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中资园区调查：“渔村变工厂”后，致富神话与命运的重置（组图）

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偏远大岛苏拉威西，拥有世界上已知最丰富的红土镍矿储量。镍作为锂离子EV电池的关键成分，被视为影响新能源的发展格局的战略性资源。2013年，中国民企青山控股集团开始在苏岛东岸的莫罗瓦利建设大型工业园区。超过百亿美元的投入让原本只有不到千人的渔村，膨胀成了容纳着超过10万人的世界重要镍生产基地。

10年的急速发展后，“渔村变工厂”的致富神话迎来挑战。去年年末，青山工业园区内的冶炼炉发生爆炸，造成21人死亡。事故促使中国民营企业代表和印尼的初代产业工人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对话。命运已深刻交织的双方都明白，他们必须寻找一条共赢之道。

“妖灵扔小孩的地方”

红眼航班落地苏拉威西（Sulawesi）的东南部城市肯达里（Kendari），扑面而来的是平静。机场坐落大片森林之中，全然没有首都雅加达拥挤的人流和轰鸣的摩托车。

“你竟然要去那里？那里太远了，我没去过。但真心祝你好运。”在雅加达，一位超市店员曾对我即将开始的行程表示惊诧和不安，劝我再多买两根香蕉以备不时之需。苏拉威西的轮廓像大写英文字母“K”，它的面积与中国广东省平齐，比坐拥雅加达和全国过半人口的爪哇岛还要大一半，但自1945年独立以来，苏拉威西一直是印尼主流叙事中未开化的边缘地带。绝大多数当地人守着可可、丁香、棕榈等农作物，以及水中丰富的鱼虾蟹螺生活。岛屿东南地势尤其崎岖不平。印尼俗语说那儿是“妖灵扔掉小孩的地方”（jin buang anak）。

但事实上，在过去10年里，东南苏拉威西经历了或许是同期世界上最迅猛的重工业化进程。从高空俯视岛上的莫罗瓦利青山工业园（Indonesia Morowali Industrial Park,IMIP），货船和吊运机把海岸和近岸岛屿切割得很细碎，密密麻麻的冶炼车间和煤电厂背靠着七八百米高的山峰，覆盖着从海岸与山脉间坡度较缓的丘陵。园区进驻的企业超过了50家。专门服务园区的巨型港口每天收纳着从印尼各地运来的煤，将它们分配到直通电厂的长传送带，停在那里的货轮再将园区产出的工业品销往印尼、中国和世界各地。

在莫罗瓦利青山工业园区附近世代居住的两位渔民

我们在苏拉威西岛的司机纳伊姆（Naim）曾是莫罗瓦利（Morowali）当地的渔民，他告诉我们，10年前，村里只有800人和3辆摩托车。今天，这个仍在扩张的园区占地超过3000公顷，相当于40多个北京故宫博物院，创造了至少10万个就业岗位，周边至少有3万辆摩托车。而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东西：镍。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2022年的报告，全球已探明镍矿储量的21%都在印尼，为世界之最。而印尼约六成的镍矿储备都在苏拉威西岛。21世纪初，镍的最主要用途还是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不锈钢。近10年，镍的国际消费驱动力逐渐从不锈钢转变为新能源电池的制造。为了利用这一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印尼在2020年全面禁止原镍出口，以推动下游产业链建设。

在IMIP园区中，过去5年，中国民营企业精进了冶炼技术，得以让苏拉威西的红土镍矿转化为纯度更高的硫酸镍。硫酸镍可以被用作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和储能系统的正极材料。这些镍原料被运到中资和韩资的电池生产厂，进而被用于中国、德国、美国等品牌的电动车中，推动着世界的能源转型。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印尼的镍产量为160万吨，约占全球的48%；据印尼海事和投资协调部的数据，IMIP就贡献了印尼产量的四分之一。

IMIP园区在苏拉威西落地生根得益于中国民营企业青山控股集团。印尼中国商会总会前副主席杜溎从2014年到2020年在青山旗下的鼎信集团担任印尼首席代表，圈内人叫他“老杜”。“现在印尼园区里头回转炉一转，就跟印钞机一样，大家很羡慕。但你光看着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70岁的老杜回忆道，“你说是它当时踩对时机也好，披荆斩棘也罢，反正是胆子大。后来证明正好赌对了。”

老杜第一次去苏拉威西是2003年，那时他为天津一家国企工作。当时，印尼的镍矿已经名声在外，但鲜有敢“吃螃蟹”的人。老杜回忆，有国企想入局，但印尼公司提供的资料往往缺乏一些重要信息，比如不同品类矿产的贮藏量，这让开采难度和投入成本难以确定。此外，在印尼这样实行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和土地私有制的“大号散装国家”，哪怕打点好省长县长，谈成了投资事宜，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帮解决征地这样的实操难题。“根本没有我们国家80年代那种外资来了省长县长招商引资、书记城管拆迁全办了的‘一站式服务’。”老杜告诉我，“完完全全要靠自己去做，一个一个地和利益相关的当地人打交道。”

