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梦”醒后，裸辞的年轻人都干嘛去了？（组图）

收到短信提醒，银行账户到账2000块时，小羊决定回北京去找工作。那是今年五月，她辞职后去大理休息了一个月，体验了“数字游民”生活。住在洱海边才村的旅舍，她每天上午去古城里的咖啡馆工作，下午四处晃荡，听上去是非常理想的工作与生活方式，直到被银行卡里的数字惊醒：整整一个月，她靠兼职在社交媒体上写文的收入只有2000块，甚至无法支撑她在大理的房租和生活费。

《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那之后不久，小羊收拾行李，坐上了回北京的飞机。投简历，面试，回归了一份稳定工作。每个月银行卡有固定收入到账的感觉，让人踏实心安。

小羊不是少数。2023年夏天，不少数字游民、自由职业人士都选择了回去上班。他们中有人做了两三年自由职业，却在整体经济与政策形势变迁之下，面临着收入减少、流动资金见底的局面，不得不重新找工作，回归稳定的上班生活。在数字游民、自由职业聚集的大理，这一趋势体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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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数字游民，有人主动，有人被迫。

小羊算是被迫的。上一份工作，领导决策失误，她成了“背锅侠”，不得不离职。又恰逢情感危机，她决定先不找工作，去大理休息一段。那时候，以大理为背景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刚播完，剧中刘亦菲饰演的女士就是从大城市辞职，在大理得到治愈的，这让之前去大理旅行过的小羊心生向往。

《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过去两年，小羊有一份副业：在社交媒体上写专栏，每个月收入数千元不等。小羊盘算，如果不上班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琢磨专栏故事，是不是单靠这个就能养活自己？

来大理后，小羊在才村找了间民宿，月租1000多块，过起了非常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8点多起床，抱着电脑去咖啡馆工作；下午晃荡，培养灵感；晚上12点前睡觉。在北京时的焦虑不安，在大理荡然无存。那样平静舒缓的状态，一度让她觉得找到了理想生活。

《森林民宿》剧照

在大理，还有很多和小羊一样的年轻人。比如我居住的一间普通旅舍里，除了长期旅居的我，就还有三位裸辞的女生、一位休学的大一学生。九月，我还参加了大理一家数字游民社区举办的“灵感食堂”夜谈会，约15位参与者，除两位组织者外，剩下约一半人都是从大城市辞职后，来大理“看看”的，主要就是看看这里的数字游民在做什么。

周莫是大理一家数字游民社群的主理人，在他眼里，大理就像一个大型的青年社区，聚集了全国各地来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集中出生于1995年到1997年，工作了三五年，对现状不满意，工作不理想，敢于跳出来去寻找，却尚未找到方向。

周莫总结，“从大城市来到大理的年轻人中，大概只有30%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游民，有一份线上可以完成的远程工作，或（不用自己经营的）实体产业，剩下70%的人都是裸辞、短暂gap、旅居休息，来大理寻找方向。”

《心花路放》剧照

阿葳属于30%的一员，她是一位web3从业者，公司总部在xx地，同事们则分布在全球远程办公，如国内的上海、杭州，国外的新加坡、日本等。阿葳的收入稳定且可观，工作地点也完全自由。此前她生活在杭州，后来搬到大理，但每天的工作节奏几乎没变：早上八点多起床工作，下午五点结束工作后去运动，周末在家看剧看书发呆，或者和社交媒体上认识的“搭子”去爬山徒步。

对了，“搭子”文化在大理颇为盛行，无论是通过社交媒体发贴，还是在大理本地的各种社群，都可以找到一起吃饭、爬山、短途出游的搭子。小羊就在大理找过搭子，一共见了三个女生，和其中一个女生成了相对固定的吃饭、出游“旅居搭子”。两人背景相似，都在海外留过学，也都在探索人生新方向。不同的是，那个女生家境更优越，拥有更长时间探索人生的底气。

《凪的新生活》剧照

不过，像阿葳和小羊的旅居搭子这样可以相对稳定生活在大理的人，毕竟是少数。根据周莫的观察，70%来到大理寻找人生方向的年轻人，很快就会回到大城市，找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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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年的新变化是，原本可以远程工作获得收入的机会越来越少。比如艳君，她是两年开始自由职业的，当时她想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内容，于是辞职成了一名理财博主。那是个人博主很好起步的时期，她没用多久就拥有了近3万粉，通过接广告和做知识付费，获得了不输上班的收入。

