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忽视”：未成年人犯罪致4死，“父母连坐”被判刑15年（组图）

2021年11月30日，时年15岁的美国青少年伊森·克伦布利（Ethan Crumbley）在密歇根州牛津镇中学开枪打死4名同学、打伤7名同学和老师，后被法院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今年4月，伊森的父母也被县法院判处过失杀人罪，需入狱10~15年，因为他们“严重忽视了作为父母的义务”，没有及时察觉到儿子的心理健康问题，甚至为他提供了后续作案用到的枪支，对这起校园枪击案负有直接责任。这是美国首次对大型枪击案中行凶者的家长判刑。

小镇枪声

2023年12月，在伊森被宣判终身监禁的那次庭审上，约书亚（Joshua）第一次仔细端详这个在校园里制造了“恐怖血案”的同学——在此之前，他完全不认识伊森。但他永远记得不久前伊森制造的枪声。

2021年11月30日中午，约书亚结束课间休息回到教室。他在美国密歇根州奥克兰县牛津镇的牛津高中读书。牛津镇有2万多人口，离北部城市底特律只有30公里。这是个生活节奏缓慢、物价低廉的小镇，常常有老人和带着孩子的年轻家庭从底特律搬迁至此。牛津高中是镇上唯一一所高中，每年招纳来自小镇和周边村庄将近1800名学生。

当地警方赶往学校 

1点左右，约书亚准备开始上当天的第五节课，突然，他听到走廊里传来连续的枪响，“两分钟左右，至少响了十几次。”约书亚惊呆了，“声音听起来很不真实，我甚至以为是场演习。”很快，广播传来避险通知，班级里的老师大声呼喊“进屋！”然后启动反锁装置，组织大家用课桌抵住教室门。躲在教室的约书亚忍不住从藏身的桌子背后向窗外张望，袭击者的身影从窗外走廊闪过，个子不太高，偏瘦。幸好，他没有停下来。“这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约书亚告诉本刊。

根据其他亲历者在法庭上的陈述，当天，伊森先在厕所隔间里装好子弹，踢开另一个隔间的门，发现两名躲在里头的同学。他命令其中一名男生出来，用枪射杀了男生，而另一名同学趁此时逃出厕所。随后，伊森跑到走廊上开枪，子弹直接射穿一个男生的后脑勺，他又朝着没来得及躲回教室里的学生随机开枪。被捕之前，伊森甚至还试图假冒治安办公室的执法人员，冷静诱骗其中一间教室里的同学，“开门，现在已经安全了”。

枪击大概持续了七八分钟。911接到了上百通报警电话，警方很快赶到学校并逮捕了伊森，他没有反抗，几乎是“束手就擒”。警方称，伊森被逮捕时身上还有18发弹药。

下午2点多，约书亚从教室里走出来时，“外面的世界彻底变了，走廊地板上有几摊血泊，墙上有星星点点的血迹。”在教室时，他颤抖着给父亲发了好几条消息，“老天啊，爸爸，救命……”“他越来越近了，怎么办，我可能会死。”父母已经在学校外等着他。劫后余生的约书亚飞奔出校门，紧紧地和父母拥抱在一起。他们的周围全是放声哭泣的父母和孩子。

这起枪击案最终造成了四名学生死亡，其中年纪最小的死者只有14岁，最大的17岁，另外还有7人中弹受伤。

2023年12月底，事发两年后的庭审当天，伊森的个头已经接近一米八，他戴着一副厚重的黑框眼镜，身穿橘红色监狱服，腰部缠着的一条铁链有些紧。“他看起来比两年前壮硕了不少。”约书亚心里仍有些后怕。在法庭上，伊森始终平静，表情和声音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在最后的陈述环节，他沉默片刻，承认自己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向同学射击的事实，请求法官按照受害者家属的要求来判决自己，“我是一个非常坏的人，我做了任何人都不该做的可怕的事情。”

伊森在法庭上共承认了24项指控，包括一项“恐怖主义致人死亡罪”和四项一级谋杀罪，最终被奥克兰县法院判以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

密歇根州早在19世纪就废除了死刑制度。伊森被判处的是作为成年人能被判处的最重刑罚——即使他在作案时是个15岁的未成年人。在密歇根州，以一级谋杀定罪的成年人会被自动判处终身监禁并不予假释，但如果犯案的是未成年人，法庭还需要再举行量刑前的听证会。要对未成年人判以重罪并不容易，美国最高法院2012年的一项裁决认为，“除了极少数罪犯外，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处罚对儿童而言过重”。伊森是2012年至今第一个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青少年罪犯。法院的调查报告中认为，“伊森的枪击行为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蓄意谋杀，造成严重后果。即使被告年龄不大，仍有必要判处重刑。”

