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行各业都在脱实向虚？武汉大学教授新春调查警示内地最大危机（组图）

武汉大学教授吕德文是近年来一位活跃于内地舆论场的社会学家，他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城乡社会观察和基层治理研究，不少观点都被认为接地气，直击社会痛点。近日，他撰写文章《2024年新春调查：基层存在撂挑子、脱实向虚、折腾等潜在风险》尖锐指出：「各行各业都在脱实向虚，社会空转是今日社会的最大危机。」

据他的描述：「春节期间和中学同学聚会，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公务员、医生、老师、老板、国企员工、农民工、媒体从业人员，都在一致吐槽形式主义，不好好干活，厌恶至极，却又无可奈何。人到中年，不敢提意见，不敢坚持实际，只能向上应付。基层政府在向上负责，不对实际负责。谁都知道图斑整治不切实际，但只能使劲折腾群众。村级组织服务于上级指标，不服务群众，即便服务群众也是做给上级看。一位村书记说，工作做不好，指标要好看。」这样下去，基层疲于应付，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严重泛滥，社会越来越僵化，但民众依旧缺乏获得感。

与此同时，同样是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在《村书记「懒政」：「除了镇长书记的通知，我都已读不回！」》一文中，揭示出几位村书记对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不堪其扰，导致乡镇干部愈发难以调动村书记的困局。这篇文章对基层困局进行了分析：「村书记的『懒政』现象并非源于村书记『懒』，而是愈发刚性的行政任务不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造成村书记疲于应付政策要求。不只是村书记，当前大量的工作精力集中在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当中。所谓的『群众工作』不是深入群众、发动群众，而是劝服甚至威胁群众配合上级工作，这偏离了基层治理的初衷，也使基层干部难以在工作中产生意义感，从而在基层工作中愈发消极。」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社会空转、基层疲于奔命，是近些年来内地社会十分突出的问题，既严重妨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又引起相当多民众的厌恶。2022年，习近平在中共第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表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敌。要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树立正确政绩观，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强化系统思维和科学谋划，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杜绝装样子、搞花架子、盲目铺摊子。」

2023年6月，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举行，要求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2024年1月，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再度召开，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上升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可以说，上层十分重视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采取了大量措施，进行了许多努力，解决了不少问题。但从实际情况来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困扰基层的问题依然严重。今年初，吕德文在《基层六题》一文中指出：「近些年，基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人所共知，人人都深恶痛绝。但似乎只能在形式上反形式主义，反反复复，越反越多，以至于基层差不多要向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投降了。再加上经济下行的影响，基层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出现了基层僵死和社会衰退的征兆。」

天下第一水司楼位于贵州省独山县，是当地官员乱搞政绩工程、烂尾工程的典型例子，也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样本。（资料图片）

为何会这样？这要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说起。吕德文认为：「上级把基层当做科层组织，用组织控制手段去改造基层组织，这使得基层组织失去了与生俱来的灵活性和非正式性。当基层组织只能目光向上，而无法眼光向外时，自然无法融入社会，只能在体制中僵死。」除此之外，他还把制度过密化（基层被管的事越来越多）、赶超体制下的基层治理「速食年代」、折腾式治理、制度预期不稳定视作当下基层治理困局的原因。不过，这都与基层组织只能目光向上有关。

以此逻辑进一步分析，当下内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社会空转、基层疲于奔命问题，从根源来说，与过于依赖单维度的自上而下权力秩序、缺乏相配套的自下而上监督体系密不可分。1980年，邓小平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触及官僚主义问题的根源：「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

欲解决问题，那自然只能是建立一套与自上而下权力秩序相配套的监督体系，让广大人民在合理范围内扮演监督者角色，改变基层只能眼光朝上的结构，让基层保持应有自主性，既服务于上级致力于公共利益的政策，又兼顾实际情况与民意诉求，同时对上和对下负责。这应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