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恐共拒共反共前，港人先要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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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对香港回归这一急迫的问题，邓小平将原本用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作用于香港，并承诺「五十年不变」，也因为这一承诺，「五十年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始终萦绕在香港社会，香港的命运探讨也始终围绕2047展开。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中期时刻，也就是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习近平访港时明确表示，「一国两制」这样的好制度「没有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自此「五十年之后怎么办」也随之转变为「香港怎么办」。虽然2047大限的梦魇不再，但面对中国之变、世界之变，香港对自身角色和命运的透析，对香港与内地关系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准确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迫切。

香港01：

关于能不能骂共产党的问题，在书中您也提到要形成一种与「一国两制」制度安排相匹配的「一国两制」的观念、理论和文化，就必须秉持一种「跨文明」的视角，「以边疆为方法」。文明自我中心主义者将边疆理解为消极的边疆，必然形成对边疆的封闭、傲慢、批评乃至整合同化的冲动，强调将香港融入内地秩序中；而以边疆为中心的「跨文明」视野将边疆理解为积极能动的边疆，必然形成对边疆的尊重、理解、包容乃至学习融合的努力。

对普罗大众来说，可能很难从这样宏大的「跨文明」视角将边疆作为方法，人们日常感受到的是内地秩序在香港的强化，比如共产党也不能公开骂了，六四的烛光晚会也没有了，一些政治类书籍也开始下架了，共产党开始在香港理直气壮存在了，香港社会在国安法出台后也开始自我审查了。具体到行动层面，该如何建立与「一国两制」制度安排相匹配的「一国两制」的观念、理论和文化？人们日常感受到的这些变化对形成这样的观念、理论和文化意味着什么？

强世功：

任何一种政治秩序必然形成相应的文化秩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必然带来我们常说的政治正确，甚至于在文化中形成了一种自我审查的禁忌。这种自我审查意味着人要有所敬畏、有所尊重，尤其对神圣事物、伟大功业的敬畏，对法律权威的敬畏，这既是政治文化的自律，也是道德伦理的自律。比如说在美国，当说到种族问题、同性恋问题时，就有政治正确的禁忌，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在伊斯兰世界，肯定会有另外一些禁忌。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当然不能拿一个人的父母开玩笑。这就是政治文化秩序所带来的禁忌，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政治文化权威，因为没有权威就没有秩序。法国之前发生的《查理周刊》事件，无疑是放松了自我审查才导致的悲剧。在世界范围内，存在那么多宗教，那么多民族，怎么相处，关键在于相互尊重、相互容忍，而尊重和容忍意味着彼此都要有一些自我审查。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环球时报）

回到香港问题，其实要理解一个问题。比如一个人杀了你父亲，但花心血把你抚养大，甚至让你成家立业过上比你父亲更好的日子，你怎么对待这个人？是认贼作父，感恩戴德，还是心怀仇恨，报仇雪恨？这是古今中外都面临的复杂道德难题，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回答，并给出不同的辩护理由。把这个这个问题想清楚了，香港问题也就清楚了。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建立起一套殖民文化秩序。在这种文化秩序中，香港人敢以言论自由的方式公开侮辱英国国旗和英女王吗？多少香港人对英国女王所代表的政治文化权威不是发自内心的尊敬？香港以「一国两制」方式在政治上回应这个问题，但未能建立起与其相匹配的政治文化秩序来回应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香港人必须调整文化心态，从殖民文化中解放出来，正面肯定并认同中国革命的历史以及由此推动的港澳回归乃至未来台湾统一，积极参与建构「一国两制」的新文化秩序。

而这个新文化秩序首先就在于认同中国革命的正当性，认同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正当性，认同新中国的国家主权和中央的政治权威，并在中国古典历史传统与现代革命历史传统中建构起内在文明连续性，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这种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要素，离不开中国实践中的提供的创造和创新。由此，香港回归之后英女王所留下的政治文化权威真空毫无疑问应当由中央的政治文化权威来填补。而这必然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转型，对很多人而言意味着一场文化思想的革命，因此，重建香港的新文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其中教育、传媒和文化起了关键的作用。今天要做的文化重建工作其实是补上九七回归之后缺失的一课。

事实上，香港回归后的中央治港政策也是基于香港政治文化展开的。比如回归初期，面对香港的殖民心态和殖民统治下形成的「恐共」、「拒共」和「反共」心态，中央非常了解并尊重香港人的这种心态，采取了相应的自我审查以符合香港殖民文化下形成的「政治正确」，在舆论中尽可能不出现「中国共产党」，强调基本法而不提宪法，对于香港舆论、教育和文化中大肆侮辱、诋毁中国共产党乃至革命领袖和革命先烈的舆论，也不得不采取容忍的态度。由此，我们才能理解香港回归之后面临的「主权回归」与「人心回归」的分离。

然而，正如我在《香港》一书中强调的，主权的含义不仅是暴力垄断权，而且包含文化领导权。没有文化政治所奠定的政治文化秩序，主权就会变成赤裸裸的暴力及其支持下的意识形态宣传。因此，十八大之后，中央治港的重点就逐渐转向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重建主权秩序，这就必须重建香港教育和文化秩序。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央强调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将香港纳入国家宪制秩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这个词语也在公共舆论中逐步「脱敏」。

