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冲击下香港基层家庭及儿童面临哪些心理健康挑战(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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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因为小孩可能在学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情绪有点不稳定。我们坐公交车回来,总之他就是很不高兴,然后他到站了不做声地就冲出车门。我跟他哥哥因为还要背书包,来不及抓住他......我下车后开始找他。当时真的是又气又怕。因为我们搬到这边新区才一年多一点,他自己又这么小,才七岁左右,我整个下午都找不到他。我想他会不会自己上楼,跑回家,结果他也不在。当时因为爸爸也不在身边,我整个人都好像软了一样,塌下来了。还好,哥哥还跟着我一起,陪我找人”。
这是家住香港九龙深水埗的徐女士的心声。
有研究指出,新冠疫情爆发后,各界对于儿童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关注。在生活压力紧绷的香港,儿童心理健康也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香港“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慈善基金会2020年发表的综合研究报告,世界卫生组织(WHO)估算有近四成的香港中小学生可能有难以集中精神、感到焦虑以及失眠的问题。
尤其当新冠疫情爆发时,学童在家上网课,失去平常在学校习惯的人际互动,心理的调适比成人年需要更多时间,也会以电玩或耽溺网路、电视等方式转移压力,家长对此或不了解,产生越来越多的摩擦。儿童乃至家长的精神健康,都慢慢有了问题。
图像来源,THE WEMP FOUNDATION 基金会与学校举办电影放映讨论活动 邀请家长参与
BBC中文访问了两个香港基层家庭的母亲以及专业人士,了解他们的心声,以及香港儿童心理健康面对的挑战。
儿童心理健康
图像来源,EPA 在生活压力紧绷的香港,儿童心理健康也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图为11月4日,七人榄球赛球迷和学童站在香港大球场外准备入场观赛)。
今年40多岁的徐女士与许多来自基层背景的香港家庭相同,先生在外工作,自己尽全心照顾家庭。徐女士大儿子小时候被诊断有轻微自闭症,小儿子则诊断有过动症。她说,两个孩子“一动一静”,起初在缺乏了解的时候,自己与先生是用尽心力教导,但是由于来自劳工家庭,夫妻平常很难接触到专业协助或资源。
一开始,在面对小孩的情况时十分棘手,家务之外,要照顾先生和小孩,疲累的情绪也开始不知不觉影响到小孩。2020年疫情爆发,小孩开始上网课,几乎每天都是24小时要面对彼此,亲子间的摩擦越来越严重。
事实上,徐女士的案例并不特殊。最近越来越多的香港研究指出,在生活压力紧绷的香港,儿童心理健康的问题越来越难以忽视。
此外,中低收入的基层家庭在香港更难找到协助网络及资源。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在2020年访问了近600名18岁以下的香港居民,发现有超过60%的受访学童表示心情差了,近50%更经常无故发脾气,亦有近40%小朋友时常与家人吵架争执。面对这些问题,一个特别关注基层家庭儿童的非营利基金会“爱望基金”(The WEMP Foundation)在去年成立后,参与协助香港儿童面对心理健康挑战。
疫情冲击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2018年全港共有约102万18岁以下的儿童,其中约23万名儿童来自贫穷家庭,领取综援或父母从事低收入工作。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对全球儿童及青少年来说又是一个更大的心理冲击。面对疫情,学校时而停课,学童在家上网课对他们及家长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及冲击。
据2020年5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由于新冠疫情145个国家决定停课关闭学校,全球共有16亿少年儿童受到影响。除了正常的学业被打乱,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学习也中断了。即便回到学校,遵行社交距离都不容易。
英国雷丁大学(Reading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杜德(Helen Dood)便向BBC解释,严格执行社交距离规定对年幼的孩子们特别困难。唯一能使规定执行的办法就是实施非常严格的控制措施,但“这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很不好。”
