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澳大利亚议会里的性骚扰为何层出不穷？（视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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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议会再次经历#MeToo时刻。一周内，两位女参议员和一名未具名女性相继指称参议员大卫·范（David Van）性骚扰，导致后者在党魁施压下退出自由党。澳大利亚议会是否是安全的工作场所？

这一波三折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件起源于上周三（6月14日），维州自由党籍参议员大卫·范在参议院就反性别歧视专员关于议会工作场所的报告发言时，独立参议员莉迪亚·索普（Lidia Thorpe）在国会参议院插话时指责该参议员曾对她进行性侵犯。

参议员大卫·范当即予以否认，稍后更是发布声明言称已经联系律师。数小时后，参议员索普返回议会大厅，引用议会特权撤回方才言论，但表示对此事她有更多要说。

一天后，去年刚刚卸任的昆州前自由党参议员阿曼达·斯托克（Amanda Stoker）也站出来指控参议员大卫·范在2020年的一次社交聚会上对她有不恰当的触摸行为。斯托克女士说，她第二天就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她说，他当时道了歉，并称再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参议员大卫·范表示，自己记不得斯托克指称的事件，但这不是他会做的事情。

同样在上周四（6月15日），参议员索普再次在国会上发言，详细讲述自己在议会的遭遇，并称这些遭遇让她感到不安全。

与此同时，有第三位女士也站出来指控了大卫·范参议员。

自由党领导人达顿当天决定，该参议员不应继续参加自由党的党内国会会议，并建议他退出国会。

参议员大卫·范随后退出自由党，但仍留在议会内。他否认这些指称，并称他未获得程序公正。

议会特权是什么？

参议员索普运用议会特权指出同僚参议员对自己实施性骚扰和性侵犯，而不是像警方报案，引起了外界对如何运用议会特权的讨论。

首先要了解的是，澳大利亚的议会特权（parliamentary privilege）是一种保护议员或其他参与联邦国会程序的人士在议会中所说的任何话免受民事或刑事诉讼的权利，包括保护他们不受诽谤、藐视法庭和违反保密规定的起诉。

身为参议员，索普运用这一议会特权指责同僚对自己的性骚扰而不用害怕其法律后果。但是，她还是遭到了许多怀疑和嘲笑。

包括前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Barnaby Joyce）在内的一些人士认为索普不应滥用国会特权，而应寻求警方帮助。

而同为女性的联盟党前排议员布里奇特·麦肯锡（Bridget McKenzie）则对独立参议员索普利用议会特权详述议会大厦内性骚扰的指控表态支持。

她认为澳大利亚历代参议员都曾以“强有力”的方式使用议会特权来提出涉及公众利益的指称和事项，因此索普参议员”绝对有权利“使用议会特权来提出那些问题。

希金斯案至今仍在发酵

这是继两年前澳大利亚国会工作人员布里特尼·希金斯（Brittany Higgins）指控同事强暴以来最震撼外界的议会大厦内的性侵指控。而那起事件至今仍然甚嚣尘上。

当时，希金斯指控同事布鲁斯·雷曼（Bruce Lehmann）在2019年一次工作聚会后将她带到时任国防工业部长的办公室对她实施强暴。然而，雷曼对此一直予以否认，坚称清白。

去年对雷曼的刑事审判因陪审团不当行为而被中途终止。后来，原本打算重审雷曼的计划也因为对希金斯精神健康的担忧而取消。本月初，雷曼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会对希金斯提出起诉，指控她诽谤。

同样在本月，希金斯案件又掀波澜。在希金斯将手机交给首都领地警署进行强暴指控调查两年多后，她当时的手机短信被泄漏给了几家媒体，未经本人同意便公之于众，再次触发一场政治风暴和新闻道德争论。

上周，一连四天，财政部长（Minister for Finance）凯蒂·加勒佛（Katy Gallagher）在国会上被追问对希金斯的指控知情多少以及是否存在误导国会。

多名曾在国会大厦工作过的人士谴责这一短信外泄事件，警告这将削弱受害人对司法体系的信任，并会对其他女性挺身而出讲述自己的遭遇产生寒蝉效应。

我们的国会到底有多么安全？

早在1984年，澳大利亚联邦国会就通过了《反性别歧视法》，保护人们不因性别、性取向、婚姻状况、家庭责任、怀孕等受到歧视，其中第28A条款规定工作场所的性骚扰为非法。

顺便说一句，当时冒着强大的阻力推动这一立法的正是澳大利亚第一位在工党内阁任职的女性苏珊·瑞安（Susan Ryan）。另一位在该立法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联盟党议员也是一位女性——凯特·沙利文（Kate Sullivan），她在希金斯事件后挺身而出表示曾在国会受到同事性侵。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澳大利亚工作场所的安全程度怎么样了？

答案是：并不好。即便是在制定法律保护我们的国会。

2021年，澳大利亚反性别歧视专员凯特·詹金斯（Kate Jenkins）调查了1700多名当时或曾经在议会中任职的工作人员，结果发现，超过一半的国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至少经历过一次霸凌、性骚扰或性侵犯事件。

詹金斯的这份报告还显示，女性经历性骚扰的比例高达40%，远高出男性经历性骚扰的比例（26%）。女性经历霸凌的比例高达42%，大大高出男性经历霸凌的比例（32%）。

詹金斯透露，整个事件中受害人的身心健康往往会被忽略，很多人告诉调查组说，要站出来非常困难，问题会迅速“转向政治”，然后整个过程似乎“以某种方式失控”。

去年，联邦政府接受了报告中的所有28项建议。

已卸任反性别歧视专员的詹金斯最近表示，议会文化已发生改变，作为工作场所来看，现在议会比原来安全。

对后来者的寒蝉效应

联邦国会的工作场所安全问题对澳大利亚全国有着风向标意义。

最新全国调查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存在三个问题：普遍肆虐、受害人报告不足、施暴者处理不够。

2022年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的全国调查显示，性骚扰仍普遍存在于澳大利亚工作场所，每三名员工中就有一人在过去五年中经历过工作场所的性骚扰。

这项调查还发现，澳大利亚工作场所的大多数性骚扰是由男性实施的。一半的性骚扰事件重复发生，其中又有一半持续了一年以上。

但是尽管如此，报告率仍然很低，只有不到五分之一（18%）的性骚扰事件被报告。而这些报告或投诉的人中，有40%表示那些实施性骚扰者没有得到任何处理或后果。

调查还发现，很多报告性骚扰的人反而遭受了负面的后果，12%的人被贴上制造麻烦的标签，13%的人被同事排斥、伤害或忽视，13%的人辞职离开。

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报告或不鼓励朋友报告工作场所的性骚扰。

正如讲述职场与性骚扰的书籍《F一代》（Generation F）的作者、ABC墨尔本电台主持人佛吉尼亚·特罗欧伊（Virginia Trioli）在书中所写，虽然每位女性都有权向自己的上司、公司人力资源部甚至警署投诉“性骚扰和那些更糟糕的事情”，但她不会鼓励自己的朋友这样做。

她坦承不想让她们经历报告或投诉会遭遇的那些事情，“让其他人勇敢起来吧：我会带着我的朋友离开，静静地疗伤。”

这无疑会助长恶性循环，但似乎又是最善意的解答。直到社会改变态度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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