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5岁国企内退，北漂当健身教练，攒钱在北京买了学区房，改变全家命运（组图）

我小名叫燕子，是奶奶为我起的。

我的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老兵，退下来后转业到军工厂，待过厂保卫处、防空指挥部，最后当了中学校长，他的一些工作一年到头总在出差。我的母亲身子不好，总要吃药。我是家中长女，底下有两个弟弟，家里的很多事都需要我来处理。有时母亲半夜生病，父亲不在家，总是我第一个冲出去找车，在凌晨三四点钟把母亲送到医院、叫医生。那时我才十来岁。

我今年62岁了，回望过去，才发现这种为家庭往前冲的惯性，贯穿了我的大半生。

小时候的我。

五岁前，我和奶奶在陕西的农村生活。我们住在泾河边上，我和堂姐去河边给羊割草、洗衣服。家家户户都认识，村里人见了我都会唱“小燕子，穿花衣。”我那时候皮，天天去偷西瓜。

后来被父亲接回河南后，每年暑假回去，他们看见我都喊“城里的贼娃子回来了，快看好家里的石榴树！”但村民们都特别喜欢我，眼瞅着我在树上摘果，不敢喊叫，怕我摔下来。

家门口的石狮子、高原和河流，爬树、玩水，就是我童年的碎片了。等到五岁，父亲把我带回河南上学。

父亲把我（右）和弟弟接回城里。

回到父母身边，我开始了新生活。这里是从北京迁过来的军工厂760厂，旁边是天津迁过来的755厂和134厂、116厂等，几个国营企业和军工厂一个挨着一个，我们有自己的农场、医院、食堂，还有小学和中学。

小学和初中，我最喜欢的是校运会，田径里所有投掷类的项目，标枪、铅球，要么拿第一，要么第二。我还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和排球队，平时会出去打比赛。

小学时的我（右一）。

初中时的我（第一排左三）。

我的运动天赋继承自父亲，他的篮球、乒乓球都打得很好，唱歌跳舞也在行。他虽然经常不在家，但只要他回来，每天都带我去打球、跑步。父亲教给我擒拿格斗，都是直取要害的招数，还教我走夜路的技巧，我靠着这些父亲教的招数，走到哪里都不怕。

高中时我回西安看奶奶。

改革开放后厂里军转民，开始做民品，1980年我进厂工作，一开始从流水线做起，厂里做的是电子原配件和收录机。我和先生都在厂里上班，虽然不在一个厂里，但我们经人介绍认识，很快就成了。

结婚前，我拿到了电大的文凭，是我们那里的第一届电大生，带着国家干部的指标。电大毕业后我回到厂里工作，就转干部做管理工作了。工作内容一下子丰富起来，做生产的协调、计划调度。刚开始，我对业务不熟，有时会遇到刁难，但我不露怯，只能慢慢去熟悉。

有时遇到加急件，必须加班加点干。我得去跟工人协调，因为机床上架着别的活，急件一来，工人要拆卸、重新上刀具和量具，工人挣钱是计件算，多出来的这些活是不算进工资里的。我去之前都先去各级领导的办公室溜达一圈，碰到领导我就拦住问，兜里装什么我看看。经常能搜出包烟，那时厂里规定不让抽烟，我就给带走了，带走后到车间分给工人，我耽误了工人的时间，得给人点补偿啊。他们一看，大中华耶。那时候工人哪里抽过大中华，每次我过去，他们都知道，我一来就有好处。

有时遇到刁难的情况，在锻造车间里，大炉子架着，夏天时工人们都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干活。整个车间又热又脏，谁都不愿意去。我得去催急件，直接下到炉子跟前和他们说，满身大汗地跟他们沟通。

一年后，我到哪都畅通无阻，工人们特别尊重我，他们说我是真正下到基层跟他们说话的人，不管环境有多脏乱。他们都叫我“大哥”，虽然我是个女的，但我总给他们发烟，工人们觉得，这是我哥们儿。当时我在厂里还做着工会的工作，在厂工会的组织下，我跟大家打球、开夏夜晚会和音乐会。