校方亦于早前联同香港教育图书有限公司制作有关《基本法》及国安教育的教材套，当中供小一至小四学生使用的教材率先推出。（香港教育大学提供)

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治港采取一种自我节制、自我审查的「政治正确」，尊重香港在「两制」下的殖民文化，然而，香港不少人并没有相应地尊重「一国」主权政治权威，并没有形成相互尊重的节制和审查，相反「反共」的舆论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出「港独」舆论和政治主张。在这种情况下，随着香港国安全立法的展开，那就意味着如何解决香港的文化安全问题，即国家的主权权威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文化权威基础上。正是面对这种新的文化权威的建构，香港人必须学会如何有所节制，有所敬畏，必然要建立新的政治正确的自我审查机制，从而将对「一国」政治权威的尊重与「两制」下的思想自由、文化自由和表达自由结合起来。我相信，这是一个缓慢调适和相互摸索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具有一定的断裂性，尤其经历「暴乱」这样的一个阶段，现在矫枉过正未免让一些香港人找不到方向，进而迷茫于下一步怎么办。

香港01：

这就涉及到国家认同与争取人心的问题。您在书中也详细回顾了港英政府时期如何争取香港人心，以及六七暴动乃至六四事件如何形塑了香港左派、右派的恐共、反共的心理结构。在书中您写道，「争取人心不是给予经济实惠所能实现的，最终要回归文化战争」，争取人心的关键是「争夺文化领导权」。刚刚您也谈到，十八大之后，中央治港的重点就逐渐转向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重建主权秩序。

修例风波之后，一些港人用脚投票，选择离开香港，而留在香港的人，在三年疫情和各种事件的冲击下，也变得人心浮动，面对这样的局面，在您看来，当前有哪些必要的抓手和手段，来争取香港人心，进而打赢这场「文化战争」？

强世功：

「文化战争」是一个相对夸张的概念，这是美国人爱用的概念。我之所以选择用这个概念，其实在于提醒中央治港要高度重视教育文化问题。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并没有借助主权回归的优势，顺势展开文化建设的工作，而是在文化领域采取放任自留的状态。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央治港着眼于经济，善于搞经济工作，但不善于搞文化工作，甚至在文化问题上将香港乃至西方的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甚至内地也要向香港看齐，这就导致整个香港文化重建的过程中，缺乏文化主心骨，缺乏文化自信心。因此，我在《香港》第一版的最后一章用「中国的忧郁」来结尾，就是想指出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在崛起，然而当时的精英阶层在文化上缺乏自主性和自信心。但是，没有文化权威的支撑，政治权威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因此当时面临的「颜色革命」危机不仅在香港、台湾爆发，而在内地也是形成了相应的文化气候。

2017年11月5日，「从石库门到天安门」的展览。「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上海美术作品展在中华艺术宫开幕。（多维记者/摄）

这个问题必须放在全球政治文化格局中来考察，我在《香港》新版中就特别追根溯源，考察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和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三种政治文化在中国的交织互动与冲突斗争，这三种政治文化的互动奠定了近代以来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化根基。而这三种文化传统的政治冲突随着中国崛起越来越激烈，以至于「通三统」问题成为中国重建文化权威秩序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即如何将推动中国发展的相互矛盾的三种文化传统融为一炉，缔造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和中国现代文化。

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实质乃是中国文明的现代复兴，即在中国古典文明传统基础上，吸收西方文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推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而缔造中国现代文明，而这个文明必然是与冷战以来所谓代表「历史终结」的西方现代文明不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历史根基就在于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传统，其不同的现实政治根基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现代文明的政治根基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是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和本土转化，都必然围绕这个政治秩序的建构展开，为这个新型政治秩序奠定文化权威基础。

我在书中特别提到，毛泽东时代的重要使命是通过革命建国奠定现代中国领土版图的统一，邓小平时代的重要使命是通过改革开放奠定现代中国经济版图的统一，习近平时代的重要使命是通过崛起复兴奠定现代中国文化精神版图的统一，这三者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秩序的基础。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习近平时代治国理政始终围绕文化自信和文明自觉展开，着眼于解决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中西古今」这个根本难题，明确提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秩序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多次强调提到「文化自信」这概念，他曾表示「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资料图片）

香港人唯有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才能理解世界、理解中国、理解香港。基于殖民地的历史，香港本质上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要么是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要么是1949年的革命文化，要么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香港过去这么多年反复陷入到一种历史纠缠中，本质上是没有解决「中西古今」这些根本的大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着眼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这个共同的历史主题。

就当前而言，香港人首先要走出殖民文化、西方文化教育下形成的「盲点」，尽快补上近代中国历史和现代中国历史的空白，没有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就无法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因此，对于理智的香港人而言，在「恐共」、「拒共」和「反共」之前，首先要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思考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政党？从1840年开始，到共产党夺取政权再到全面执政，是一个具体生动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停留在港人脑海里的一个抽象符号。但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执政，为什么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中国要走与西方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于中国近现代的这段曲折历史，香港人其实是不了解的，这个是巨大的空白。

