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防疫加追查抗议者，中国政府双管齐下恢复街头平静（组图）

中国官员上周宣布了新的放松措施，而同时该国正在抗击最严重的一轮疫情暴发。据政府数据显示，中国上周四报告新增近3.4万例本土感染者（截至发稿，中国已公布周日新增近3万例本土感染者）。

不过北京市政府表示，将允许某些身体状况不宜转运至方舱的新冠患者居家隔离，包括孕妇和老人。在南方大都市广州，政府取消了持核酸阴性报告才能进入办公楼和交通设施等公共场所的要求。视频显示，此前在广州，抗议者与穿戴全套疫情防护装备并携带防暴盾牌的警察对峙。

抗议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即便是最近的反封控抗议。尽管中国以社会治安良好而闻名，但研究人员收集的数据显示，抗议活动在中国经常爆发。中国政府称之为“群体性事件”。总部设在美国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中国异见监测(China Dissent Monitor)项目研究负责人Kevin Slaten表示，最近的反封控抗议活动与一些规模较小、不怎么为外界所知的异见表达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不同。

Slaten表示，今年早些时候以来，地方一直有对防疫限制措施的抗议。他表示：“但最近情况发了变化，不同地方的抗议活动开始彼此呼应，并凝聚成一个更大的、对动态清零政策感到不满的集体‘我们’。”

由于没有独立的媒体可发声，也没有办法通过投票表达意见，怀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中国民众往往觉得抗议是唯一能发声的途径。研究人员表示，中国有大量的抗议活动没有被媒体报道，原因可能是抗议发生在偏远地区，或者本质上属于地方性事件，也可能是审查人员压制了有关这些抗议活动的信息。但能被记录下来的那部分信息让外界了解到这些抗议活动有多么普遍。

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之家今年6-10月记录了中国各地近600起涉及游行、示威和阻塞道路的集体抗议事件，其中近八成事件的参与者超过10人。Slaten说，研究人员追踪抗议活动的方法包括，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使用关键词进行搜索、依靠国内和国际媒体的报道以及当地非政府组织网络。

大多数记录在案的抗议活动涉及住房项目的延误、财务纠纷或欺诈，抗议者针对的要么是地方政府，要么是个别公司。

抗议活动频发可以追溯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借助机器学习和在微博上的关键词搜索，发现从2010年到2017年，至少3人参加的抗议活动共发生超过13万起。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政治学教授Christian Göbel使用类似的方法统计后发现，2009-2021年，中国共发生了超过83,000起抗议事件。

据Göbel称，这些抗议活动几乎都集中在涉及范围较小的地方性问题上，很少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至少没有直接针对中共的领导。

他表示，事实上，很多诉求都是向中央政府提出的，这意味着示威者经常向中央政府求助。中央政府过去通常容忍这种抗议活动，因为它们起到了社会压力阀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种警报系统，提醒注意正在发酵的问题。

研究人士称，自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抗议活动发生的频率降低了，部分原因是中国领导人对抗议活动予以更强硬的回应。自由之家记录的案件中，主管部门以压制作为回应的约占四分之一，此类回应包括动用国家暴力或实施拘留。但在超过10%的抗议活动中，示威者成功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让步。

自由之家的Slaten表示，主管部门的一个常见策略是，首先镇压抗议活动，并防止发生更多抗议，之后往往也做出让步。

有时，抗议活动甚至可能迫使国家政策发生变化。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收紧了房地产开发商的信贷渠道，以抑制国内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结果导致许多期房楼盘烂尾。购房者发起停止偿还房贷的抗议后，中央政府于9月设立了特别救助基金，以帮助开发商建完住宅项目、完成房屋交付。

其实在上上周末的抗议活动发生之前，疫情防控政策就已经是局部骚乱和反抗的一个常见诱因。在富士康科技集团(Foxconn Technology Group)旗下位于郑州的全球最大iPhone组装厂，员工在抗议一场由疫情封控引发的合同纠纷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住在上海的33岁荷兰人、营销总监Jaap Grolleman回忆说，在春天上海那次漫长封控期间，居民们曾通过集体敲打锅碗瓢盆来表达不满，以及要求抗疫控制措施的实施更人性化一些，或者有所改善。

Grolleman称，11月底，也就是中国大规模抗议活动爆发前几天，在他位于上海东北部杨浦区的住宅小区里，一些邻居对为期两天的临时封控表示不满，当被叫到楼下接受核酸检测时，他们拒绝戴口罩。一些有生意头脑的居民违反规定，在院子里临时支起了煎饼摊和菜摊。

上上周五，在西部偏远地区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人们对疫情管控措施的不满情绪爆发。当地居民指责封控措施造成至少10人在一栋住宅楼的火灾中遇难。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至少六个其他大城市也发生了类似抗议活动。

在某些情况下，对防疫措施的抱怨升级为要求中共和习近平下台的诉求，自1989年亲民主抗议活动以来，国内还未曾出现过这种令人震惊的公开反抗活动。Slaten提醒称，那些呼吁政权更迭的人不一定代表大多数抗议者。

对于抗议疫情政策的活动，中国有关部门的反应与对习近平任期内其他小规模抗议活动的响应方式如出一辙。在上述示威活动过后的几天里，警方分布在抗议地点和其他敏感位置，以防止新的集会。他们还开始使用智能手机数据，包括来自该国无处不在的疫情追踪应用程序的数据，用来识别、拘留和讯问参加抗议活动的人。

网络空间监管机构同样也在互联网上展开了打击行动，进一步收紧审查，并采取行动限制对虚拟专用网络(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简称VPN)的访问。VPN允许用户避开国内的互联网过滤系统。

与此同时，在没有直接承认上述抗议活动的情况下，卫生相关部门围绕疫情控制的信息口径有所改变，暗示将加快放松限制的计划，他们强调称，与以前的变异株相比，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症状相对较轻。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上周四在北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包括普通民众健康意识提高在内的一系列因素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件。孙春兰是中国政府负责疫情防控的最高官员之一。

孙春兰没有提到“动态清零”，这是中国政府此前用来描述其防疫战略的专用措辞。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最近的评论文章也不再使用这个说法。

广州政府部门不仅放宽了核酸检测要求，还移除了封控障碍物，允许餐馆和商店重新开门营业。

野村证券的中国经济学家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孙春兰的讲话和广州防疫政策的放松或许预示动态清零将走向结束，不过他们也警告称，迈向与新冠共存的步伐可能仍将缓慢、成本高昂且波折不断。

公共卫生官员表示，尽管中国三年来实行了一些堪称全球最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但仍然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放松管控的后果。政府数据显示，实际上在疫情期间，扩大医疗资源（比如医院床位）的投资放缓了，因为资金被转而用于进行核酸检测和隔离。疫苗接种工作也停滞不前，许多老年人没有获得足够的免疫保护来应对新冠病毒。

生命科学研究公司Airfinity最近的一项分析显示，取消动态清零的政策可能会使130万至210万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有鉴于此，中国政府认为别无选择，只能缓慢行动。

研究人员说，渐进的政策变化，包括加速推进疫苗接种，是否足以平息公众的愤怒还有待观察。

分析人士称，对于许多参与抗议的年轻人来说，抗议活动体现出对于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生活面临的限制所带来的广泛焦虑，这种焦虑可能会在疫情过后继续存在。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Slaten表示，社会运动并不总是沿着直线发展的；但是对生活的不满往往就是那个促使广大民众发起行动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