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企业如何看待中德经济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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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冬方：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德企，一方面想持续在中国盈利，另一方面得在德国国内避免“眼里只有钱”的形象，在中间找到平衡点。

这次朔尔茨访华的随行企业代表名单在公布之前，德国媒体已经猜出必有化工巨头巴斯夫欧洲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薄睦乐了：“他若不上名单，谁上呢？”一些德国媒体称他为“中国迷”“中国理解者”“中国解说员”。今年9月，薄睦乐前往中国参加巴斯夫一体化基地落成仪式，却不需要按新冠防治规则隔离，意外地成为一个点，被一些德国媒体津津乐道，就好像其原因就在于他带着一箱子钱赶往中国投资。

薄睦乐之所以引发一些媒体的特别警惕，原因在于他公开表达了坚定的与华合作立场。他表示，以前是过于强调“通过贸易带来改变”了，但如果不进行彼此贸易往来，彼此不对话，那就根本没有施加影响的机会。他反问，中国至2030年将占全球化工市场份额的50%，中国将发生全球约75%的增长，我们愿意和能够离开中国吗？薄睦乐还呼吁，我们非常有必要从抨击中国中跳出来，来一点自我批评。

而另一原因在于巴斯夫最近的两组动作。10月底，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薄睦乐公布了巴斯夫2022年第三季度黯淡的经营数据和在欧洲和德国的降低成本计划。他称，无论2021年还是2022年第三季度，巴斯夫在德国的收益状况都在恶化。然而在中国的盈利状况却相当可观。巴斯夫正在中国湛江建设一体化基地，据巴斯夫网站，该项目是巴斯夫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至2030年投资总额高达100亿欧元，建成后将成为巴斯夫在全球的第三大一体化生产基地。巴斯夫一方面在德国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却在中国加大投资，这样的反差自然引起了中德合作质疑派的注意。

和巴斯夫一样，西门子这次也不出乎意料地在陪同朔尔茨访华之列。在朔尔茨在德国国内面临压力之时，西门子前首席执行官凯飒表态支持中国行，他在最近的一次媒体采访中称，只有和对方谈，而不是谈对方，才能有对话的可能。

而在所有的德国头部企业中，德国车企和中国市场关系最紧密的，用质疑者的话来说，对中国依赖最大、陷得最深。

今年5月，德国经济部发言人向媒体《明镜》透露，出于人权问题方面的原因，没有批准某家企业的四份关于投资担保延期的申请。该投资担保为联邦政府对德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为抵抗包括战争和财产没收等政治风险而提供的担保，是一种风险预防措施。据《明镜》，这里的某家企业就是大众集团。自从新政府组阁以来，大众集团内部就已经预料到这样的政策转向了，但政府的决定不会改变他们在中国的投资计划。

宝马和奥迪也在继续在华投资。今年6月，宝马在华电动汽车工厂开业，宝马集团称，这家投资约人民币150亿元的工厂是该公司有史以来在中国市场进行的最大的单笔投资。几乎同时间内，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在长春举行了开工仪式，该项目是奥迪在中国首个生产纯电动车型的生产基地。

德国企业加大在华直接投资也体现在各方数据中。据中国商务部，今年1至9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037.6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5.6%。其中，德国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增长114.3%。此前，人民网对1到8月数据做出了“外商用真金白银对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的解读。

德国经济研究所IW在一篇名为《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全速往错误的方向行进》的分析被广泛引用，该分析使用了德国联邦银行的数据：2022年上半年，德国在华直接投资达100亿欧元，超过了二十多年以来任何一年的全年投资，创下最高记录，来自中国的进口和德国对华贸易逆差也达到新高。

这些是否表明，德国企业真的对中德合作充满信心，德商在华投资面临坦途呢？Rhodium Group今年9月发布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该研究对过去20年间的欧洲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无论从行业还是来源地，来自欧洲企业在华投资都出现了集中化趋势，主要集中在来自德国的、已经活跃在中国多年的几家头部企业，比如三家车企和巴斯夫。在过去的四年，这四家企业占据了欧洲企业在华投资的三分之一以上。研究称，这些大企业继续在华投资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他们在过去的时间赚得盆满钵满，当然想将盈利延续下去；他们必须继续投资，以巩固已有的地位，以应对中国国内的竞争对手；这些企业正在转变经营战略，即不再在中国为世界市场而生产，而是在中国为中国市场而生产，即企业内部脱钩。

研究最后指出，随着中国来年有可能退出新冠清零政策，这种集中局面会得到逆转。但研究也不排除这种集中局面得到进一步巩固的可能，在德国和欧洲强调经济韧性、市场和供应链多样化的政策趋势下，这种可能性很大。

可以说，中国商务部数据和德国IW从整体上呈现目前的中德经济关系，而Rhodium提供的则是某个细节的分析。

经济界不是没有质疑的声音。和2019年陪同默克尔访华的德国工业联合会前主席肯普夫不同，这次现任主席鲁斯乌尔姆并没有随行朔尔茨。就在朔尔茨出发前几日，德国工业联合会公布了倡导“欧洲自主”的基本原则书，鲁斯乌尔姆强调，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必须重新定义，欧洲到了加强自主和韧性的时刻。

和Rhodium分析更呼应的是德国博世首席执行官哈尔腾最近的一次媒体访谈。哈尔腾强调，在中国的业务和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对欧洲和德国的竞争力起决定性作用。但当他被问到他是否过于依赖中国这个记者必问的问题时，哈尔腾回答道，鉴于中国市场占我们营收的20%以上，中国市场于我们来说当然是重要的，但这种依赖性不是根基上的：大多数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生产就发生在中国。假如生意确实持续不下去了，我们作为企业确实会遭受损失，但是，它和危及到生存的对天然气的依赖是不一样。哈尔腾的策略可以理解为，中国这么肥的市场不可能说放下就放下，说退出就退出，但是退一万步，即使退出，也不至于伤筋动骨。他有所准备。

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和中国已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企业们，一方面想持续在中国的生意和盈利，一方面得在德国国内、尤其是媒体面前避免 “眼里只有钱”的形象，在中间找平衡点。一方面，他们寻求合作，另一方面，小至阿迪达斯去年在中国遭遇的危机，大至中美贸易冲突，具体至疫情带来的供应链问题和中国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甚至台海局势，他们也通通纳入权衡范围。他们谨慎地捕捉着任何动向。

11月4日，朔尔茨在北京表示，中国同意批准德国企业Biontech的mRNA新冠疫苗可以用于为在华外籍人员接种。他也同时释放出了Biontech疫苗在中国可能得到进一步放行的乐观信号。于德国企业而言，这想必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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