其次，香港还需要补上全球变局的课。受英国殖民影响，香港意识深处接受的是英国19世纪以来的「自由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现在也更愿意向英美看齐。但是，面对全球变局，香港的未来是依靠美国还是依靠中国？连新加坡都知道，在全球的战略格局中要顶住美国压力，坚持和中国保持正常关系，反而是「一国两制」下很多人香港人会站在美国一边，至少在心理归属上如此，所以大家才会理解最近为什么会发生类似国泰航空这样的事情。我在内地给香港来的课程班上课时，总是强调一点，香港虽然是一直自诩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可是对「国际」的认识和理解非常肤浅，这一点远远比不上内地学生。而这恰恰是殖民文化的一部分，故意不让香港人知道近现代中国历史，若不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怎么能认识国际和全球？中国革命乃是塑造今天全球秩序的一个重要变量，不理解中国革命就不理解今天的世界秩序。

2019年8月3日，香港修例风波期间，一名示威者举着美国国旗游行。（Reuters）

所以，你提到修例之后一些港人用脚投票逃离香港，类似的故事也出现在中央启动香港回归议题之后，出现在1997香港回归之际，但是我们看看前面故事的结局，也大体理解现在这个故事的命运。我们现在不妨先让子弹飞一会。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很多对共产党并不了解，所以才会恐惧。反而是商人群体，他们天天和政府打交道，他们知道实际情况如何，所以在这些人逃离香港到英国的时候，恰恰大家注意到李嘉诚集团撤资英国重新投资内地。

中国共产党没有那么神秘，香港媒体上的「八卦」、「秘闻」都是骗那些不读书、不思考的香港人，而这恰恰是殖民教育的一部分。当年香港人对伦敦就充满神秘，而今天又把北京想的很神秘。其实，中国共产党是最具公开性、透明性的组织，它将自己的主张通过各种政策的形式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论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宗旨，还是白皮书中的对港政策，无论是面对「暴乱」的立场态度，还是面对未来香港的发展路向，中央都讲的很清楚。问题在于，你不去看，不去听，不去问，再加上一些媒体的借题发挥，导致香港缺少对中央的理性认知和客观全面研究。哪怕说你不喜欢共产党，你也得知道自己不喜欢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样子，以及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要搞粤港澳大湾区，为什么要搞共同富裕，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并因此来预测其未来的政策走向，而不是用空洞的口号和神秘想象做出结论。

香港01：

此前已经有议员提议在香港设立永久性中国共产党展览馆和香港抗战历史纪念馆，问题意识显然也在于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于您提到的香港面对内地时的「不去看，不去听，不去问」，二十大之后我在香港社会感受的情况是，虽然二十大报告写的明明白白了，十四五规划也说的清清楚楚了，但很多港人面对这样的红头文件基本上看不懂，所以虽然在二十大之后因应于政治需要举办了很多学习会，但听下来形式大于内容，基本上是把报告相关章节的内容照本宣科再念一遍，而没有从文本延展开来，看到更多的东西。比如现在特区政府挂在嘴边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究竟是什么意思，具体要怎么融入，香港在这个过程中的具体角色是什么，给人感觉并不清楚，基于政治需要，先把大概念堆一堆再说。

强世功：

以你说的这个情况为例，我们应当想一下：这是「一国两制」下的正常状态吗？一个国家的特别行政区，哪怕是高度自治，如果都听不懂、看不懂中央的政策文件，你觉得是「一国」的正常状态吗？特区的公职人员首先就是国家公职人员的一部分，是整个国家治理团队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地方国家公职人员竟然无法准确理解国家政策文件，你不觉得很不正常吗？这大概就是香港殖民文化的后遗症，想方设法防止香港人了解研究国家和内地，从而形成一种认知障碍，以至于我们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政治概念和政治话语体系。

中联办主任郑雁雄自1月中上任以来，至3月28日首度踏足政府总部出席座谈会，讲解两会精神。（梁鹏威摄)

香港01：

一些人会说这些政策文件大多是官话套话，所以看不懂。

强世功：

不是语言问题，也不是概念问题。香港人英文学的多好，怎么就连中文文件都看不懂。说到底还是心结没有打开，这也是我书里面讲的「一国两制」中「一国」的政治文化没有奠定。香港可以高度自治，但是也要掌握国家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想想看，回归这么多年了，特区公职人员的普通话是什么水平。作为特区政府的公职人员，连国家的政治术语和二十大报告都看不懂，这能说得过去吗？这一点上，香港的工商业远远走在政府公职人员的前面。

因此，香港回归二十五年之后，李家超特首才推动建立公务员学院，对香港公职人员展开系统的培训，以前往往是一些走马观花的「国情班」。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在香港是不是要搞一个展览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香港人系统全面来学习中国近现代历史，理解中国崛起的艰难历史进程，理解推动中国崛起的政治力量来自哪里，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中国现在有九千多万党员，平均每个大家庭中都有党员，可以说党已经渗透到中国最基层的家庭细胞里面，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普遍地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因此，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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