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科学的现代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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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磊：无法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并不是缺乏资本，也不是缺乏技术，而是缺乏一整套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的安排来支持对高端产业形成需求的市场机制。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引发了普遍的关注，也引发了一些不同的解读。那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与西方现代化完全相反现代化的观点固然有失偏颇，但是中国的决策者仍然需要注意无论是什么样的现代化，都必须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走科学的现代化的道路。笔者以为，建立一套能够支持市场对于高端产业产生需求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的安排，则是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课题。

对中国式现代化不宜误读

二十大的报告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伟大复兴，不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一些解读因此把中国特色现代化解读为与西方现代化相反的现代化——西方有的中国就不能有，西方没有的中国才能有，这显然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严重误读。

例如，有评论认为美国的现代化有消费升级，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就需要艰苦奋斗，如茅台等奢侈品就要受到打压。微观经济学对奢侈品的基本解释是虚荣效应，就是要让更富有的人有更好的体验和感受。如果回到了富人都要夹着尾巴做人“重农抑商”的时代，如何去激励人们去创造财富？二十大报告再度重申了到203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目标，这也意味着物质产出水平的高低仍是衡量中国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最关键的指标。如果创造财富、拥有财富变成了一种不良行为，当然无法实现现代化。

实际上，二十大报告明确说明中国式现代化虽然“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但是也提及“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一些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解读确实有失偏颇。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是科学的现代化

但是，如何实现人均产出可持续的增长，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笔者以为有一些客观的、科学的规律需要尊重。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资源分配尊重市场机制、收入分配也要基本尊重市场机制、法治建设要保障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在资源供给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实现产出的最大化最重要的就是资源配置的优化。在市场机制下价高者得是所有资源配置方式中唯一没有效率损失的配置方式，当然也是实现总产出最大化的配置机制。广义而言，资源配置的方式可以包括排队、凭借年资、按照和领导关系的好坏等等。但是，无论是排队、熬年资、还是讨领导欢心都不是生产性行为，也不会增加社会财富；而在市场机制下，为了获取资源需要付出的是最高的对价，那么支付价格的人需要从事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才最大程度上增进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尔钦有一句名言：“市价决定什么比市价如何决定更加重要。”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走向富裕与繁荣的不二法门。

如果说市场机制改善效率的争议不大，那么在收入分配领域许多人常常担心市场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然而，经典的福利学第一、第二定律证明了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中，竞争可以自动实现资源配置和收入的“帕累托最优”；且每个人的收入只与自身最初状态的资源禀赋有关。因此，可以通过设计一个一次性的税收调节，调整初始资源禀赋，使得个体最终的收入差距减少并且不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也就是相当程度实现“大同社会”。在现实中，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与理想的模型有差别，一方面是市场并不完美，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领域也做的不够，另一方面也是在大量领域并没有让市场来配置资源，权力寻租等因素扩大了贫富差距。对欧美等市场经济已经比较完善的国家而言，改善收入分配可能需要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而言，更充分的市场化也是减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

推进国家现代化，更重要的是法治保障市场机制的运行。市场是无处不在的，在中国古代，在今天收入较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都可以看到市场机制的运转，但是并没有出现经济繁荣和现代化。这是因为在法治存在明显缺陷的情况下，市场交易的深度与广度都非常有限。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劳动力甚至比中国还要便宜，但是在基本财产权和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制造业并不会向这些国家转移。反过来，中国的工程师，科学家，甚至金融从业人员比美国也便宜，但是也只有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也是因为更高端产业所需要的法治环境在中国并不完全具备。举例而言，所有的市场交易都要以信息对称为基础；在证券投资等金融交易的背后，要有一整套不受或者较少受到各种权力干预、能够对所有弄虚作假严惩不怠的司法制度进行支持；发达的法治支持了纽约、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反过来，菜市场上买卖大白菜的交易，购买者只需要用手掐一下白菜叶子就知道白菜是否新鲜，对制度的要求较低，中国的菜市场和发达国家相比才毫不逊色。

中国式现代化仍需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

如果考虑到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坚持党的领导”等一些中国国情和特色的坚持，笔者以为一些重大的实践与理论问题仍然需要有新的突破。

西方国家基于宪政和分权制衡的现代化，比较有效的约束了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保证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也约束了权力寻租的范围和深度。对于中国而言，在政府权力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如何把“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落到实处？如何避免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仍然需要理论和实践方面寻求新的突破。

西方国家基于宪政和分权制衡的现代化，也有效保障了法治的运转。法治，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了政府的权利与义务。可以问责的政府保障了产权的确立，合约的执行；而分权的安排，也约束了公权力对于产权的侵犯，对合约的践踏；为市场在各种不同领域、包括知识产权、金融交易等高端领域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对于中国而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是否可以证伪西方人普遍认为的“只有权力才能制衡权力”的一贯认知？也需要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突破。

从索罗经济增长模型来看，人均产出的增长仅仅需要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资本的流动基本自由，而科技以及管理经验的转移从物理上而言仅仅需要一根互联网线——如果微软公司愿意，它可以在西安、约翰内斯堡和西雅图同时使用它的专利和代码并建立研发中心，现代化理论上讲似乎并不应该很困难。但是现实中，能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仍然屈指可数。就笔者看来，那些无法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并不是缺乏资本，也不是缺乏技术，而是缺乏一整套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的安排来支持对高端产业形成需求的市场机制——而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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