更出乎意料的是，2024年4月，奥克兰县法院以“过失杀人罪”判处伊森的父母10~15年刑期。最早对父母提起诉讼的是检察官凯伦·麦克唐纳（Karen McDonald）。枪击案发生后，麦克唐纳在新闻发布会上愤怒地宣布，自己将对枪手的父母提出指控，因为“这对鲁莽的父母长期忽视了儿子的悲伤和无助，反而让他能得到一把枪，他们对枪击案负有直接责任。”

接下来长达两年半的调查里，检方收集了这家人的账单、通讯记录、日记、社交媒体等一系列证据，描绘出这样的家庭内部生活：一对沉溺于个人兴趣的父母亲，一个内向孤僻、渴求父母关注的孩子，一把被作为圣诞节礼物的枪。

“野孩子”

在今年的一场听证会上，伊森的母亲，46岁的珍妮弗·克鲁布利 (Jennifer Crumbley) 头发稀疏发白，精神有些疲惫。法庭上，被子弹击穿后脑勺的死难孩子的母亲抽泣着对珍妮弗说：“你们手上也沾满了我们孩子的鲜血。”珍妮弗沉默无语。但珍妮弗对检方的指控并不认可，她用沉着有力的声音反驳道，“检方试图将我们塑造成那种可怕的父母。我们是好父母，我们是普通家庭，伊森看起来确实很正常，我没有理由做任何不同的事情！”

不过，在其他居民眼中，这是一个有些“不合群”的家庭。伊森一家大概在2013年搬到牛津镇，住在小镇东街一栋淡绿一层房子里，离镇中心只有2公里远。艾米莉（Emily）是牛津镇原住民，她告诉本刊，这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中心城区并不大，人们常常会在教堂、商店或是几家口味上佳的餐厅碰头。对于有孩子的家庭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当地的体育氛围浓厚，“每个孩子小时候总会由父母带着，在周末参加几次足球或是橄榄球训练”，这几乎成了艾米莉和其他妈妈们固定的聚会时间。但近10年时间里，她没有印象伊森的父母曾带着他去过球场，甚至看到庭审直播时，也觉得这对夫妻的脸十分陌生。

要找到熟识伊森一家的人并不容易。本刊记者接触的居民里，一位居住在离东街不远的老太太还记得伊森的爸爸詹姆斯·克鲁布利 (James Crumbley) ，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送货员，“身材高大、偏瘦、皮肤黝黑，很健康的模样，很少露面，似乎在家的时间不多。”但她对这家人的印象不算好，因为曾经见过他们把许多垃圾堆在紧挨着房子的棚屋里，好几天都没有清理。

虽然珍妮弗很少参加社区活动，但她在工作上的表现非常优秀。在牛津镇定居后，她获得了房地产许可证，并在另一个镇的房地产公司找到一份社交媒体助理工作。主管在法庭上回忆，珍妮弗对工作“很专业，很投入”，几年时间里就从助理晋升到了营销总监，有了可观的收入和医疗保险——唯一让主管感到讶异的是，珍妮弗在得知儿子制造了枪击案的当天，还给主管发了一条消息，请求主管“不要因为此事辞退我”。

工作之外，珍妮弗会去滑雪、骑马、喝酒。她对骑马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常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骑马的照片，并为马投入大量的金钱。马场老板基拉·彭诺克 (Kira Pennock)和珍妮弗相识2年多，珍妮弗把她花5000美元购买的马寄养在马场，每月的费用是400美元。除此之外，珍妮弗每周会到马场上3~4节骑马课程，一周收费35美元。阿什莉·布朗（Ashley·Brown)曾和珍妮弗同在马场参加过几次活动，她告诉本刊，珍妮弗是个热情、有活力的人，“她很爱马，对马的知识了如指掌，我是个新手，她毫无保留地教我如何控制速度和方向，如何给马梳毛。”

伊森的母亲珍妮弗·克鲁布利

但阿什莉从没有见过詹妮弗带着伊森来马场。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阿什莉记得自己和珍妮弗聊起孩子时，“珍妮弗对这个话题兴趣不大，很快就跳过了。”马场老板基拉在法庭上回忆，珍妮弗说过“儿子很奇怪”，“珍妮弗说，伊森只有一个朋友，他花了很多时间上网和玩游戏。她觉得儿子‘不正常’。”珍妮弗的同事也作证，“她有时会提起带孩子去露营、滑雪，但从来没有分享过亲子活动的照片。”

