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手查富士康，一手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清单，传递了什么信号？（组图）

中国产业链，出现了新的意外。        

这个深秋，二十多国元首齐聚北京。随后，中国宣布全面取消了制造业外资清单，吸引外资进入。        

但与此同时，进入大陆超过 30 年的富士康，旗下多家企业突然被查，主要涉及税务和土地使用。        

除了时机耐人寻味，更引人关注的是，富士康在关键产业链中的地位以及复杂的地缘角色。            

富士康现在 7 成的营收来源于中国制造的产品，但未来的战略重心会在外面。       

全球产业链大洗牌，富士康不过是这股洪流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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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富士康：推动中国城市变局

不能让富士康跑了。

放在以前，这是深圳郑州太原重庆等城市的呐喊，如今却成了影响更多人的焦点。

《环球时报》于10月22日援引消息人士称，税务部门近期依法对富士康集团在广东、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进行税务稽查，自然资源部门对富士康在河南、湖北等地的重点企业用地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几十年来，乘着大陆发展的电梯，借助当地“保姆式”的呵护，富士康从深圳扩张到如今中国 40 多个厂区，员工超过百万、被视为中国“世界工厂”样板。        

这种共生关系也引发了复杂的舆论：中国和富士康，到底谁更需要谁？        

正因如此，富士康的一举一动具有丰富的象征和信号意味。

三十多年来，富士康就像在逐水草而居，没有一日不在变迁的路上。从中国沿海走到中西内陆，从中国开枝散叶到更多国家，从代工电子科技产品到代工电动汽车。        

富士康的迁移路线，最大的特征就是寻找低廉人力成本的洼地。也就是哪里工资低就去哪里。        

富士康在国内的迁移，正是严重依赖低廉人力成本的制造业的迁移缩影。

分水岭出现在 2008 年。        

2008 年以前，富士康主要在东部沿海布局，形成了以深圳为核心的华南片区、以昆山为核心的华东片区和以烟台为核心的环渤海片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低端制造业遭遇巨大冲击，富士康开始把目光瞄准中西部内陆。        

从沿海到内陆，最直观的变化，是当地的最低月工资水平从深圳的1350元以上，下降到郑州等地的不足 1250 元。        

这还仅仅是人力成本的变化。当富士康流露出迁入内陆的想法，各地方招商负责人就闻风而动，优惠条件一个比一个诱人。

时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郭庚茂是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的“老熟人”。郭庚茂2007年任河北省省长时曾主导了富士康在河北的落地，后来多次邀请富士康赴河南建厂，会晤郭台铭并邀请其参观郑州航空港区。        

郑州给出的税收优惠包括：在富士康投产前5年，郑州政府免去企业税和增值税；接下来5年，税收减半。富士康员工可以少交社保及其它费用，每年累计减轻成本可达1亿美元。        

再比如土地，郑州为富士康规划了近10平方公里，相当于14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还有物流优势、航空港综合保税区优势等等。       

重庆也把目光瞄准了富士康。        

当时的相关官员们，在短时间内组织专人搜集大量的资料，每天都顾不上回家陪家人吃饭，连续熬了几晚通宵，最后拿出的方案读透了富士康。        

富士康长期做零部件加工，如果能生产组装整机，将是一次很好的升级机遇。重庆因此直接把1500 万台整机合作方案摆上了桌面。        

这单生意让富士康很惊喜，原本只有半小时的见面时间，最后被延长至3个半小时，并基本敲定了合作意向。        

不知不觉间，富士康成为了中国城市大变局的幕后推手，特别是深度影响了中西部城市的命运。        

智谷趋势在两年前曾经统计过，郑州，太原、衡阳、南宁、成都等许多地方都患上了“富士康依赖症”，出口总额里富士康代工厂出口的占比都在 20% 以上。

2020年，富士康郑州公司实现出口总额316.4亿美元，位列全国所有出口企业第一位，还为郑州贡献了超过八成的出口，也撑起了河南进出口的半壁江山。

富士康的出现，一举改变了郑州劳动力输出大市的形象，其常住人口在十年间狂增46%，跻身千万人口大市。        

光是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就一度吸纳了40万人就业，这比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的人口都多。

按照富士康官网说法，2022年其进口总额约5400亿元，占中国大陆进口总额的3.0%；出口总额约8490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大陆出口总额的3.5%。          

富士康对地方经济的拉动自然不容小觑，然而，中国大陆城市也必须直面一个问题——台资，向来习惯于全球布局。        

2008 年之后，在国外设厂同样多次被富士康提上日程。也就是说，向内陆迁徙和往海外布局是富士康同时在做的两件事情。

内陆的工资比沿海便宜，但越南、巴西、印尼、印度等国家在人力资本价格竞争上更加具有优势。        

水往低处流，对低端制造业来说更是如此。        

不过，虽然趋势是确定的，但在 2008 年到 2018 年的十年间，富士康海外扩张总是给人雷声大雨点小的观感。        

就像 2015 年，越南永福省最终撤销了颁发给富士康的投资许可，原因就是哪怕越南催了无数次，富士康在获得投资许可后的 6 年里却始终没有动工，惹怒了永福省当地政府。        

这十年，也是郑州苹果城崛起的十年。也许对于当时的富士康而言，待在异国海滨还是跑到大山里，纠结的点不过是钱赚多赚少罢了。

02‍

当下的富士康：跟着苹果下注印度

但最近几年，富士康的考量，多了不少经济之外的因素。        

富士康官方层面曾表示，“将减少对中国大陆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依赖。” 

