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情绪持续蔓延，中国经济“凛冬将至”？（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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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步入放缓 40年飞升期恐告终》、《「对未来没什么期待」：在经济困境中挣扎的中国人》、《就业形势严峻 中国青年夜不能寐》、《中国的经济危机有多可怕》……这是国际媒体连日来针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报道，诸如此类的悲观论调还有很多。随着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企不下、房地产龙头企业接连暴雷、一系列政策工具兼不起实际作用之后，这样的悲观情绪开始加速蔓延，美国总统拜登甚至将中国经济视作一颗「定时炸弹」。

面对这样的境况，人们不禁要问：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狂飙突进之后，中国经济真的「凛冬将至」了吗？在疫情三年之后的今天，全力拼经济的关键究竟是什么？

早在今年6月，《香港01》即在《清华教授呼吁警惕打仗思维 「全力拼经济」的关键是什么？》

一文中，引用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观点，指出全力拼经济的重点在稳预期。按照孙立平的说法，「现在人们经常在讲一个词，预期。可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症结。预期是什么？是对外部环境的感受和反应，是对未来的某种想象。为什么很多人节衣缩食减少消费？为什么一些本来很想干事情的企业家不愿做长远的规划和投资？是因为心里不踏实。所以，要走出经济疲弱的状态，关键是要营造一种让人踏实的营商环境，营造一种让人踏实的生活环境。怎么才能营造这样的环境？正常、平和、稳定、明确、弹性，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

2010年12月5日，清华大学教授教授孙立平出席第九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VCG）

官方也知道要营造一种让人踏实的营商环境，所以不仅在大小会议和各种场合喊话民营企业和对外资的肯定，还接连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官方也知道要营造一种让人踏实的生活环境，所以面对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涉事部门都尽可能及时回应，并不断从「总体账」和「长远账」的维度稳信心、稳预期。诸如此类的举动，在效果层面却并不尽如人意。

一方面，经过疫情三年的消磨，中国社会面临很大的信任危机，尤其是公信力危机。加之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形同两个平行时空，这进一步加剧了信任危机，并导致官方对社情民意的把握极其有限。

作为「中国通」的美国人龙安志在其著作《朱镕基传》中，多次谈到朱镕基所强调的对社会心理的把握。龙安志说，当他问朱镕基总理在他做出那些重大的经济金融决策时，在做最后决定的那些关键时刻，他在考虑些什么？朱镕基回答道，「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尤其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最重要的是有强大的核心力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的12.5亿人民对党有信心。因此，在任何艰难时期，我们的决定都能得到实行。每个人都知道，在经济学中有社会心理学效应，也叫『羊群效应』。如果人们对你的决策失去信任，即使是正确的决定也很难实施。因此，中国目前的决策层全面估量各个方面，分析、比较，在做出政策决定之后，全党全国人民都必须支持它的实施。如果我们担心这个政策有缺点，今后可以调整，进一步完善。这一点给我印象最深。如果人们怀疑你的政策，即使它是对的，也很难实行，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龙安志。（香港01）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朱镕基于2002年11月在香港进行为期三天的考察访问，期间朱镕基出席特区政府举行的欢迎晚宴，并在晚宴上发表讲话。在讲话中，朱镕基再次谈到了对社会心理和脉搏把握的重要性。「我记得1998年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戈尔（其实他最近到过香港），他见我，他说：『听说你很崇拜Mr. Greenspan（格林斯潘，时任美联储主席）。』我听了，我不太高兴。我说，『我很尊敬Greenspan先生，我愿意向他学习，但是他在美国干得很好，到中国来不一定干得比我好。』」紧接着，朱镕基表达了自己的底气所在，「我因为在中国搞经济半个世纪多了，50多年了！我对于中国经济的每一个脉搏的跳动，我都还是听得出来的。」

听得出来每一个脉搏的跳动，才能更好的研判民心、民意，才能更好地规划未来。当民心、民意从具象走向抽象，当「人们怀疑你的政策」，再多的刺激恐怕也很难取得实效。

另一方面，虽然疫情结束了，但社会面很多「物力隔离」并没有彻底清除，反倒形成了某种路径依赖，这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化、弹性化。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德文日前在《大学之大在开放》一文中，重点谈了高校自疫情以来的封闭管理情况。作为长期关注基层治理的社会学者，吕德文延续了其一贯单刀直入的风格，在开篇即写道，「今年以来，由于国家的疫情管控已经放开，学术活动也多了起来。笔者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天津等诸多高校集中的城市，都有学术活动。这些城市的几乎所有高校，都还在采取封闭管理措施，每到一所高校访问，都要预约。外面的客人可以预约进校，本地的市民却无权出入。」

疫情结束后，中国多数高校依然保持着疫情期间的封闭管理模式。（视觉中国）

在正文中，吕德文提到，「这就造成了一个奇观：大学已经不是市民的大学，不是城市的大学，而是少数人的大学。」「其实，问题何止于此？现如今，最严峻的问题是，城市和大学已经隔离了。」「这些物理隔离，隔离不仅是空间，还是人心。」「高校成了『禁地』，公共部门成了『重地』，这个城市还有何活力可言，社会还谈什么平等？」

叩问之外，吕德文还在文章最后建言献策，「高校还是要有点社会责任感。现如今，各个高校都在强调自己的社会服务功能。各个高校还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吧。最实在也最可行的社会服务，不是为城市产业发展转化多少成果，为城市治理提供多少智力支持，而是开放校园，让大学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大学之大，不在大楼，在大师，也在开放。城市不设防，大学要开放，人心才自由，社会才有活力。」

事实上，不只是高校延续了疫情期间的封闭管理模式，很多公共部门也在疫情之后成了严防死守的「重地」。最为典型的，便是天安门广场。时下正值暑期，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北京旅游，天安门广场便是必打卡地，可现如今，天安门广场不仅需要提前预约才能进入，而且层层加码的安检让人精疲力竭，广场四周的层层围栏，隔绝的，同样是人心，以及一个刚性的而非弹性的社会。

天安门附近街道的层层防护栏。（香港01）

所以当我们从上到下都在全力拼经济时，公信力的重建、社会互信的重建，以及回归一个弹性的、正常的社会样态，更不容低估。因为这不仅关乎拼经济的实际效果，也关乎我们究竟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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