在这个家庭里，伊森孤零零地长大。临床和犯罪心理学家科林·金（Colin King）在伊森被捕后曾与他有过20几个小时的交谈，伊森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科林·金在法庭上形容伊森是个“野孩子”。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解释，“野孩子”是个社会心理学术语，指的是在没有任何父母指导的情况下长大的人，“比如在本案中，从伊森6岁起，他的父母花了很多时间喝酒、聚会、与不同人建立关系，他只能独自照顾自己，尽力而为。”

伊森家的几位邻居都对这个家庭的养育方式提出过质疑。一位在伊森5岁时曾与他们为邻的女士在西雅图广播电台的采访中提到，当时，夫妻俩就会带着小伊森一起看《电锯惊魂》等恐怖电影、玩很刺激的第一视角射击游戏。还有两位女士分别在伊森8岁和12岁时与这一家人为邻。她们告诉《底特律自由报》，伊森的父母多次在晚上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开车去市中心的酒吧喝酒。年幼的伊森曾敲开邻居的门，告诉他们“我很害怕，请打电话给我的爸爸妈妈，让他们回家。”其中一位邻居为此和伊森的妈妈发生过剧烈的争吵，另一位曾匿名给美国儿童保护服务机构（CPS）打电话，但情况依然没有改变。

伊森是个十分内向腼腆的人，邻居说，他和人说话时从来不直视别人的眼睛，也不和同街区里的孩子一起玩。曾与伊森在同一所中学念书的男孩欧文（Oven Keaton）告诉本刊，伊森似乎不太懂得如何与人打交道。他们曾经是同一个实验小组的成员，“他落单了，最后我们主动吸纳了他，他有些无所适从。”伊森很少在讨论中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话很少，但很有礼貌，会做好自己的分工。”当得知伊森就是这起枪击案的凶手时，欧文很震惊，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个成绩不太好、但非常遵守纪律的同学。

本刊采访的材料显示，伊森也曾尝试着获得父母的关注和欢心。他的父母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一则视频，视频里的伊森大概七八岁，有些胖，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文静，手里拿着一个罐子。父亲詹姆斯愉快的声音从屏幕外传来，告诉他如果能吃一大勺罐子里非常辣的酱，而不做出任何反应，就会给他100美元。伊森吃了一口，被辣得吐舌头、大喘气，跑到厨房寻找水，屏幕外传来父母的大笑。2020 年 12 月，伊森的心理健康老师给了一份评估问卷，伊森在其中一个问题下方写的是，“我希望父母在家的时间能更长一些。”另外，一份第三方调查机构的报告显示，上中学以来，伊森的成绩越来越差，但地理老师在发给父母的邮件里提到，伊森知道测试题的答案，他故意得低分，“是希望能吸引你们关注到他的成绩。”

致命的忽视

伊森的父母没有回复地理老师的这封邮件。根据检方后来公布的调查结果，父母的关心并没有变多。相反，在枪击案发生前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对儿子心理健康问题的忽视已经十分严重。

通信记录显示，2021年初，伊森开始产生令他痛苦的幻觉。3月份的一个夜晚，被独自留在家中的伊森给母亲发了好几条短信，“我觉得家里有人，有人走进浴室、冲马桶、没关灯就离开。”“也许只是我想多了,但你什么时候回家?”大约一周后，他觉得家里厨房闹鬼了，再次给母亲发消息，“刚刚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现在我很害怕。”“我有恶魔的照片和视频，它在扔碗。”“我不是在开玩笑,它搞乱了厨房。”“你至少能回复一下吗？”

伊森

父母很少及时回应他。检方恢复了母亲珍妮弗删除的一些照片，发现“厨房闹鬼”的那天晚上，她和丈夫一直呆在马场里，始终没有回复过伊森。伊森后来发消息告诉他唯一的朋友，自己“正在经历精神崩溃”，他向父母提出想去看心理医生,但父亲给了他一些助眠药片,让他“忍着点”。母亲甚至嘲笑了他的请求，她不相信伊森有心理健康问题，而是认为他在吸毒。这让伊森感觉很痛苦，他甚至想打911求助，这样就会有人带他去医院，但因为担心父母发火，他最终没有这么做。

到了2021年10月份，伊森的精神状况急转直下。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打击了他：最喜欢的宠物狗死了、祖父母相继离世，唯一的朋友搬家离开了密歇根。伊森不再给朋友发信息，他更加安静，彻底变成了一座孤岛。他在日记里写下实施校园枪击的计划：“我将制造密歇根州历史上最大的校园枪击案……我会杀死我看到的每一个人。”“第一个受害者必须是一个有前途的漂亮女孩，这样她就可以像我一样受苦。”日记同一页还包含一幅女孩被从后脑勺射杀的画。他也记录下了对父母的责备，“我的父母不听我说治疗师的事，我的精神问题没有任何好转，这导致我要去该死的学校开枪。”