我（前排左一，我一直留着短发）们在开晚会。

我和同事在舞龙，我是蓝色衣服举着龙头的那个。

1987年，女儿出生。她刚出生时身体弱，一直要住院，加上那时父亲生病，瘫在床上，需要人照顾，我总得请假去医院，请的次数多了，单位领导不乐意了。计划经济时代，只要按时上下班就是好职工，考核看请假早退的情况。所以不管我的表现有多优秀，工作效率有多高，厂里评先进、奖金、升工资都没我的份。那段时间我总得守在医院，工作还一点没落下，人特别累，后来领导知道了家里的情况才算放我一马。

国企的工资不算高，但福利待遇好，过年时每个职工家里都堆着单位发的送礼的酒、带鱼、牛年肉，大到抽烟油机，小到女孩戴的头花、手套都发，基本没有花钱的地方。那时在国企里工作，是件非常自豪的事。

军转民后不久，厂里的效益不好，职工的工资最多发60%，一般发一半，一个月到手工资才几十块，加上先生那份，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我们不敢添一件新衣服，一年到头都穿工作服，女儿只穿校服。先生话不多，也不太爱跟人打交道，他的观念是多得多花，少得少花。我不一样，我从小就想办法想习惯了，一定要找找其他路子。为了赚钱，我还去路边卖过衣服。

1996年，女儿上小学五年级，我的时间也多了，心里一直想着补贴家用的办法。有天晚上，我出去遛弯，家附近就是市体育中心，我听到音乐。顺着歌声我走了进去，能容纳两三百人的大厅成了跳健美操的地方。那年父亲去世，照顾了他几年，我变得特别瘦，加上他离开的打击，那年我非常憔悴，人也快垮了。我咬牙花了30块办了三个月的会员卡，想着锻炼锻炼也好。

每天下班后，我就去跳健美操。上第一节课时我特别兴奋，我站在第一排的墙角，台上是领操员，跟着音乐和口令跳。连跳一个半小时，我的记忆力很好，舞步都能跟上。一节课下来，我的汗也出透了，酣畅淋漓，那年我三十来岁。

我的协调性和记忆力好，那些动作我很快就学会了，而且动作的清晰度好，这个动作需要多少力度、用到哪部分的核心力量，我很清楚。

一个多月后，老板忽然拍拍我的肩膀，我看你跳得不错，你能上去带带吗？那天教练没来，老板没辙，只能临时找人。我胆大，就上去了。一个小时跳操，半个小时练肌肉如核心力量，和现在的普拉提一样。音乐一起，我什么都忘了，跟着音乐喊口令，“这一节是四八拍”、“要转身啦”、“下一个动作”，情绪激昂，带得很顺，我越跳越自信。下课后，会员们围着老板，强烈要求以后这节课就跟着我跳了。

就这样，我成了健美操领操员，一节课收入5块钱。刚开始，先生不理解我，觉得我天天往外跑，以为我疯了。我跟他说，带课是有课时费的，他才不反对。从那时起，他就学着做饭。

我（左二）和其他领操员的合照。

我一天要带两节课，早上5点起床，去带第一堂课，晚上8点第二节，每节课90分钟。白天要上班，每天回到家都11点了，365天全年无休。

成为领操员后，我开始编操，在路上听到好的音乐，就进去找老板要歌。融合打篮球的动作、电视里的舞蹈动作，还把扭秧歌的动作按照音乐的节拍放进去，这在当时非常新颖。

有天我在健身房带操，市体育局的领导路过，看到了我。那时省里举办健美比赛，市里报名的人很少。我在镜子里看着他们在后边聊天，跳完操下来后老板鼓动我们报名，他跟我说，你上去肯定能拿名次。就这样，离比赛还有一两个月的时候，我报了名。当时我对健美比赛一无所知，也没有时间专门训练，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比赛。

