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健康码存在限制个人权益，北大教授：彻底退出势在必行（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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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防疫“新十条”措施发布之后，多地相继取消出入公共场所查验健康码的要求，“通信行程码”亦在服务了1034天之后下线。

《上海法治报》周五（23日）刊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锡锌的评论文章，称随著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健康码彻底退出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内地防疫“新十条”措施发布之后，多地相继取消出入公共场所查验健康码的要求。（视觉中国）

文章指，健康码将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是技术权力与国家权力深度融合的典型样本，不过“黄码”、“红码”、“弹窗”近三年来成为很多人焦虑不安的生活体验，今后无疑也将成为最深刻的全民集体记忆。

文章认为，健康码通过採集个人身份信息、疫苗接种、核酸检测、场所等行程轨迹信息，集合大数据分析，对个人疫情传播风险进行画像，做出相关自动化决定。基于这种数字工具的风险判定，进而管理主体採取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可见，健康码的底层技术是对社会成员的大数据监控，通过大规模、持续化、高强度的监测、评价和管控，进行风险防控。”

文章表示，健康码作为治理工具必然涉及到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利的此长彼消。虽然政府疫情风险管控能力大大提升，但这是以限缩个人权益和自由为对价的。“健康码对个人进行全方位监控，处理大量涉及隐私的敏感个人信息，实施大数据分析及相应的风险判定，进而採取隔离、封锁等管控措施，无疑都对个人权益产生限制和克减。”

文章指，健康码是对个人权益产生限制和克减。（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文章指，将技术、管理和个人权益进行权衡的治理逻辑，只有在应急管理场景中才可具有正当性。如果说在疫情防控早期，健康码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的话，随著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变化，健康码继续存在，本身就将成为问题。

文章又称，今日之中国，新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治理场景，在带来显著治理效用的同时，也对社会心理造成巨大衝击。技术手段一旦得以应用，是否会形成惯性和路径依赖？是否会形成新的权力—利益格局？这些焦虑和担忧已瀰漫于当下。健康码在完成其特定阶段的能效后功成身退，不仅可以增进政府公信力，还可彰显技术可逆性，这对迷茫于当下社会中的技术恐慌和社会焦虑具有一定的抚慰和疗癒功能。

文章强调，随著疫情防控策略重大调整，健康码退出已势在必行，并且不能打埋伏、留尾巴。健康码应从中央和各地的应用端下线，停止数据处理和服务，并依法删除已收集处理的信息。“基于特定应急管理场景、特定权责、特定目的而生的健康码，若超出这些特定时空场景和法律环境，必将面临合法性和正当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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