不过，伊森的父母在法庭上坚称，他们并没有看过这本日记。

相反，他们给精神已经濒临崩溃的伊森买了一把枪。11月26日，父亲詹姆斯带伊森走进了一家枪店，以自己的名义为伊森买下圣诞礼物——一把口径9毫米，能装15发子弹的西格绍尔（SIG Sauer）半自动步枪。詹姆斯签署的表格表明，他是以自己名义购买枪。15岁的伊森并没有持枪执照，但他也能轻易地拿到并使用这把枪。

当天晚上，伊森在社交媒体上发了这把枪的视频和照片，写着“今天刚拿到我的新美人”。第二天，珍妮弗还带着伊森去了射击场，伊森先开枪，然后他教母亲如何装弹、射击。晚上，伊森在社交媒体上写，“今天带我的新枪出去射击，肯定需要习惯新的瞄准具”；而珍妮弗发布的是：“母子日，测试他的圣诞新礼物。”

枪击案发生之前，已经有不止一人注意到了伊森的反常。前一天，一位老师发现伊森在课上用手机看枪弹的相关资料，另一位老师给珍妮弗发了消息提醒。但伊森解释，自己是发现屋里有个弹壳，想弄清楚是什么型号。珍妮弗回复儿子：“哈哈，我没生气。你得学会不被抓住。”

枪击案当天，伊森的异样更明显了。早晨，伊森被老师发现在英语课堂上看射击视频，而在数学课上，他在作业本上画了恐怖血腥的图片：一把手枪、被子弹打出弹孔流血的人，配文“救救我”“我的生命毫无意义”“世界已死，到处是血”。在和伊森交谈后，心理教师霍普金斯发现他有心理健康问题和自杀倾向，马上联系了伊森的父母到学校。“他们到学校后，没有打招呼、触碰或拥抱孩子，这很奇怪。”霍普金斯在法庭上说。

伊森的父亲詹姆斯·克鲁布利

到此时，夫妻俩对伊森的精神问题仍然没有重视，丧失了阻止枪击案发生的最后机会。霍普金斯建议他们当天立即带伊森去看医生，并推荐了医疗资源，但珍妮弗反对这个建议，理由是他们必须回去上班——实际上，她的公司允许员工在需要处理家庭问题时休带薪假。霍普金斯只好同意现在可以让伊森继续留在学校，因为他并没有违反纪律。但霍普金斯坚持在48小时内必须让伊森去看医生。

这次会面只持续了15分钟，母亲全程没有和伊森说过话，父亲则是鼓励儿子可以写日记倾诉。调查资料显示，从学校出来后两分钟，珍妮弗给马场老板基拉发短信讨论当晚的马术课安排，表示她仍然打算去上课，还给基拉和一位同事都发了伊森画的恐怖图片。那位同事后来在法庭上回忆，珍妮弗回到办公室后，抱怨前一晚她因为功课问题和伊森争吵，并把他关在了门外。

中午12点42分，珍妮弗给伊森发了一条短信问他：“是否还好？你可以和我们谈谈。”伊森回复：“我知道，谢谢你。为此我感到抱歉，我爱你。”10分钟后，他在学校的厕所里取出了那把作为圣诞礼物的手枪，制造了枪击案。

法庭外的争议

长达两年的调查和听证会中，大量证词、证据被提交到法院，一直到今年4月，法院判决詹姆斯和珍妮弗犯有过失杀人罪，刑期10~15年。“定罪不是因为教子无方，而是被告本可以阻止一列‘失控的列车’，机会一次又一次到来、声音越来越大，但都被忽视了。”宣判当天，奥克兰县法官谢丽尔·马修斯（Cheryl Matthews）解释道。

对伊森判处重刑并未引发争议，但针对父母珍妮弗和詹姆斯的审判则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法学界的一个核心争议在于，此案对父母和孩子的平行审判逻辑相互矛盾。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埃科·扬卡（Ekow N. Yankah）告诉本刊，美国刑法的一条核心原则是“任何人不对其他人的犯罪负有刑事责任”，除非凶手无是非判断力，比如处于幼儿阶段或者精神有严重问题，法庭才可能追究其监护人的责任。

“法庭在审判伊森时，将伊森当作有判断力的成年人来对待，认为他对枪击造成的恶果有充足的认知，是蓄意谋杀，要承担完全的刑责；而在审判克伦布利夫妇时，又将伊森当成一个深陷心理疾病的孩子，认为他的行为很大程度是由监护人的影响，因此监护人要承担罪责。这里有一种深层的矛盾。”扬卡说。