我是西北人，大概带点游牧民族的基因，肌肉比较发达。比赛一共两天，分初赛和决赛。比赛有规定动作、自由发挥动作、展示动作三个环节。我现学现用，学着别的选手秀二头肌、背肌、腹肌。别人一用力还发抖呢，我一用力肌肉就出来了。我是健美操教练领操员，自由发挥动作也难不倒我。那次比赛，我拿了第三名。

第一次参加比赛。

回来后，我感觉非常对不起这块奖牌，因为我什么也不懂。从那以后，我带完课后就留下来，开始在健身房练肌肉。练了三四个月后，会员们问我，教练，你怎么这么有劲儿？脚下跟踩了风火轮一样，能蹦这么高。那段时间，我带操非常轻松。

在健身房里，我也交了一群朋友，我们有时搭着一起去比赛，也认识了体委的工作人员。随着对健美操的了解，我爱上了这一行。开始关注相关的资讯，家里堆满了健美杂志。去图书馆看书，通过体委的工作人员，了解了很多培训的信息。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国家级的健美教练员、裁判员和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培训。

那时考试很严格，有理论和实战考试。我有5年的跳操资质，通过体委开证明才能报名。到了现场，理论部分考完了，还得跳健美操的规定动作、自由发挥动作及国家标准动作，有好几轮，每年的过关率不到50%。

我拿到的等级证书、裁判员证及其他获奖证书。

所有的考试、培训都是我在业余时间内里完成的，非常忙。平时买菜、做饭我都是跑步进行，从来没能慢慢悠悠地，跟人唠个小嗑。拿到裁判员证书后，我就能去健美比赛里当裁判了。

作为裁判员，我和参赛选手合影。

作为裁判员，我和参赛选手合影。

非典过后，全国各地的健身房如雨后春笋般，河南也开了好多家。那时候所有的老板都巴着我，因为我走到哪，会员就跟到哪儿。我到各个健身房带课，拿到了当时最高的课时费，30块一节。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带五六节课。

刚好有个单位有个健身房，一楼是器械，二楼是大厅。里面的器械没人会用，放了好多年都扑灰了，大门的锁都生锈了。大家一商量，决定把这地方给我用，免房租。条件是那个单位的员工去健身要免费指导，同时我可以收社会面上的学员。就这样，我有了自己的健身房。一年营收一两万，我开始攒女儿的大学学费。

2005年，女儿高三，她学文科，很向往北大。她高考那年，我就在为整个家庭的以后打算了，北京文化底蕴深厚，女儿肯定喜欢，不管她考不考得上北大，我先去给她打个基础不好吗。

做了一年的心理准备，等她考完，分数不高不低，最后在河南本地上了大学。我也准备去北京了，我和她约好，我在北京等你。为她考北大的研究生做准备。她小的时候，身边的同学家庭背景很厚，有的是银行行长。她跟我说起这些时，我告诉她，你放心，妈妈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你这辈子一定会以妈妈为骄傲的。

女儿半岁，我们的合照。

2006年，我45岁，给领导发了内退申请。刚开始他不放人，我们聊了一天，他没说服我。我跟他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后走出去的机会，在厂里是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我想走出去。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可能有机会，也可能没机会。哪怕撞得头破血流呢，未知的东西才吸引我。

当时周围的人都说我疯了，你再熬两年就退休了，踏踏实实拿退休工资不行吗？我告诉他们，我是干部指标，得熬到55岁退休，还有十年，等到那时候我就彻底没有机会了，能抓住一点是一点。离开前，我把这些年做教练、开健身房的钱留给老公，把十万块交到他手上时，告诉他，这是女儿的学费。

8月，我背了个包，包里装着用塑料袋封好的资质和证书，拖着箱子，带了三千块钱来到北京北漂。我有个朋友在北京，先我一年来了这里。她在北七家上班，她的很多同事都在北七家租房，我就在北七家的农村里租了个单间，房租一百多块。