因为收入不稳定，她在自由职业一年后离开上海，回到山西老家一座三线城市生活。在那里，她住在自己家，一个月的生活成本撑死也就1000多块。家里还有开明的母亲，不但不会催促30岁的她去考公考编或结婚生子，还会在艳君忙碌的时候，把水端到她书桌上，让她多喝水。

《月刊家》剧照

正因为在老家的一年过得非常舒服，艳君一度非常不愿离开老家去上海找工作，甚至拒绝了上海一家外资银行递来的橄榄枝。艳君是在今年夏天察觉到危机的，当然，危机迹象在去年底就出现了：当时她就发现，在社交媒体上发的视频，获得的流量越来越少。而在政策层面，国家对理财内容的管理和资质也在规范化。

艳君尝试过转型，新开账号做“女性成长”内容，却发现找不准点，做出来的内容很难涨粉，获得流量。摆烂两个月后，银行账户里快要见底的流动资金和每月要还的房贷，终于推着她迈出了找工作的步伐。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事实上，像艳君这样中止自由职业、数字游民之路的博主并不少。经济环境下行，许多公司减少广告预算，非头部博主们收入减少后，不得不投简历找工作。在我认识的博主中，一位美妆博主去了互联网中厂做直播管理，一位私人定制旅行博主去了机票酒店预定平台上班，一位自由撰稿人成了大公司文案。

回去的道路难免会有波折。一开始，艳君对薪资的要求放在了月薪25K（2.5万元），却发现大多公司都只愿提供1.8K到2K。因此错过了一个不错的机会后，艳君才感受到形势的严峻，开始在招聘网站上海投，“投递”按钮按了100来次，终于拿到3个offer，并在几经比较后选择了其中一个。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剧照

但能顺利回到职场，已经算是幸运。一些更年轻、职业履历并不丰富的自由职业者的重返职场之路更难。27岁的李耳，去年5月从前公司离职。当时她已经工作三年，一直单休，工作内容也算不上喜欢，于是在合同到期后决定不再续约，想一边休息一边找工作。尽管所有人都劝她慎重，说工作不好找，她也没当回事。结果直到去年立秋，已经找了3个月工作的李耳仍然颗粒无收，以致于收到朋友发来的“立秋快乐”时，她立马嚎啕大哭，“夏天都过完了，我还没有找到工作，好绝望啊。”

那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她开始接一些线上可以完成的兼职，被迫做了大半年的“自由职业者”，期间有三个月一边旅行一边工作。心态慢慢调整，她开始放松下来，兼职写文的收入也有所提高，最高的一个月甚至收入了1万元，这让她动起了长期自由职业的想法。但接下来一个月2000块的收入，让她迅速打消了念头。

《二十不惑》剧照

起伏过大、过于不稳定的收入，让李耳没有安全感。同时，她也受不了独自工作、完全没有人际环境的孤独。曾有一周，她没和人说过一句话。在网上买菜，到店扫码自取。点外卖，备注“放门口”，外卖员都不会给她打电话。工作也不需要和人打交道，直接在网上搜索资料完成。有天她咳了一声，把自己都吓了一跳，“好陌生”，她才意识到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然后她给妈妈打了个电话，东拉西扯，“总不能说我是为了跟人说话才给她打电话吧。”她说。

今年夏天，李耳把找工作的范围从生活了四年的青岛扩展到北京后，终于找到了工作。这一年痛苦曲折的经历让她明白：在眼下这个年龄，她愿意上班，既需要通过上班获得经济安全感、积累人脉资源，为将来做打算；也需要上班去获取人际交往环境，“哪怕是和同事一起吐槽客户，也是一种社交。”

