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中关系专家：中美关系恶化，澳洲应制定自己的对华战略（图）

本文译自johnmenadue，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的副教授张月（Marina Yue Zhang，音译）在Pearls&Irritations发表文章，文中称澳洲应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制定自己的对华战略方针。

全文如下

对于澳洲等美国盟友来说，关键是要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大国竞争中找到新的平衡，并制定自己的对华战略方针，而非简单的与美国保持利益一致，这就需要了解中国“red curtain”背后的政策是如何制定的。

在过去30年，澳洲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对其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然而，在这种共生的经济关系背后，却隐藏着复杂的政治和地缘战略考量。

澳洲地广人稀，地理位置偏僻，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应对一种脆弱感。历史上，这种脆弱感驱使该国通过结盟寻求安全感，以前是与英国，现在是与美国。

在中美关系良好的时候，澳洲巧妙的处理了与这两国的关系，并利用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抗衡，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创造机会。

然而，随着中美关系恶化，澳洲维持这种微妙平衡的能力正在减弱，致其与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

（图片来源：Pearls&Irritations）

澳洲与美国的长期联盟似乎助长了与中国日益加深的不信任感。这种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感并非空穴来风，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其能重新定义全球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先进技术的崛起，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与此同时，中国强硬的外交态度也使其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因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可以用Mike O'Sullivan在福布斯发表的文章中的“red curtain”来概括，这个词尤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一党执政，代表着侵略和威胁。

这种形容不公平的将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专制政权国家归为一类，造成了过于简单化的描述，忽视了构成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复杂性基础的各种因素。

一直以来，澳洲推崇由美国主导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如今却面临着中国崛起带来的全球力量变化的挑战。

自2017年来，澳洲的对华战略经历了微妙而关键的转变。一方面，澳洲在进行贸易决策的时候考虑到了政治因素，并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引入中国投资，还限制中国参与“安全”项目。另一方面，澳洲公开谴责其认为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并将自己定位为受害者。

不可否认，中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的技术霸主地位，这也促使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然而，要找出本质上威胁澳洲国家安全的具体行动、政策或时刻，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在Albanese政府的领导下，澳中关系正逐步走向稳定，但澳洲媒体的“鹰派”立场仍影响着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不信任的暗流依然存在。

澳洲必须在大国竞争中找到新的平衡点，并制定自己的对华战略方针，而非简单的与美国保持利益一致，这就需要了解中国“red curtains”背后政策的制定过程。

中国的制度动态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中国的政策制定涉及多个制度逻辑之间的权力抗衡。正如我在其它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国家与市场的核心二分法决定了中国的发展轨迹，即倾向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此外，中国的多重制度逻辑还包括复杂的相互作用，涉及不同的利益集团、中央与地方当局间的谈判、国内和国际事务的考量、在不同级别的国家和政府结构中执行政策时遇到的微妙解释，以及在一个严重分裂的社会中寻找共同点。这些固有的矛盾深深的渗透到了中国社会中，将中国人依照城市或农村居民、国家组织或实体机构、教育背景、城市化水平，甚至代际差异进行区分。

了解这一错综复杂的制度逻辑网具有深远意义。受中国共产党内部权力变动的影响，这种不稳定性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带来了巨大挑战。例如，这种不稳定性反映在中国不断变化的外交态势及其高级外交官的职位更迭上。

历史上，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由党的权威决定，然而，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始与外国实体进行更广泛的互动时，这种情况开始发生转变。数十年来，中国外交战略的特点是低调与和解，旨在消除全球对其影响力增加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外交官们开始不仅仅把自己当成党的职能人员，还是具有独立角色、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

正如我于2022年11月在The Conversation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2017年，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的到来，中国的外交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开始了自信的“战狼外交”Graham Allison指出，这一任期的特点是中国有成为全球强国的野心。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十分乐观，期待中国的政治更加开放，及坚持法治和亲市场的经济取向。

中国于7月1日颁布的《对外关系法》使这一战略转变合法化，它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采用强硬的“斗争”姿态来应对其受到的利益威胁。对中国外交官而言，这一转变将重点放在了对党的忠诚上，使以迁就为特点的传统外交角色黯然失色。

从官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立法强调了中国从“国家” 组织或政府实体向“中央” 治理结构的过渡。在中国的政治词典中，“中央”通常是指一个政党机构。这一转变引发了相关问题： 这将对中国的全球参与产生何种影响？西方国家又该如何应对？

中国的外交政策反映了其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中国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内挑战，这导致中国加强了中央控制和集中决策。自后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一直取决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当这一基础发生动摇时，除了加强国内控制外，对国外“挑战者”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也是维护正当性的手段之一。归根结底，在维护中国内部团结方面，很少有战略能与外部威胁相媲美。

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清洁能源转型等技术领域，德国、韩国和澳洲等所谓的“第三势力”国家已经意识到与中国完全脱钩是不切实际的。面对这种地缘政治的复杂性，这些国家在与中国接触时，需认真考量自己要采取的战略行动。

中美双边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全球意义。全球合作的有效性取决于这两个大国能否找到共同点。两国的利益一致是增强达成广泛国际协议的前提，而两国的利益分歧则会阻碍全球合作的进展。

鼓励中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人角色，不仅需要考虑到两个超级大国和相关第三国，还需要考虑到全人类。这种做法对于维持全球稳定和促进可持续性发展至关重要。创新的合作模式，尤其是在研究、创新、气候变化和裁军领域的合作，对所有国家都至关重要，但对于“第三国” 来说，保持中立可能比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选择一方更难。

澳洲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是机遇与不信任的微妙结合。几年前，澳洲首任驻华大使Stephen FitzGerald就曾强调，澳洲需要在“中国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并优先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尽管这一建议仍具有现实意义，但能否成功取决于对中国制度动态的全面理解，及对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巧妙应对，而不仅仅是迎合中国的需求或与美国保持一致。

展望未来，澳中关系将在未知的水域中航行。澳中关系的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澳洲在全球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框架内，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以及是否有信心制定自己的发展道路。澳洲的当务之急是采取平衡、务实、前瞻性的态度，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本文作者为UTS悉尼科技大学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的副教授张月（Marina Yue Zhang，音译）。

在进入UTS前，她曾在UNSW新南威尔士大学和清华大学任职。张悦出过3本书，包括与Mark Dodgson和David Gann合著的《Demystifying China's Innovation Machine: Chaotic Order》（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年）。

除了发表有关技术与创新的学术论文，她还撰写有关技术与国际关系的分析文章，涉及半导体、关键矿产、智能制造和网络秩序等行业。

本文译自johnmenadue，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