租的单间窗户只有两张A4纸那么大，整间屋子都是黑的，白天得开灯。房间潮湿，家具只有一张板床和圆桌，床是用两张长条凳支起来的，翻身时床咯吱咯吱响。家里没有卫生间，得去公厕。吃水也得到外面去打，晚上我回来得晚，接水洗衣服时总被邻居骂：“谁大晚上在那儿洗衣服呐！”我得偷摸到麦子地、玉米地旁搓衣服。

我跟先生从来都不详细说自己在北京工作的内容，永远都报喜不报忧、哄他。好在第一年他没来，不然看到这样的环境肯定把我拉回去了。

安顿下来后，我背着包在北京的各大健身房找工作。有的健身房看我年纪太大，拒绝我了。北京的健身房把教练分得很细：健身教练、瑜伽教练、私人教练、助理教练。在河南时我们不分，一个教练健美操、器械、瑜伽都教，应聘了好几家都没成功。后来经人提点，说你的证书这么多，这么牛的资质，完全可以做私人教练。

找工作的第十天，我来到回龙观一家刚开业的连锁健身房，直接应聘私人教练。那个主管是东北男孩，比我女儿还小两岁，当兵回来的。他问了我几个问题，腰间盘突出、膝盖受损的会员怎么带，我说了几点需要规避的点。他就说，明天你来上班吧。那时健身热，加上北京奥运会前的全民健身热潮，健身房非常缺教练，更缺女教练，所以我时常感慨，我一个60后踩了80后的风口。

我所在的健身房。

我开始了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9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开完会后十一二点了。我住得远，这个点已经没有公交了。我买了辆自行车，每天来回骑两个小时。路上黑，出了回龙观就没有路灯了，每天靠着月光骑回家。路两边都是树，树旁有很深的沟渠，再过去就是田野。晚上冷风一吹，有时也打哆嗦。路很窄，那时最怕对面开过来一辆卡车，车灯一晃眼，什么都看不到。没有月光时，眼睛瞪大了也得往前骑。

最难的不是这种身体上的折磨，头两个月我的压力非常大。我以前在老家时，有销售签会员，我们负责带课就行。来到北京，业绩要靠自己。每个月都要完成一定的业绩，第二个月完不成就得走人。刚来北京的满怀信心、意气风发全没了，挫败感铺天盖地，到了第二个月，我更急了，因为这个月再不出业绩，我就该走了。

谈不了课，每天硬着头皮给自己找活，擦器械、消毒、给别人递水递毛巾。陷入了无限怀疑自己的漩涡中：我在厂里多能说啊，怎么到北京话都说不出话了？晚上经常睡不着，大把大把地掉头发。那段时间的痛苦和压抑，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我现在只要听到当年健身房里放的那些歌，那种沮丧和绝望会立刻涌现。

朋友看到我这样，她说姐呀，你现在的眼神都是绝望的，我们不干了行不行？那时我就在咬牙坚持，不敢跟先生、女儿说。我要强，自己消化痛苦。

那时生活中唯一的温暖，就是每次下了班，顶着月光骑车回家，发现房东给我留灯。有时我骑三十多公里的车回到北七家都快凌晨三点了。我远远及看到房东大哥在门口或村口等我，见到我也不说什么，第一时间就把我手里的自行车接过去。我问他你怎么还不睡，他说大姐，你回来太晚了，我怕你出事。他们一家三口都非常善良。

因为没有业绩，头两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才一千多，身上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我就得熬，买一块钱一大袋的处理蔬菜和水果。

等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招我进来的主管也扛不住了。那天晚上他当着会员和教练的面，眼睛都瞪圆了，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再不出业绩就给我滚。我站在那里，自我怀疑、委屈、愤怒，什么情绪都有。心想我怎么混成这样了，在老家待着不好吗，为什么要来北京受这一份苦？一个多月来堆积的情绪在此刻爆发，我一句话没说，直接冲了出去。

我一边走一边哭，等到家时已经深夜了。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想着到底是直接走还是直面现状。早上我想明白了，走肯定是定局了。但我有那么多的资质，那么专业的能力，那给谁了？用哪了？既然带走是浪费，也没人知道我在这儿待过，我索性没有任何功利心、毫无保留地教出去。