扬卡介绍了美国2023年的另一起案件，它代表了法律界更常见的追究父母刑责的判例。2023年1月，在弗吉尼亚州的一所小学里，一个6岁小男孩在上课时拔出枪瞄准讲课老师，子弹击中了老师的胸口。老师幸存下来，但身受重伤。事后，男孩向警察承认，他爬上母亲的梳妆台，从母亲钱包里偷偷拿到这把没上锁的枪。这个男孩在校有暴力记录，他存在认知和行为障碍，接受着特殊教育。当年12月，男孩的母亲德加·泰勒（Deja Taylor）被判2年监禁，罪名是“儿童忽视”，因为“她在家中粗心地留下一支装有子弹的枪支，置自己的孩子于危险之中。”在这个案件中，法官认定6岁的枪手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任何成年人都能简单判断出让孩子碰枪是危险的，因此泰勒要对此案负责。

宣判之后，法学研究者最大的担忧是，这起特殊的案件会打开“父母连坐”的先河，未来可能极大地扩大对监护人追究刑责的尺度。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2015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大规模袭击发生前,杀手的父母往往比外人更倾向于忽略乃至屏蔽孩子释放的危险信号。“作为父母，很难想象自己的孩子做出极端可怕的事情。试想，你的孩子受心理问题困扰并且酗酒，你已经劝他别再喝酒，有一天他拿走你的车钥匙，醉驾撞死了人，作为父母的你，是否会因为没能约束孩子而坐牢？在新的判例下，这不无可能。”扬卡说。

西密歇根大学刑法教授杰弗里·斯沃茨（Jeffrey D. Swartz）则更激烈地反对给伊森的父母判刑。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提到，“爱是盲目的，如果你的孩子总是沉默、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有一天突然主动请你带他去练枪，也许你只会欣喜地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他有想做的事了。”伊森和母亲去过的靶场宣传自己是“适合家庭的地方”，那里的未成年人顾客并不罕见。

斯沃茨也质疑学校在此次案件中没有被追责。“如果危险预兆足够明确，那么学校为什么不搜伊森的包，或者把他隔离起来？”在美国，教师们普遍接受的训练是在察觉到危险时行使搜查职权。“学校没有这样做，要么说明当时的情况看上去并不紧急，要么说明学校工作人员失职。”

此外，扬卡和斯沃茨都认为，检察官在这起缺乏先例、注定引发争议的案子上冒险起诉克伦布利夫妇，与枪击案造成的舆论有关。“枪击案伤透了人们的心。”扬卡居住的地方距离牛津小镇仅有一小时车程，他能感觉到这起案子给整片区域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就在伊森枪击案发生一年多以后，离牛津小镇120多公里的密歇根州立大学也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三名学生遇难、五人受伤。居民们迫切寻找着悲愤的出口，对枪支暴力的怒火彻底被点燃。在牛津镇，受害者家属和居民们举行了一轮又一轮呼吁控枪的活动；2022年的毕业典礼上，学生在手臂上缠绕了代表预防枪支暴力的橙色丝带。

《少年囚徒》剧照

施沃茨觉得，对展露出从政野心的检察官麦克唐纳而言，追究持枪者责任成了不可忽视的民意。除了起诉克伦布利夫妇，麦克唐纳还推动了多项控枪改革。她在2020年9月组建了由20多名专家组成的“解决枪支暴力委员会”，受到奥克兰县民众的广泛支持。2023年，在接连两起枪击案之后，密歇根州通过了更严格的控枪法案，第一次强制要求密歇根的居民为他们购买的枪支上锁，否则将面临法律责任。

施沃茨还指出，麦克唐纳在庭审过程中的举证亦有瑕疵。“比如强调这对夫妇急着住到朋友家，可能是想逃跑，又比如揭露珍妮弗有外遇……这些事与枪击案本无因果关系。”但在对夫妇负面新闻的挖掘里，“麦克唐纳知道怎么样让陪审团愤怒并且一直愤怒，她本可以采取更公正的做法。”

无论如何，枪击案留给小镇的创伤还在蔓延。隐隐的恐惧感依然笼罩着约书亚，枪击案后的整整一学期里，他的父母总会在上班间隙来确认学校是否安全，“我很难想象伊森有一天可能还会被放出来。”尽管伊森在法庭上悉数认罪，但他的律师仍在努力为他争取改变无期徒刑不得假释的判决。约书亚对此十分愤怒，“他已经毁了这里的一切。我甚至不确定，未来人们是否还能重新安心地躺在草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