《加油吧实习生》剧照

小羊也在大理呆了一个月后回到北京，在转盘前等行李时，对未来的恐慌弥漫心头。好在她有留学背景，工作背景也不错，不久便找到了一份相对理想的工作：公司有国企背景，相对稳定，处于行业领先位置，也能让她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但不理想的是：在高成本的北京，这份收入在支付房租、日常开销和养猫的费用后，余下的钱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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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依然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休学辞职，汇聚在大理、安吉、成都、泉州、文昌这样的数字游民聚集地。

《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大曹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年轻人涌入大理、探索人生新方向的需求。今年5月，以数字游民身份在大理生活了近一年后，大曹和朋友们创建了一个数字游民共创空间。空间运营不久，三层楼、月租均价2000块一间房的院子就差不多住满了。

在安吉发起数字游民社区的阿德，对数字游民群体的快速增长也颇有感触。他和作家许崧曾在大理长居十年，是国内较早一批背包客。2018年，他们去巴厘岛旅行，在当地第一次看到数字游民空间，萌生了将之引进国内的想法。2021年底，他们和地产商在浙江湖州安吉乡下合作开发的数字游民空间启动内测，不久便吸引了大批数字游民、自由职业者入住，时常处于满房状态。一年后，当地政府找到他们，合作开启了第二个数字游民空间。那本是中国所有三四五线城市官员的难题：小县城、乡村地区如何招商引资、吸引年轻人？没有人想到数字游民空间竟是一种破局方式。

《心花路放》剧照

阿德提供的一份针对安吉数字游民的调研报告显示，来到当地数字游民公社的人，68%都来自北上广和浙江，平均年龄28岁，59%是本科学历，30%以上是研究生学历，23%的人有过海外留学经历，59%是女性，大多从事媒体（自媒体、文字工作者）、信息技术（程序开发、游戏、产品经理）、咨询、市场营销、设计等行业。这样的人群，是任何小城市都想要吸引来的人。尽管他们在当地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平均58天。

而如果在数字游民空间呆一段，你很能了解年轻人都在这里寻找什么。独立研究者Kate Chen和算法工程师男友德米安在路上“游”了两年半了，此前曾在安吉、泉州、成都、海南文昌等地都呆过。Kate Chen说，“国外的游民已经习惯远程工作了，但我们这里是疫情之后才突然出现的，所以很多探索的人自己也没想法，就出来看看大家在做什么。‘我上个月刚从北京离职，想知道这里大家都关心什么’，这种话我听得太多了，他们的探索需求、知道别人在做什么的需求更强烈。”

《一点就到家》剧照

Kate Chen也是在一次“灵感食堂”夜谈会上意识到，在这群人中，她和男友已经是“游民”时间最长的了，其他所有人都没有超过一年。在她眼中，超过一年，你才会习惯这种生活：习惯了收拾行李，随时上路，打开一个新的地方。而不到一年，就不足以成为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甚至还没有从主流话语中脱离出来，真正意识到“人生有这么多可能性”，因而回去的概率很大。

她和男友是在两年半前想要“脱流主流叙事”，开始这种“游民”生活的。她说，自己在国外认识的数字游民，大都不觉得自己很特别、跟主流差得那么远，50多岁的游民也很多，但在中国，这目前还只是年轻人的探索。

《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在涌入大理的年轻人身上，你能看到他们想从主流叙事中跳出来的渴望和拉扯。小羊呆在大理的时候，就遇到在体制内工作的女孩，利用休假来大理尝试摄影，渴望某天能辞掉工作当一名摄影师。小羊自己也强烈地感受到拉扯，她说，“这20多年，你追求的都是被规训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比如有个好工作，年纪轻轻事业有为，或者在北京打拼多少年后买得起北京的房子、有北京户口。甚至可能更简单，找一个很好的男朋友。很多女孩被规训的都是去过这样一个人生。但到了25岁以后，你又很明显地感受到，好像活得没有自我。你很想在世俗成功和自我认可的成功中寻找一个平衡，然后就活得很拧巴。”

《欢乐颂》剧照

在北京几年，她有时觉得很辛苦，想换一种生活，活得更自由，却又无法完全摒弃掉世俗的眼光。“你都在北京呆那么久了，又去一个小城，那岂不是在北京白呆了？”她说，“能在喘不过气的生活中去大理放松一下，已经是很难得的事了。更多的人可能都没有闲钱、时间和勇气，gap一段时间去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