想开后，那天下午我就尽自己的能力去教那些没有教练的会员，运动的损伤怎么办、这个动作的细节是什么，教完就走，不推销不谈卖课。那些人练完洗完澡后，过来说我请你当教练好不好？光是那天就成了3单。

我把面子放下后，反而放得开了，专业度也就出来了。就这样，还剩最后一周的时候，我每天出两三单，那个月的业绩是两三万，只要完成80%就可以，但我在最后一个礼拜冲到了当月的销冠，做到了3万，之后的每个月我都是销冠。等到2006年的12月，我能拿一万多的工资了。

我刚来北京时的照片。

彻底放开后，我之前在厂里积累的十几年跟人打交道的经验、迅速调整心态的能力立刻凸显出来了。像有些刚毕业的孩子，面对比他们大二三十岁、在各行各业有一定地位的精英，难免会怵。但我没有，不管是骨科医生还是大学教授，我都能谈成。所以说，人生的路不会白走，每一步都算数。

课多了以后，我每天都像打鸡血一样，早出晚归，有两三个月都没见过阳光。早上骑车出门，晚上天黑才回到家。从健身房开门的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不停地上课，中间顾不上喝水吃饭，如果哪个会员迟到五分钟，我就得抓紧时间去上厕所。晚上回到家是最累的，饿到头昏眼花时才反应过来今天没吃饭。家里什么都没有，直接冲到凉水管灌一肚子凉水。

等我的业绩好起来后，很多教练们都眼红，排挤、猜疑、诋毁就来了。他们会跟我的会员说，不要跟她练，这个老太太懂什么呀，她不专业；和主管打小报告，说我乱跟会员谈课，把人都吓跑了，好在后来会员还是把课买了；说我在工作时间不在岗，实际我在上厕所呢。我也不跟他们计较，都还是孩子呢，也就和我女儿一般大的年纪。

这事后来惊动了老总，这么不专业的老人，业绩这么好怕是只会销售吧？他找我谈话，说要不你别在这家店干了，去别的店转销售吧。我没有退路了，我说，你可以分析分析，我是新单多还是续课多，如果我不专业，怎么会有这么多会员续课。他沉默了一下，说这样，你带我练一节课吧。

那节课我带他练背，他以前是国家队的，也很专业。练的过程中我们不停交流，他点头、微笑，所有的主管、店长、教练都看在眼里。临走前他和店长说，这些事以后都不用跟我讲了。后来，好多有伤痛、高血压、心脏病、难搞的会员他们都会推到我这儿，我都能解决。他们就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个老太太我们不能撒手。

一年多后我有机会调门店，主管想让我去东城做高端店。我拒绝了，我说想去清华店。那时女儿上大二，在北京立住脚跟后，我该为她探路了。店面在清华南门的地下室，条件最差，我还是去了。

我在清华南门口店。

去了之后我接触的都是清华北大的教授、研究生博士生，干了半年后我跟会员的关系也好了。在聊天的过程中我跟他们说，我女儿想考北大的研究生，想找一些备考的资料。他们特别爽快，别找资料了，直接让孩子听课就完了，老师就在学校，教材是他们编的，课是他们讲的。他们帮我把听课证都办好了。

按照计划，女儿把必修课都修完后，她开始按照考研的科目，在北大、北师大、北京语言三所大学来回穿梭旁听。在北京时，她跟我一起住，我在农大附近租了间房，方便她上课、复习。后来她跟我说，妈妈，我在北京永远没有漂的感觉。

遗憾的是，最后考研的分数她笔试成绩差了4分，但她也不想去外地，就在北京工作了。

我给了她两年的试错时间，她做过旅游行业、外语培训、对外汉语老师，甚至去应聘过银行的大堂经理。她学习能力强，记忆也好，上手特别快。最后女儿跟着我的会员——一个清华的硕士做业务，她迅速成长，没走弯路。女儿用了不到一年，在工作上做到了除老板外最好的业绩，同时她拿了她那个业内最高的奖项。

