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前高官又双叒被传入职商界了,金盆洗手即入商海为哪般?(组图)
当Optus前CEO Rosmarin因为断网丑闻引咎辞职后,关于前新州州长格拉蒂丝·贝姬莲(Gladys Berejiklian)将更进一步,接替Rosmarin职位的传言迅速甚嚣尘上。
尽管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她此前卷入的前男友腐败案件将成为她登顶路上的阻碍,但这一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贝姬莲自2022年以来便在Optus担任负责企业事务的高管,而她本人也曾多次表达了对执掌这家电信巨头的兴趣。而更重要的是,政客下野后转投商界,在澳洲是非常常见的行为。
AI绘图:格拉蒂丝·贝姬莲(Gladys Berejik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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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前州长Berejiklian:
下野不久即获聘用
以贝姬莲为例,她因前男友腐败丑闻下野后,没过几个月便被Optus聘用,而业内人士明确指出,虽然她的角色也将涉及商业和企业事务,但该公司聘用贝姬莲为的就是她在政界的广泛人脉与经验,借此与主要对手Telstra争夺联邦和州政府的合同,因为Optus希望挑战Telstra在这一数十亿澳元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新南威尔士州招标数据显示,Telstra在2021年赢得了近1亿澳元的州政府工作,而Optus获得了1120万澳元。在联邦政府工作方面,Telstra获得了571份合同,Optus获得了85份。
“贝姬莲曾经担任过州长和交通厅长,她对于政府基础设施项目所需的电信服务也会有深入的了解,”一名知情者当时如此评论。
而MacquarieTelecom的高管Luke Clifton则表示,Telstra“会吓得发抖”:“显然,Telstra占据了新州政府电信支出的最大份额。”
“贝姬莲将能够在新州政府为Optus打开一些重要的大门。”
事实上,商界一直是澳洲政界人士退隐后的热门归宿,贝姬莲的许多政界前辈都在这里混的风生水起。
2
前财长Frydenberg:
与高盛两情相悦
今年9月底,澳洲高盛官宣任命前自由党政府财长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为其董事长。
在去年的联邦选举中,弗莱登伯格被寄予厚望却痛失Kooyong选区,尽管党内要求其复出的呼声甚高,但成为澳洲高盛的董事长无疑意味着短期内他不会重返政坛。
目前尚不清楚高盛为弗莱登伯格开出的董事长年薪究竟有多么丰厚,但从相关表态来看,该行无疑对其青睐有加。
联盟党在2022年5月联邦选举中失败后,弗莱登伯格很快便加入了高盛,并担任该行的亚太地区高级区域顾问。
AI绘图: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
该行在一份备忘录中称,弗莱登伯格将“专注于进一步深化和加强整个澳新地区的客户覆盖范围”,“他将作为公司亚太地区高级区域顾问,继续就经济和地缘政治问题提供建议。”
高盛亚太区联席总裁凯文·斯内德(Keven Sneader)表示:“我们很幸运能够为高盛带来约什这样一位在公共和私营部门拥有丰富经验、人脉和洞察力的人。”
“他对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将为我们整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客户带来可观的价值。”
高盛澳新首席执行官西蒙·罗瑟里 (Simon Rothery) 则表示,他很高兴欢迎弗莱登伯格担任这一职务,“我们的澳大利亚客户将从约什从令人印象深刻的职业生涯中获得的见解和专业知识中受益匪浅,其中包括跨多个领域的经验和观点。”
3
西澳前州长Mark McGowan:
“疲惫”离职后,接手四项新工作
西澳州长马克·麦高文(Mark McGowan)在其第二个任期的中途宣布辞职,称自己精疲力竭。他表示,带领西澳度过新冠疫情让他“非常累”“没有继续下去的精力”。
AI绘图:马克·麦高文(Mark McGowan)
不过,在离职后不久,他便接手了四项新的工作,包括在咨询公司Bondi Partners担任高级顾问。该公司由前联邦财政部长和美国大使乔·霍基(Joe Hockey)领导,旨在“帮助将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BondiPartners的网站上,是这么介绍马克·麦高文(McGowan)的:"马克是西澳的第30任州长,他领导该州度过了COVID-19大流行,并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创造了令全国乃至全世界羡慕的资产负债表……在Bondi Partners, Mark将利用他在不同行业(从国防和国家安全到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转型)的独特见解,提供投资和战略建议。"
除了在BondiPartners担任职务外,麦高文还兼职担任矿业公司Mineral Resources的战略顾问。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Mineral Resources的一位发言人证实,麦高文将“把他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带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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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驻美大使Hocky:
