示“疫情致死率并没有外传的那么严重”，接著不仅配合派送车辆协助员工返乡，厂区内也恢复了食堂供餐、并且同时降低核酸检测的频率压力。

前《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也出面，指称是郑州市媒体的“不作为”、任由谣言流传而不闢谣，才导致了混乱局面：“现在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对媒体报道限制太严，初衷是想控制负面报道，维护社会稳定，但其实这样做严重弊大于利，也是对党领导新闻宣传工作的机械主义误解。”就胡锡进之意揣摩，是将责任又丢给了地方，在他的发文中也“相当同情”返乡工人的处境。

郑州和富士康的应对，则是在逃亡事件开始延烧之后，相对开始软化。10月31日《河南日报》作了一篇独家专访郑州富士康的报导，

“针对部分有返乡意愿的员工，公司已联合政府统一组织人员和车辆，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规定前提下，帮助返乡员工做好个人防护，安排核酸检测，确保员工点对点有序返乡。对于已经返乡的员工，公司感恩大家曾经的付出与相伴，在这裡也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也盼望疫情稳定后，大家仍能返岗相聚。”

媒体配合厂区的说法，是安抚群众和外界压力，但实际上从目前的社群追踪来看，出逃者仍大有人在。不过从这一次郑州富士康事件来看，却也能观察出幽微的现象——因为牵涉到经济产能，以出逃的形式作为一种反对清零封控的抵抗，有可能让中国的措施出现失灵退让的迹象。

富士康于2010年、2011年在郑州科技园区及航空港设厂，其中航空港厂区面积高达60万平方公尺，不只是富士康旗下最大的厂区，也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工厂。根据中国求职网站上的数据，富士康郑州厂的待遇平均约是月薪1.5万人民币——不过，这是有大学学历的正职员工薪资水准，郑州厂最大量的劳动力，是流水线上的作业员，每月薪资约为3,000至4,000人民币。

然而，儘管富士康工厂长期以流水线员工的“血汗”劳动条件闻名，但富士康的设厂，仍可说是完全的改变郑州乃至河南省的面貌——河南在中国22个省份中，原属于经济后段班，也是中国国内被地域歧视的对象，若说富士康的到来“滋养”了省会郑州和河南省，也并不过分。

以富士康落脚郑州的2010年来说，该年度郑州全市出口总额为34.56亿美元，2011年便飙升至96.37亿美元、到了2012年，更暴增到202亿美元，到了去年（2021）年，郑州出口总额已经高升到550亿美元，比起富士康设厂之前，大增了15倍，河南省的GDP随之在全中国排名提升——单在富士康建厂的2009年至2010年之间，河南进出口贸易总额就从134.4亿美元，升至326.4亿美元。

从中国发布的经济数据中，也清楚可见富士康对郑州、对河南经济至关重要——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协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研究报告》（自2021年起，该报告停发），2019年郑州富士康出口总额高达316亿美元，是中国当年度最大的外贸出口企业；而进口额也有164亿美元，仅次于中国石油化工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两家国企。

2019年度，郑州进出口总额则是4,130亿人民币，对照富士康的出口额，可发现富士康占了其中近82%，同时占了该年度河南省进出口总额的65%。

富士康在如火车头一样拉动郑州经济收入提升的同时，也拉抬了郑州人口增加、房产增值和地方产业升级转型。由于富士康吸引大量週边地区人口到郑州厂区就业，从2010年算起至今，富士康设厂到现在的十馀年间，郑州新增人口400万，当中15岁至59岁的劳动人口比例高达68.11%——而这只是明面上能查到的人口数据，未算入富士康的大量外地流水线员工。

郑州原本主要仰赖的纺织业、煤炭业等早已萎缩，随富士康设厂，电子业成为城市经济支柱，产值从设厂之前不到150亿人民币，直飙2021年的5,300亿人民币。

富士康郑州厂大约聘雇了20多万名员工，厂区宛如一个小型“富士康城”；除富士康本身提供的就业机会之外，因富士康而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中小企业也快速发展。此外，由于富士康工厂需大量出货给国外客户，UPS、嘉里大通、伊藤忠物流、南航、海航、深航等大型航空物流集团也在郑州开设航线，让郑州机场的货运吞吐量激增，排名升到中国第6，排在“北上广深”和成都之后。以上种种，富士康本身及带动的产业为郑州新增的职缺，可能多达上百万。

大幅增加的人口和地区收入增加，也带动富士康郑州厂区周围的房价：2009年时，郑州航空港附近房价是一平方公尺（0.3坪）2,000元人民币，到2019年已经超过1万人民币。

因为富士康对郑州经济带来的巨大改变，有中国微信公众号如此评价：

“富士康可以离开郑州，但是郑州真的离不开富士康。如果郑州真的失去富士康，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填补上百万人的产业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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