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针对中国旅客的防疫政策不利于全球抗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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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病毒及其变异使全球公共卫生依然面临严峻挑战。意识形态偏见、种族优越感依然是全球抗疫分化、立场对立、矛盾激化的根源。

中国政府在去年12月初实施新防疫政策，国内的防疫措施实现了较大的转变。目前国门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民众可以自由地前往世界各地。然而中国开放国外旅游却招致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不同程度地采取近乎“歧视”性的防疫措施。这些国家对中国新冠感染激增表示“关切”，担心有可能导致新的变异株，并认为中国政府不愿与其他国家分享新冠病毒数据，存在信息“不透明”。

这种仅单纯针对中国人的海关执法，也引发了美国媒体的热议。《纽约时报》发文指出，如果不进行全员检测、对接触者进行追踪，以及对戴口罩有强制性要求的话，按出发地实行选择性疾控措施的唯一成功之处就是把以中国游客为主的人群挑出来，重新激起猖獗的反亚裔仇恨情绪。美国以及采取了类似做法的其他几个少数国家（如意大利、印度、日本和英国）只不过是在国内巨大的种族主义情绪影响下做出了强烈的条件反射，而不是采取了合乎逻辑的政策。担心中国的感染病例激增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变异株出现，尽管已被证明免疫逃避能力更强的奥密克戎最新亚变种XBB.1.5已在美国迅速传播，却并没有导致戴口罩的全国性强制令，或引起人们的惊慌。美国政府只把来自中国的新冠病毒视为真正的危险，把在国内传播的毒株视为“更温和的感染”，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重弹亚洲人是“病态另类”的几百年的老调，重提新冠病毒实际上是“中国病毒”的观念。这让美国的亚裔可能再次成为种族主义者针对的替罪羊。中美在围绕新冠的公共卫生领域的明显不信任和沟通渠道不畅，导致的误解和误判使得两大国又出现新的对立。

新冠是全球公共卫生罕见的灾难性事件，全球所有国家均受到冲击，像柬埔寨、缅甸等国家早早选择“躺平”，中国政府在经历各类尝试后，付出巨大的代价，选择调整防疫政策。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均采取“区别性防控”措施应对中国旅客，要求他们在抵达之前和抵达之后提供新冠病毒测试阴性证明。比如，法国政府宣布，从中国前往法国的旅客在出发前必须提交病毒阴性检测证明，落地实施随机筛检，并要求航班内所有旅客都必须戴口罩。英国政府宣布从中国前往英国机场的旅客必须提供出发前的新冠检测阴性证明；为监测病毒变异，保留对抵英的中国游客进行抽样检测的可能。美国政府在12月28日宣布所有进入美国本土的中国旅客，在离开中国登机前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证明该乘客在过去90天内已从冠状病毒中恢复。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说法，可接受的是“经批准的医疗机构或远程医疗服务机构管理和验证的核酸测试或抗原自我测试”，这些规则也适用于来自香港和澳门的旅行者。

目前，新冠疫情还在全球流行，国际社会还没有研发出特效药和疫苗，更没有公认有效的治疗方法，人类与病毒的战斗依然处于攻坚阶段，合作理应成为主流，物理阻隔已经被全球多数国家证明不利防疫。美国和欧洲国家其实拥有足够的数据和临床研究证明疫情难以被物理隔离，但依然执迷于实施“差异性”防疫政策，从意识形态与政治考虑出发，有选择地执法，这自然会引起有识之士的反对。比如，法国病毒学家布鲁诺•利纳表示，关于中国将出现新变种的恐惧纯属“幻想”，“与法国现在每天每10万居民440例感染的比例相比，每天来几十个中国人是微不足道的”，对游客进行检测的“政治意义大于科学意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专家杰弗里•沙曼虽然预测中国在2023年可能会有数亿人感染，但他也对限制中国旅客入境表达了反对意见。“我觉得这么做是没道理的”，沙曼表示，“旅行禁令的目的看似是为了把病毒挡在境外，但鉴于病毒已经全球传播，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

实际看，全球互联互通最为核心的是人员相互流通。疫情三年导致全球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全球化走弱不仅源于疫情导致的人员流通受阻，主要产业大国纷纷设置贸易和投资壁垒，力图使产业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转移。在生物制药领域则利用自身在疫苗及制药方面的优势，突出知识产权以寻求商业暴利（比如近期中国与辉瑞的商业磋商因价格问题没有达成合作）而非人道主义，进而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大规模地对接先进的药品和技术。中国在这三年的疫情中备受指责和批评，无论中国政府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还是目前决定开放国门，实现自由通行，中国始终处于“被指责”的境地。美国始终将中国定性为“行为他者”和“价值他者”，甚至违反科学常识，试图用“歧视性”防疫措施区别对待中国游客。在美国本土疫情依然存在变异种肆虐流行的背景下，这无异于“掩耳盗铃”。表面看似乎是为了安全，实际上依然力求中国自我“封闭”，力求让中国保持“孤立”状态，这是一种典型的“逆全球化”的举措。

回顾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历史，我们要认识到，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均在少经验和低准备甚至无准备的前提下与新冠进行缠斗。出错、闹笑话、偏见甚至发生对立、出现规模性的人道主义悲剧在所难免。各大国间的能力有差异，但在代价上基本没有差异。目前，病毒及其变异使全球公共卫生依然面临严峻挑战。意识形态偏见、种族优越感依然是全球抗疫分化、立场对立、矛盾激化的根源。从全人类福祉看，世界需要能够深刻理解这一危机，并站在人类福祉立场上提出判断，提供公共产品，合作制造新机，协调并整合全球力量回应这些挑战的领导力量。显然，包括美国和欧陆大国政府及跨国公司在内的行为体并未能积极地扮演这一角色，而是采取消极措施，结局只会无限地上演“低效”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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