“儿童需要感觉他们有自主权,他们有自主空间,他们可以自己做决定,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掌控。”
但是,除了疫情冲击之外,儿童面对疫情冲击下的心理调适,在贫富差距甚剧的香港,来自基层劳工家庭儿童面临的精神压力问题越来越显著。
换言之,不同阶层家庭的儿童面对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相似,但对于基层家庭的儿童,他们能够就医或寻求专业协助的资源,或身旁有社会网络的支持比起中上层的家庭少了很多。
据香港统计处资料,2018年全港共约102万18岁以下的儿童,其中约23万名儿童来自贫穷家庭,领取综援或父母低收入工作,“儿童贫穷率高达23.1%”。
此外,根据“爱望基金会”对香港医管局数据的研究显示,2022年度香港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门诊新症数目超过13,000宗,最长的轮候时间需约20个月。
支援与应对
面对困境,香港临床心理治疗师崔仲君(Nastassia Tsuei)对BBC表示,据她的临床经验观察,有关网课对偏远地区与基层的孩子,或对家庭来说都会成为负担:“除了通讯设备以及购买无限上网数据的费用,还需要足够的网速。”
崔仲君解释称,譬如住在新界郊区的话,许多地区没有光纤网路,而负责的电讯公司也只有一家,网速最快是6M,但是多家住户分流,可能每家网速也只有1M。她说:“所以对孩童来说,能否好好地上到网课都是一个问题,起跑点已经不同,都会造成心理压力。上课的时候网路断断续续,也一样让人心浮气躁,无法好好学习。大人小孩压力都很大。”
许多心理学研究也分析指,劳工家庭出身的儿童在当今社会面临更多的精神压力。譬如,美国康奈尔大学2017年的研究分析,在贫困中长大会使孩子承受更大的压力,这可能导致以后的生活容易出现慢性长期的心理健康问题。
“爱望基金会”因此将支援工作集中在家庭平均月收入少于2万港元(约2500美金)的地区,包括一些贫困家庭及中产的社区,并与小学合作为这些资源较少的儿童提供支援和服务。
图像来源,THE WEMP FOUNDATION 徐女士一家四口的合照。
徐女士在电话中向BBC表示,以她的两个孩子为例:“一个安静,一个过动”。她说,跟他们沟通的话,又需要用很多不同方法。最后,在学校老师的推荐下,她参加基金会与学校举办的工作坊,希望学到亲子沟通技巧,以及自我情绪的调理。她说:“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挺累的。人家的小朋友可能到2到3岁时,表达能力可能就已经很好了,对吧?然而我的小朋友可能要讲10次、8次,甚至讲更多次,他也未必会听你的。对我来说,觉得这会比较苦恼。工作坊有时候也会教会我们一些怎么舒缓自己情绪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些还是挺有帮助的。”
有类似经验的还有张女士。住在新界的张女士,十多年来前从中国大陆移民到香港。与丈夫几年前因故分开,目前是一位单亲母亲,靠着政府补助支援以及打一些零工独力抚养两个小孩,生活并不容易。
疫情期间,十几岁的女儿与儿子,关在家里上网课,三个人相处,她看到小孩早晚打电玩游戏,自己除了担心疫情之外,对于小孩是否荒废学业也很紧张,与孩子们开始有很多摩擦。她告诉记者,特别是儿子有学习缓慢的问题,但她一开始没有认知到,看到小孩一天到晚打电玩,想要阻止或多说几句,因而跟小孩的摩擦越来越严重。张女士说,在面对困境时,家长也会有罪恶感,自己的身心情况,也出了问题。
张小姐说,学校老师发现问题后,即时提供协助并建议她参加工作坊,听从专业人士的意见,了解小孩心理健康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崔仲君告诉BBC,虽然许多研究直指电玩或网路游戏对小孩的身心有负面影响,但她观察到的是,在疫情压力下,孩子打电动减压,有时也可以减轻无助感,亦是一种交流,“至少游戏中可以和其他同学一起玩”。
徐女士则感叹的说,有时候在地铁或巴士上,小孩情绪开始不稳定时,常看到乘客投射过来的眼光,似乎在指责家长怎么不会管小孩,“没有家教”,放任小孩吵闹。她说:“我也没有力气去解释说小孩其实有情绪问题,已经很努力了”。
她亦同意,这些年来自己有时候心情低落时,“为什么我的小孩会这样,别人家的小孩都不会”的类似情绪,难免会出现,“但两次他们主动过来帮我按摩时,说妈妈累不累了,这一切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了”,她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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