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俄罗斯生活:这里鼓励生娃,生5个娃奖励别墅(组图)
我是赖吉安@郎骑竹马来,今年48岁,重庆农村人。
技校毕业后,为了生活,我到过成都、上海、四会、昆明、宁波等地,但始终没过上想要的生活。一次偶然机会,44岁,我来到了俄罗斯,一年后在老家买了套房。
如今,我在俄罗斯务工已5个年头,3年未回国,现在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人和家乡。下次回国,我不想再出来了。
(不安分的我,总在漂泊)
1974年,我出生在重庆潼南县(2015年升为潼南区)。家里有四姊妹,我排行老三,是唯一的男娃。
父亲1943年出生,16岁开始在乡村学校执教,起初语文、数学、美术、音乐都教,成为名震全乡的权威教师。1984年第一个教师节,他代表全乡去参加了县里的活动。
当时,父亲的教学水平在全乡是最好的,他教的班,升学率年年都是最高的。第一次教师评级,他被评为全乡唯一一个高级教师。1988年,父亲被调往典校任校主任,一直到退休。
那会,父亲到哪所学校任教,哪所学校的学生就爆满。他从不允许老师打麻将,喝酒……大家就给他取个绰号叫“老革命”,我们做子女的听到后挺难受的。
(俄罗斯雪景)
父亲非常善良,对学生都是父母心。为了不让学生辍学,他常常自掏腰包,帮没钱的学生垫学费。
70年代,我们邻村一个唐姓男学生,整个小学都是我父亲给他垫的学费,共5块钱。后来,他父亲做了屠夫,要给我家5斤猪肉抵学费(肉价1元/斤),但我父亲没要。
如今,那名学生60多岁,听说在包工程,身价几亿,可我父亲至今都没收到他的学费,但也不计较那5块钱了。
我父亲在课堂上话很多,可回到家三天不说两句话,整天板着脸。在别人找他聊天时,他只会“嗯嗯、就是、对的……”
那会,全校师生都怕他,但在家里没一个人怕他,甚至我儿子小时候经常数落他,他也只是笑脸相迎,嘴里说着“嗯嗯……”
(2019年,父亲教我女儿写作业)
那会,父亲虽然在学校名气很大,但工资只有几块钱,家里事情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不仅拉扯我们四姊妹,还要务农挣工分。
在农业合作社,女的即使和男的干同样的活,也只有一半的工分,因为男的叫“全劳动”女的叫“半劳动”。那时,一天我们只能吃两顿饭,而且顿顿吃红薯,否则不到年底就要四处借粮。直到1984年,我们才解决了温饱问题,手上也渐渐有了钱。
(俄罗斯的童话小镇苏之达尔)
那会,我看到村里人出门打工,一个月挣的钱比我父亲一年的工资还高。于是,我也想快点离开学校,多挣点钱。
1992年中考时,满分700分,我考了590分,比县里普高线差10分,只能上职高。我想选喜欢的电子、电脑专业,可分数不够,只能选择机械与汽修专业。
当时,我读的职校号称是全县最好的,但我感觉所学内容对我后来的工作并没有多大帮助。
(我读职高时的作业)
1994年,职高毕业后,我本来可以去师范学校稍加培训,接父亲的班。但看父亲工资太低,我便放弃了。
当时,一部关于上海的电视剧正在热播,受此影响,我和三个要好的同学毅然决然地,于1995年正月初五奔往了上海。
那时正值春运,我们买不到直达上海的火车票,只好买167元一张的高价轮船票先到南京。我们站在甲板上吹了六天六夜的寒风,从长江尾漂到长江头。
正月十一下船后,我们又被黑车和红袖章老太敲诈了20元。
几经周折,到达上海后,我们朝着灯最亮的地方去。走了一两个小时,竟是一个工地,工地负责人问我们的来意。我们傻呼呼地说,是来找住处和工作的。
当时天气很冷,那位负责人出于同情,心生怜悯,不但给我们在工地地下室安排了住处,第二天还给我们安排了工作—水电安装工。
(职高毕业后,我来到上海打工)
当时,那个工地建的房子,100平多米的房子199万,虽然房子很漂亮,但价格吓了我们一跳。1995年4月底工程完工,工头要安排我们去厦门,可听老工人说那边又热又荒凉,我便离开公司,去了杭州做木工。那边工作又苦又累,干了2个月,我就回老家务农了。
9月14日,经亲戚介绍,我来到重庆公路设计院缆绳厂上班。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主要生产广东虎门大桥和重庆长江二桥的绳索。领导看我年纪不大,工作认真,还让我做了一年组长。
(我在旅游)