一方面，苹果在主动去风险化，作为其最大代工的富士康也只能先跟着下注；另一方面，中国明确指出要兼顾发展和安全，底线思维的影响半径越来越大。        

印度人口超过中国、电子消费市场尚未饱和、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统统都对苹果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随着苹果产业链和第一家零售店在印度落地，富士康也在加码印度。        

《财经十一人》报道称，富士康在印度主要负责生产iPhone的金奈（Chennai）园区，去年仅有3条产线，今年将扩充至6条。位于班加罗尔的新厂区规划产线数量在18条左右，预计2024年将投产。        

富士康金奈园区此前规模很小，主要生产小米手机，2017年左右开始生产苹果手机。‍‍

生产能力的显著提升发生在去年。以前中印苹果园区的差异在于，是否具备自主NPI的能力。

NPI是苹果新品量产前最重要的试产阶段，需要代工厂准备好一切物料，测试生产、验证、及时调整。由于需要所有供应商协同配合，这对于早已建立起强大且丰富产业链的中国来说并不难，但印度则不然。所以之前得先在中国完成 NPI，再把生产能力转移到印度。导致印度园区往往生产产品的时间要晚于发布产品的时间。        

但从去年的 iPhone14 系列开始，印度园区首次实现了生产和新品发布同步。而今年更进一步，iPhone15 系列是同时在中印分别进行NPI 的。        

而为了给印度园区提速，富士康专门从郑州、深圳、台湾多地调派部门负责人到印度培训当地员工以及从零开始搭建工厂。管理架构也变成了每一位中国高管对口帮扶一位印度高管。        

值得注意的是，富士康驻印度代表在 LinkedIn 上发布的一篇帖子中表示，该公司明年的“目标是把就业机会、外国直接投资 (FDI) 和企业规模再次翻一番。”           

此前富士康已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拥有一家 iPhone 工厂，雇用 4 万名员工。明年翻番的话，至少要增加到 8 万人。        

今年8 月，卡纳塔克邦表示，富士康将投资 6 亿美元用于当地的两个项目，生产 iPhone 外壳组件和芯片制造设备。        

但这些庞大的投资能转变为多少产能呢？

富士康的目标是，未来三年印度的产能要与郑州持平。        

Counterpoint报告称，2020年，印度产iPhone仅占其全球产量的1.3%，2022年上升至4%，预计今年将升至7%。相对应的，中国去年的iPhone产量占比为96%，今年预计将降至93%。       

对于印度生产苹果手机的能力，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给出了目前最为乐观的预判：到2025年，印度本土iPhone产能有望达到全球的25%。       

从趋势来看，虽然中国厂区的核心地位暂时不会动摇，但印度很可能成为苹果生产的另一个核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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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富士康：

像代工苹果那样代工电动车

印度制造的崛起和苹果的下注都已成为现实。但问题是，富士康真的会一直跟在苹果后面吗？        

富士康打的算盘是，像代工苹果产品那样代工电动汽车。            

前段时间，富士康在 50 周年的公告中写道：“前面五十年，我们提供改变人类科技生活的产品；未来五十年，我们希望透过营运模式创新，提供能够改变人类移动生活的产品。”        

“改变人类移动生活”，指的就是电动汽车将成为其未来的发展重点。       

今年3月，富士康宣布计划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和俄亥俄州生产电动汽车电池。今年6月，富士康宣布将把生产重点从中国集中生产iPhone和笔记本电脑转向在多个国家生产电动汽车，包括美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        

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表示，造汽车本质上是一个不太集中的业务，并解释说：“在一个地方生产电动汽车是没有意义的，汽车的区域化生产是非常自然的。”        

富士康电动汽车业务负责人 Jun Seki 也表示，正在与 14 家潜在客户进行洽谈，未透露具体名单，但认为印度和日本是具有电动汽车广阔发展前景的国家。        

富士康的目标是 2025 年占据全球5%份额，长期目标是全球一半份额。电动车品牌商只管研发，生产交给富士康。        

而在造车这件事上，富士康甚至展现出了更大的野心——不甘只做中低端制造。

在上周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鸿海科技日（HHTD）上，富士康表示，将使用英伟达的芯片和软件建造一种新型数据中心，即所谓的人工智能工厂，用于包括自动驾驶汽车在内的一系列应用。        

今年一月份，富士康和英伟达宣布合作开发自动驾驶汽车平台，将生产基于英伟达 DRIVE Orin 片上的汽车电子控制单元，然后销往全球市场。        

这或许意味着，富士康试图从一家制造企业变成一家提供制造方案的平台公司。

有意思的是，焦虑的郑州，找出路的时候同样看上了新能源汽车。        

今年 6 月份，郑州市长公开喊话：“希望（特斯拉）把握绿色低碳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等机遇，加大在郑投资和业务布局，为郑州提供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助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        

向特斯拉示好，郑州的发展焦虑呼之欲出。        

郑州对富士康的依赖太深，这意味着，一旦富士康这个巨无霸代工厂缩减投资，产业链外迁，郑州就面临着产业真空的问题。        

郑州是富士康产业链条上的缩影，而从富士康的外迁又能窥探到全球产业链的变动浪潮。        

依赖于中国大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庇护，富士康成长为全球最大代工厂。但未来数十年，富士康的战略重心已不在中国大陆，甚至牵扯到全球制造业重心在两个大国之间的转移。

时至今日，虽然富士康70%营收来源于中国制造的产品，但其未来的战略重心已飘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