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中国抗议者面临的阻碍与前景（组图）

中国政府还特别擅长团结国内精英阶层，而这一阶层往往是抗议能否推动系统性变革的决定因素。

但这并不意味着抗议注定失败。

尽管如此，西北大学学者威廉·赫斯特在Twitter上写道，如果中国精英阶层中无人对抗习近平，支持抗议者，“最可能看到的情况就是抗议逐渐平息下去（正如大多数国家发生的此类运动）。”

“这些抗议在短时间内自发点燃，”研究中国社会运动的赫斯特预测道，“也会在没有高潮或结局的情况下逐渐熄灭。”

抗议势头减弱

纵观20世纪，寻求政府变革的大规模抗议在全球范围内都愈发普遍，成功几率也更高，许多独裁者因此下台。根据由哈佛大学埃丽卡·切诺维斯主导的研究，到2000年代之初，此类抗议运动有三分之二取得了成功。

现在看来，那已经是顶点了。

到2000年代中期，虽然发生此类抗议的频率继续上升，但成功率开始下降。到2010年代末，它们迫使政府更迭的可能性已减半，降至三分之一。2020年代初的数据表明，此数字可能再次减半，降至六分之一。

“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已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值，”切诺维斯在最近一篇论文中写道，但这一数据仅适用于寻求罢免领导人或领土独立的运动。

奇怪的是，就在这种变化出现之际，全球大规模抗议活动却愈发普遍，爆发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席卷中国多座城市的迅猛抗议浪潮似乎也符合这种趋势。

是什么变了？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和《纽约时报》观点专栏作家泽奈普·图费克奇的理论，社交媒体能在几乎没有正规领导的情况下聚合起数量难以想象的抗议者，但吊诡的是，它也可能破坏这些运动。

此前的活动人士可能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建立全国性动员所必需的组织联系。社交媒体能让潜在的抗议者跳过这些步骤，可能只需一条病毒式传播的帖子就能激发彼此的行动。

结果就是，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但往往会以同样的速度草草收场。

缺乏领导、各自为战的社交媒体抗议更容易分裂，特别是在镇压之下。抗议者也难以进行战略协调，这是提出具体诉求或培养当权盟友的必要步骤。

与此同时，专制政府从2000年代前苏联国家的起义中吸取了教训，对付异议的手段也更加精明。

比起以前那种经常适得其反的大规模镇压，这些政府如今更愿意缓而图之。通过政治宣传散播混乱，助长运动内部的分裂，从而遏制抗议势头，然后等其偃旗息鼓，或是在不引发更广泛愤怒的情况下，使用恰到好处的武力来挫败抗议者。

而且，各国专制政权之间的合作与经验分享也越来越多，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共同的斗争。

中国一直都是这方面的全球领导者，在全世界到处兜售数字镇压和监控技术。毕竟，中国领导人应对抗议的经验非常丰富。

管控下的异议

特别是在1989年的民主示威之后，外人可能以为中国臭名昭著的威权控制会让抗议成为不可能之事，但事实恰恰相反。

根据中国学者孙立平在2010年代中期统计的数据，中国每年抗议事件多达数以万计。大多抗议都是地方性的，针对的是国营工厂造成的污染或官员贪腐等问题。

外界认为，中国领导人能够容忍小范围抗议，甚至可能在一定限度上接受这样的抗议，为的是“在不破坏体制稳定的情况下吸收民众的不满，”中国问题学者许慧文(Vivienne Shue)和蓝梦林(Patricia M. Thornton)这样写道。

中国领导人知道他们不能全然不顾公众的意志。然而，在缺少真正的选举的情况下，国民没有多少传达愤怒态度的途径。容忍一些抗议，让领导人可以遏制异议，同时让国民觉得自己的意见得到倾听，避免愤怒爆发。

官方的应对往往“远没有通常假想的那样严厉，偏重于管控，”中国学者H·克里斯托夫·斯特恩哈特写道，他还说政府“仍会容忍相当一部分的争论”。

这些事件起初都被说成是关乎共产党存亡的重大威胁。党似乎显得措手不及。

但中国领导人对这两起抗议都采取了抑制的手段，让抗议慢慢平息下去。他们最终满足了抗议者的部分诉求，甚至把辽阳的贪官关进监狱，促使抗议人群逐渐散去。然后政府把抗议领导者也关了起来。

革命者适应力

为什么有的独裁者在民众抗议中倒台，有的则没有？

学者斯蒂芬·莱维茨基和卢坎·韦用他们的新书检视了过去一百年的所有专制政府，最终得出一个主要因素：该政府最初是如何得到权力的。

他们发现，从1900年至今，约20个专制政权通过全方位的社会革命上台。这其中包括苏联、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专制政权平均能存在10年左右。此后随着民众支持的流失，以及统治阶层内部分歧增大，他们的崩溃几率逐年递增。

但是通过革命上台的专制政权往往能存在数十年。它们的平均寿命是很难确定的，原因很简单，其中一半的政权至今仍然在位。苏联活了69年，超过了许多民主政体。面对持续数月的全国性抗议运动，伊朗也暂时证明自己有着出人意料的适应力。

这并不等于说这样的体制有更好的治理。只是它们在遭遇那些导致其它政府倒台的事件时，存活下来的几率高了将近五倍，例如大规模动乱或暴力的权力斗争。

两位学者认为，这些政府的适应力来自让它们获得权力的革命。革命运动通常会把旧秩序的方方面面斩草除根，从商业领袖到官员集团到行政官僚机构。

革命者在这些位置上安排自己的人，于是就很少会有内部敌对或威胁——缺少了抗议运动所需要的那种在权力高层的裂隙，而要迫使领导层做出改变，必须有这样的裂隙。

这样的体制有着颇强的凝聚力。因为分歧或权斗是在通过革命上台的革命者之间进行的，他们会合力保持现状。

莱维茨基和韦表示，这种革命特性所带来的适应力在中国体现得格外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机构化的政党官僚机构。在内部实施的权力等级制度。对安全和军事力量进行无处不在的政治控制。从企业董事会到地方村镇，一切都有着深刻的政党根源。

即使最强大的政府也有极限。但两位学者认为，中国可能会是“近现代最持久的政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