1996年,母亲在老家看中一个女孩,就托媒人撮合我俩。我们不懂如何恋爱,但互相看着顺眼,很快就牵手成功了,就像现在的俄罗斯青年男女恋爱一样,无关财富、地位。
据说,女孩的父亲以前是当地名医,尤其擅长治疗肝病和妇科病。90年代初,他的病人就多到每天需要排队候诊,他甚至在乡下整好一块地准备建住院部。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2年,女孩的父亲刚建好方圆几个村唯一一幢楼房,有一天吃东西感觉难以下咽,一检查,竟是食道癌。
(妻子是一位赤脚医生)
那时,我还不认识她,她才十五六岁,初中刚毕业,姐姐已出嫁,弟弟不到十岁,母亲一字不识只会种地,整个家就靠她撑着——在她父亲指导下,硬着头皮开着药铺,接诊配药。
父亲住院也是她一人照料。在住院期间,她父亲还治好了医院院长的不育症,那是他治好的最后一个病人,几天后她父亲便辞世了,才40多岁。
对于这样一位孝顺、有担当的女孩,我很看重。我和她确定关系后,我依然打工,她依旧行医。我们平常书信往来,偶尔一起吃饭、逛街。当年腊月择了个黄道吉日,合好生庚八字,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后,我离开了设计院,回到老家。1998年,大儿子出生了,我们一边务农、行医,一边带儿子。
(我和妻子在石林)
然而务农收入太低,我招父母抱怨、乡邻歧视,又感觉让妻儿跟着受苦受穷,对不起他俩,毕竟贫贱夫妻百事哀。那会,妻子做赤脚医生,月收入三五百元,也不高。
我是教师家属,享受农转非,土地都交给了村集体,所以我只能捡外出务工人家的荒地来种。那时,父亲的退休金才500多元,我不忍心向父母要钱,于是又生起了出去打工的念头。
2000年正月初二,我来到经济较好的广东四会找工作,找到一位在染布厂做工人的老乡,挤在他宿舍里一呆就是十多天。我白天找工作,晚上猫在宿舍里不敢外出,因为那时的联防会查各种证。
两周后,我遇上一家电池厂招工,当时老板曹总亲自把关,共招十人,厂外却围着四五百人应聘。
(我在俄罗斯化验室工作照)
招聘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我们14个达标的被带进办公室考试——笔试加口试。从上午十点一直考到下午一点,我考了第一名,被成功录取。
刚开始,工作挺轻松的,早上8点上班,午休1小时,下午5点下班,月薪750+150生活补贴。我在流水线做了一个月,因为勤奋、能干,被提拔为主管,月薪涨到1200,但不管吃住。我在附近村子租了一间红砖房,有七八平米,月租100元。
同年,妻子因国家要求执证行医,她就停止了行医,跟我一起外出打工。
(我在广东时的工作牌)
三个月后,办公室主任升为生产经理,新官上任三把火,拼命地给工人加码不加价。从日产电池2万节加到4万节,我们凌晨2点也不一定下得了班。我实在接受不了,于是6月份就辞工了。
辞工后,我不好意思回家,就来到昆明,应聘进一家餐厅,虽然工资低,但没那么辛苦。
那时,送餐、收钱、泡茶、炒菜,我都干过。期间,2004年重庆公路科学设计院叫我去做了一个月保安。
有天中午,我被环境工程室的杨工叫到他们科室,要我校对、修正公路和桥梁设计图纸及文件。此后,渝遂高速、重庆菜园坝大桥、重庆万州大桥、重庆石忠高速等文件图纸,我都经手过。
(我总是乐观开朗)
几个月后,我又去国家客车质量检测中心帮忙,主要做行政工作:接待领导、接受采访时介绍工作流程和实验性质、采购办公用品等。
当时,我的两位领导年薪分别为60万和80万,但我月薪只有1000元,可我依然非常卖力地工作。
车检中心给我配了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机,双彩屏翻盖机,很炫,价格2680元。
2004年底,检测中心给我报了重庆石桥铺电大,想让我读个在职大学。所里每年都有一个转正名额,以往都是研究生之类的高材生,这次破例把2005年的转正名额预留给我。
(我幸福的小家庭)
当时我管着公司三辆车的钥匙,我因为好奇,但没驾驶证,就犯了错误,被领导狠狠地批评了,并逼着我写了检讨。我一时意气用事,不辞而别。
领导追到车站,我躲着,电话也不接。他们离开车站后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至今记忆犹新:“小赖,你积极、勇敢而富有朝气,我们很看重你,你却不当回事,意气用事,我们很失望!给你人生转折的机会你却不好好把握,一点小挫折就把你打趴下了,你会后悔的!”