要在核潜艇协议中分一杯羹
乔·霍基(Joe Hocky)在2013至2015年间担任艾伯特内阁财长,随后担任澳洲驻美大使直至2020年。
退休后,乔·霍基创立了Bondi Partners。该公司的高层包括多名澳美两国的军界人士,近年来展现出了对美澳盟国国防领域投资的浓厚兴趣。
不久前,媒体爆出霍基试图引入美国资本组建财团,竞逐澳洲军工造船巨头Austal,以在价值数千亿澳元的AUKUS核潜艇协议中分一杯羹。
AI绘图:乔·霍基(Joe Hocky)
值得一提的是,据ABC报道称,Bondi Partners LLC 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在华盛顿注册。文件记录的“生效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7 日。
但乔·霍基作为美国大使直到次年 1 月 31 日才结束了公职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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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总理们,
更个个是商界大腕
站得高,看得远,赚得多
这句话放在澳洲的前总理们身上似乎非常合适。
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在1991至1996年间担任澳洲总理,在此之前他连续八年担任澳洲财长一职。
AI绘图:保罗·基廷(Paul Keating)
作为财长,他主导了一系列影响今日澳洲的改革,包括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改革货币政策、改革税制,废除贸易保护主义壁垒,解除政府对航空、电信等行业的管制。
出任联邦总理后,基廷继续推进一系列的改革,包括组建国家训练总署、建立全国性的退休金计划体系以调整过低的国家储蓄额和低迷的劳动力市场;试图解决澳大利亚长期的失业问题。他还倡议创立了亚太经合组织。
退出政坛后,基廷加入投资银行Lazard,并担任国际投资顾问团主席,亦曾有媒体报道称他进入商业贷款机构MaxCap担任董事,但本人声明否认。虽已退休多年,但基廷在政治经济和学术界依然有广泛影响。
AI绘图:茱莉亚·吉拉德(Julia Gillard)
茱莉亚·吉拉德(Julia Gillard)是澳洲首位女性总理,2010至2013年她在任期间成功带领澳洲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
如今她在多个投资机构担任职位。2017,吉拉德加入了由墨尔本豪门利伯曼家族支持的房地产金融投资机构CVS Lane,在投资委员会担任非执行董事职务,此外,她还在Amplo风投基金担任顾问,在LeapFrog投资基金担任全球领导力委员会顾问。
AI绘图:谭保(Malcolm Turnbull)
前总理谭保(MalcolmTurnbull)在从政前就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他很早就展现出了出色的投资眼光。
1994年,他用50万澳元买下澳洲电邮服务供应商Ozmail的股份,并在1999年网络泡沫破灭前成功以5700万美元售出,创下投资奇迹。
同期,他担任高盛澳洲的本地董事总经理。而在他离开总理职位后,谭保于2019年出任全球投资公司KKR & Co的全球高级顾问。
为何商界吸引了这么多退隐的澳洲政界精英?
这多少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当政治家退休时,通常他们已经在公共部门工作多年,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对投资机构来说,这些人脉对于建立新的业务关系和吸引客户来说非常宝贵。
此外,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前政治家们通常对政策和监管框架拥有深入的了解。这些专业知识对于驾驭复杂的金融市场、了解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确保遵守法规至关重要。
而对于寻求扩张的商业机构而言,许多政治家都拥有国际经验,在任职期间应对过外国政府和全球问题,也多少具有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危机的经验。这些经验和经历在市场波动、经济低迷或者地缘政治紧张的时期可能至关重要。
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许多退休的政治家可以与现任政府官员保持关系。在寻求政府合同、监管部门批准或维护客户利益时,这种机会可能会非常有利。
而相应的,商业机构往往能为退休的政治家提供更具竞争力的薪资,更灵活的工作制度,更多的资源甚至更多的曝光机会,这也是其他很多行业提供不了的。
正如一位资深上市公司董事长表示,政界人士进入商界后,最有用的资源往往是利用他们的人际关系协助并购,而非直接为并购做决策。
“现实情况是,在投行里,每份工作都能有五六个人可以做的很出色,而你需要努力决定谁能胜任这份出色的工作,”这位董事长表示。
“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做得很好,因为有优秀的团队和顾问。所以,当你试图在董事会上决定谁来做这项出色的工作时,实际上是在考虑边际效益。”
真正幸福的婚姻,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澳洲高官弃官从商,纷纷落脚商业的现实剧情,或许是这句话的另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