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为什么澳洲政府对大部分新冠研究和建模保密？（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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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冠病毒SARS-CoV-2首次被发现时，全世界科学界进入了极度忙碌的阶段：研究这种新的病原体，了解它的传播和影响，并在创纪录的时间内研发出了疫苗。

这预示着一个伟大的合作时代，研究人员跨越机构和国界进行合作，实时分享他们的成果。

如果所有的研究都被政府锁起来，这项工作就无法完成。但是在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这样做。

一位参与为政府提供预测的研究人员甚至称，澳大利亚的做法“损害了我们的公共讨论”。

在澳大利亚国内，流行病学家和数学建模者已经努力工作了三年，而且还在继续。

他们制作了模型来指导我们度过疫情大流行的紧急时期，帮助制定重新开放的“全国计划”，而且他们现在仍然在对各地的疫情大流行况进行定期预测和评估。

但是，澳大利亚各级政府出于不明确的原因把脚踩在刹车上，通过阻止大部分工作得以发表，来减缓科学的传播。

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

例如，澳大利亚各级政府委托墨尔本大学协调进行研究，每周制作态势预警模型。该报告包括分析每天有多少病例被遗漏、人口行为的趋势以及州一级的病例与医院占用率的预测。

一些高级别的研究结果每周以全国内阁同意的格式发布，包括对有效繁殖数量的估计。但那些预测被政府用来指导其决策了吗？没有。

除此以外，政府还在进行每周行为调查。那个新冠病毒公众依从性调查（COVID-19 Public Adherence Survey）“研究人们对所实施的公共卫生措施的看法、经历和行为”。

这是一项有助于回答重要问题的调查，即有多少人接受了新冠检测以及他们接受检测的原因。它有助于政府了解有多少人在积极进行社交隔离或佩戴口罩或遵循任何其他公共卫生准则。

我可以告诉你这项调查是存在的，但我不能告诉你这项调查的任何结果。因为它们还没有被公布。

这些信息对于还没有被政府部门雇用的更广泛的科学界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

这会意味着一直在制作自己的模型的其他那些学者原本可以使用最好的可用数据。相反，在疫情大流行的头两年，许多独立于政府的模型显然不如政府使用的模型有用。

由于为政府工作的研究人员不能自由发言，而基于低质量公共数据的模型却获得了大量的媒体报道。

错过了一个强有力的公众信息

发布更多的数据和模型将有助于让公众了解即将发生的事情以及对未来几波病毒潮的预期。

例如，在德尔塔疫情爆发期间，媒体上爆发了非常响亮且激烈的争论，即人们没有认真对待眼下的情况。

不断有呼声要求制定更严格的规则和更严厉的惩罚措施，以打击在悉尼和墨尔本部分地区蔓延的疫情。

负责制作态势预警模型的墨尔本大学传染病动力学小组负责人詹姆斯·麦考教授（James McCaw）说，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

他说：“不幸的是，当时没有公开的数据显示，人们对命令的遵守程度仍然很高。”

“当时是有机会的，如果数据被公开的话，社会能够亲眼看到它仍然在严肃对待疫情时期的命令，而且我们的社会成员也在遵守这些命令。

“这将是一个强有力的、积极的信息，帮助人们坚持这一做法。”

“破坏性的保密文化”

在其他国家继续应对疫情大流行之际，公布这些数据也将有助于研究人员和海外政府。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这样说，因为这正是澳大利亚在做的事情。

态势预警的建模者使用了海外的数据，包括英国的流行率调查，以帮助校准他们的模型。

说白了，澳大利亚使用来自英国的公开数据为预测提供信息，而这些预测结果却保密。

蒙纳什大学的罗布·海德曼（Rob Hyndman）教授所在的团队负责为所有州和领地制作每周新冠病例数预测。

他称这是一种“围绕数据的保密文化，正对我们的公共讨论造成了损害”。

以下是他在国际统计学会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们能够把所有州的病例数量组成一个相对较好的数据集，但我们被明确禁止公开这些数据，尽管我们的数据比媒体上出现的数据更准确。”

“各州州长会通过含糊地提及‘建模’来证明他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我们更希望能提供我们的预测结果。质量好的数据和预测被保密了，而可获得的是质量较差的或者是过时的。”

澳大利亚是时候回报社会了

澳大利亚政府掌握着大量关于这场疫情的信息，但他们通过保密局限了这些信息的价值。

这是为什么？这些信息对隐私或保密性没有影响，而且这些数据都是由政府拥有的，所以没有明确的合同障碍。

以下是海德曼教授在12月发表的看法：

“这导致了更糟糕的分析，这意味着政府的透明度更低，它滋长了对政府的不信任，因为不清楚为什么做出这些决定。

“公开更多的数据会引领进入一个更好的社会。”

当我询问时，联邦卫生部门的发言人没有回答我一针见血的问题，即是否有任何理由不公开发布态势预警模型和行为调查。相反，他们指向正在公布的每周数字。

在澳大利亚，我们从海外模型和数据的公开发布中获益深厚。

现在，当我们进入疫情大流行的第四年，也许是我们回报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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