现在我吃尽人间苦头,尝遍人生艰辛,真的后悔了。
回到家里帮着插完秧,我又去了昆明做餐厅服务员,送外卖。
2007年离开餐馆后,我和妻子又生了女儿,还被罚了8000元。之后,我就呆在家里照顾她们母女俩。(2018年,我和妻女在重庆)
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改行去重庆一个油漆厂做技术员。因为厂子不大,保密工作不到位,我边做边看,很快学会了油漆调色。
第一个月,我拿到了560元,又向家里面要了2000元,买一部手机。当时,每天工作8小时,交五险,有订单就做,没订单就逛街睡觉,有双休和节假日。
2011年,我又不安分了,离开油漆厂,进入中机安公司浙江绍兴工地搞设备安装。
起初,家人不让我长期在外工作,但我很任性,想怎样就怎样,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后来,他们就懒得管我了,只要我能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就行。
(我在阿曼工作照)
那时,公司在阿曼承包了工程,要派人去那边工作。我运气好,全工地5百多人,只选了3个人,包括我。6月,我回家办护照,9月启程赴阿曼。
在阿曼,我干电焊、气割,按图施工,属于钳工组。月薪在6000元到10000元之间浮动,多劳多得。
一年后,工程完工,我就回国了。然后辗转于浙江、江苏,安装纺丝楼、聚合楼的各种设备。一天工作十小时,有时还要加班加点,无固定休息日,干活有钱,休息就没钱。
(我在宁波工作照)
2014年,苏州工程完工,在我准备去科威特时,被原油漆厂老板叫回厂里做油漆技术员。当时月薪5000元,不算高,但离家近,工作时间不长,没有太多规矩,自由。
就这样,我在油漆厂平平淡淡干了4年,主要做摩托车漆和汽车轮毂漆。厂里生意时好时坏,工资几乎没涨过,但我干得挺开心。
我生性不安于现状,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想出去看看。2018年机会来了,一天上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俄罗斯工作。几经确认不是骗子后,我答应了她的邀请。
给我打电话的是公司老板娘,长我一岁,身价过亿,她是从公司工人那里获得我的手机号的。
(公司组织旅游)
2018年3月,我辞掉油漆厂工作,同年5月远赴俄罗斯工作至今。
在俄罗斯,我也是做油漆调色员。公司给一个钢铁厂配套生产彩钢瓦油漆,技术要求、调色难度比国内低很多,月薪12000人民币,而且节假日特别多。
公司管吃管住,帮我们三位外地员工,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卧室独立,客厅、厨房共用,月租金5万卢布(折合人民币约5800元)。
我不喜欢冷冰冰的俄餐,还是喜欢热乎乎的中餐。所以,公司给我们包的是中餐,平时我也会自己做川菜吃。
俄罗斯人爱喝酒,但超市里没有酒精度超过40度的酒,早上9点之前也不卖酒。
(公司为我们租的宿舍)
房东只喝自己酿的酒,也会送我们一点。他酿的酒是茶色的,叫萨玛贡,翻译成中文叫月光酒,很好喝,我不喝酒的人也能抿上半杯。
俄罗斯大部分家庭男尊女卑,房东请我们喝酒,他的母亲和妻子都不上桌,只是偶尔过来夹个菜。
俄罗斯鼓励生孩子,我们的翻译生了三个孩子,听说国家给的补贴折合人民币约5万元,孩子去各个游乐场、体育馆等收费的场所都免费。
听说生5个孩子的家庭,奖一栋别墅,孩子在18岁之前,每孩每月补贴折合人民币1500元。
(俄国服装和俄餐)
刚来时,中国同事告诉我这要注意、那要小心,不要一个人逛街,不要晚上出门……
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可我还是经常一个人去穆罗姆街头巷尾和城外的乡村、森林,没有遇上任何意外。
期间,我欣赏到了很多美景,感觉俄罗斯人比较洋气,开朗大方,放得开,不扭扭捏捏,办事直奔主题,不喜欢转弯抹角,对中国人很友善。
(俄罗斯风景)
俄罗斯的房子老旧,穆罗姆就有几幢4百年以上的木房子和教堂。自然风光特别漂亮——森林、草地、白雪,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
2019年,儿子大学毕业,进了一家公司。
7月,他在杭州建地铁,10月就升为工程部主管,我们开心了一段时间。第二年,公司要派他去建核电站,任项目经理,他听说那边离城市很远,很荒凉,就直接辞职了。
(儿子读大学时的自拍照)
之后,儿子自谋出路,一会儿去某大学水利部,年薪18万,听说要去云南山区工作,走人;一会儿某公司面试官要他降低文凭,以高中生的名义入职,又走人;最后进了一家教培机构,因为国家取消教培,失业了。
2021年,儿子又被中铁叫回去工作至今,还是任工程部主管,在武汉建地铁,至今没有结婚。
2019年,父母借给我们20万,我自己出20万,贷款10万,在潼南区买了一套100多平的商品房。2021年交房,我们花了30万装修,2022年4月10日正式入住新家。
我们目前房贷已还清,手里还留着十几万给父母养老。
(我们在城区买了商品房)
新家离老家十几公里。我和父母没有分家,但父母一则舍不得老家一辈子挣下的家业,二则他们不习惯城里鸟笼一般的生活,所以还是住在老家耕种养殖。
目前,新家只有妻子和女儿住着。80多岁的老父母时不时送些大米、时鲜蔬菜、土鸡、土鸡蛋给她们吃,吃过午饭又急匆匆地赶回乡下,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母在老家盖的房)
疫情前,我每年都回国探亲,路上共十多个小时,公司报销差旅费,挺方便的。疫情爆发后,机票涨价、疫情政策严格,我三年没有回国,下次回国不想再出来了。
我没什么人生信条,只要能自由的生活,轻松的工作就行。钱多钱少不太在乎,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