女儿稳定下来后，家里接力棒交到她手里了，所有的大事都由她做主。她结婚后，我们开始准备孩子在北京的上学问题。2013年，我们在海淀买了套学区房。

女儿结婚，我和她合影。

买房那天，我没算明白，手续费还差5万，我给先生打电话，让他转钱。过了一段时间，他来到北京，看看究竟怎么回事。一看房本，吓一跳，你哪来这么多钱付首付？我说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挣的呀，从女儿来北京那天开始，我就为她存钱。他就在那里算，课时费多少，每天得花多少时间。我在北京的十来年，所有的苦都不跟他说。他说媳妇儿，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刚来北京前十年，我没有周末，也很少休息，拼了命工作。节假日时先生从老家过来，但我们不谈这些事。

后来女儿告诉我，当年我离开家北漂，先生表面上说你有机会就出去闯。实际上他心里想的是，“一个女人，你还想去闯？让你出去闯试试，看你能闯成什么样？”他跟女儿说，她怎么走出去，怎么走回来。他不知道的是，我当时下了决心，咬着牙要闯出一片天地，哪怕给人洗盘子、打扫卫生我都不会回去。

退休后，他来北京跟我生活，会体谅、理解我了。给我做爱吃的菜、到健身房等我下班、给我留灯。

两年前，他查出胰腺癌，那段时间，我陪他化疗、休息，把三十多年的点点滴滴都回忆一遍。他说出了藏在心里多年的怨气，他说媳妇儿，我知道你在外面是为这个家好，但是你考虑过吗，一个男人要顶家没顶上，你在外面闯，我在外人面前很没有面子，这么多年我的不舒服就在这儿。我才知道，这些年我不靠他，只顾自己一个人往前冲，忽略了他的感受。他一个人在河南，得有多孤独。这两年，我把工作完全放下，陪着他走完最后一程。

先生退休后我们还曾想着去哪里养老，他走之后，我才真正在北京定下来。女儿那时跟我说，妈妈，你把我带到北京，我要把你留下来。她靠自己重新买了房，把海淀的这间留给我了。

我喜欢健身，把家里改成了健身房。

但我心里清楚，我不能靠她养老，我必须很独立。我就这么个孩子，不想让她有这么大压力，我的未来必须靠自己。我投了很多保险，退休金和大病都有保障。

以前父亲生病时，我跟弟弟轮流请假，倒班照顾他。母亲身体也不好，也需要人照顾，当时我们甚至都在商量，谁辞职来照顾父母。父亲去世后，我和弟弟坐下来长谈，说我们就一个孩子，即使不能托他们一把，也不能给孩子在精神和物质上造成太大的负担，不能靠孩子养老。现在他受我影响，申请了延迟退休。弟弟说，姐呀，你还在往前冲，我哪里好意思停下。

先生走后，我把家里改成私教工作室了，白天在家里带课、在直播间里带着中老年人健身。我明年想去南极，再买辆房车，边走边直播健身，我要工作到80岁。

我在家里做直播。

我活大半生，愿望很简单。想起我45岁离开家那时候，有人说你在这儿是草根，到那儿也是草根，干嘛非要跑到北京去呢？我没想过翻身、跨越阶级，即使是个草根，也只是想到一个水土肥美的地方，继续做草根。

燕子不管南飞还是北归，都是在找最适合自己生长的地方。我喜欢北京，这座城市包容、多元，它给了我更宽广的世界。我偶尔带带外孙，跟着一群从专业艺术剧团退下来的演员演出，排一排歌舞和小品。更多的时候，我还在继续工作、直播健身。

我和外孙女。

有一次女儿带着外孙女和我一起去了长城的起点老龙头，她指着海里那颗又黑又脏又大的石头，对我的外孙女说，姥姥呀，是咱家的这个。

外孙女不解，姥姥怎么是块石头呀。

女儿告诉她，姥姥是根基呀，虽然很不好看不起眼，被水冲刷也好，被埋在土里也好，但没有这个根基，长城是盖不起来的。

*本文由燕子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燕子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