业内人士认为，尽管来自欧美和澳洲的公司已经在苏拉威西和印尼采矿和勘探数十年，但由于母国并不强烈的基建需求和印尼多变的政策环境，它们也并不急于在印尼建厂和扩大投资。与这些老牌企业相比，当时的青山显得资历尚浅。1992年，青山控股集团的创始人们在浙江温州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私营钢铁厂，钢厂后来逐渐成长为地方实力企业。直到2008年，他们还未有任何海外投资项目落地。但是，2009年，中国掀起的基建热潮让国内钢铁行业面临着镍短缺的问题，作为民企的青山去印尼找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老杜回忆，青山旗下鼎信集团前董事长、温州市前副市长黄卫峰带着翻译飞往肯达里。连通肯达里和苏拉威西东部矿区的“跨苏拉威西公路”（Trans-Sulawesi Road）是一条“无周边村落、无交汇车辆、无手机信号”的“三无”山路。黄卫峰坐了10个小时皮卡才到达莫罗瓦利和周边的矿藏。之后的3个月，黄卫峰和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年，青山控股集团与手握4.7万多公顷红土镍矿的印度尼西亚国有矿业公司八星集团（Bintang Delapan Group）签署了合作协议。

后来，黄卫峰成了业内公认的青山在印尼开设工业园区的总设计师之一。2013年7月16日，紧挨八星矿区码头的莫罗瓦利青山工业园开工建设。青山负责机场、港口、电厂、水电供应等内部生产设备和基础设施升级，八星负责处理园区对外联络事务，比如与当地政府、社会和宗教组织打交道等。2013年10月，中国和印尼两国领导人在雅加达见证了首个入园项目的签约。

从那以后，青山开始成长为全球最大的不锈钢和镍生产商之一，青山的IMIP工业园也逐渐成为当地人的创富神话——学者赫蒂彻（Khadijah）称之为“一块有很多传说的经济‘飞地’”。

戴上“黄头盔”

IMIP园区外，沿着一条狭窄的泥路，各种配套商业设施延伸了超过15公里。在爪哇岛流行的快餐连锁店Bakmi Naga，把东印尼的第一家店开在了莫罗瓦利。一家提供高档汉堡、牛排、海鲜的西餐厅，每晚有爵士乐队现场演出到深夜。凌晨时分，摩托车和卡车依然轰鸣，扬起阵阵尘土。做甜品的餐车和小卖部会营业到凌晨四五点，蔬果摊也没有打烊的意思。一棵白菜要12000印尼盾（约合人民币5.5元），售价直追雅加达。

从高空俯瞰莫罗瓦利的大型工业园

精通中英文和印尼语的学者赫蒂彻长期研究印尼矿区及其周边社群，她告诉我，在工业园的所在地莫罗瓦利，最赚钱的生意是盖工人宿舍：用木板和塑胶板，只要不到3个月时间就能建好。“你号称要建园区外的工人宿舍，只放上一块基石和一块砖，未来的10个房间就被预定出去了。”

上世纪60年代，巴西淡水河谷（Vale）和美国自由港麦克莫伦（Freeport-McMoRan）公司就曾来苏拉威西采矿。他们往往要求员工有大学学历、会说英语。“中资企业的一个不同之处是，他们在开发资源的同时，为本地人创造了大把大把的就业机会。”印尼塔杜拉科大学（Tadulako University）教授穆罕默德·巴西尔-西奥（Muhammad Basir-Cyio）研究了30年位于苏拉威西岛的金、铜、镍等各类矿区和外国矿业公司。他说，IMIP园区的建设初期遇到了“不雇佣本地工人”的质疑，引起了一些反对游行，但这种声音随着园区的成型而慢慢消散。

青山对员工外语没有要求，基层岗位只需要高中学历和上岗前的培训。“这样的安排是更惠及大众的。”巴西尔-西奥说。

成千上万放弃务农和公务员岗位的印尼人在IMIP园区第一次戴上象征初级工人的“黄头盔”。新工人大多来自爪哇岛和印尼主流社会之外的农业边缘社群。位于苏拉威西岛东南方向、比苏岛更加偏远的穆纳岛便是其中之一。穆纳岛北部码头位于纳帕巴拉诺村（Napabalano），村长卡提娅尼（S. Pi. Kartiani）告诉我，这个4000多人的聚落第一次感受到IMIP园区的吸引力是在2015年。那年5月，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带着5位部长来到IMIP，并亲自宣布作为园区首个不锈钢生产项目的“青山一期”正式投产。三五个月后，村里已经有20多个人在IMIP园区上班了。

穆纳岛政府职员的收入大概是每月30万到100万印尼盾（约合130～440元人民币），而IMIP园区的印尼员工们告诉我，他们入职的起薪就有五六百万印尼盾（约合2200～2600元人民币）。“谢天谢地，工作机会给穆纳岛和我们的村子都带来很多变化。”卡提娅尼说，“人们建起新房，把孩子们送去学校，也买得起摩托车了。”如今，卡提娅尼说她的村里有约50人在IMIP园区上班，当地年轻人则认为这个数字有100多。

但从去年年末开始，人们对工业园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2023年12月24日清晨，一队由两国工人组成的队伍正在检修IMIP园区内的一座堆积了过多冶炼残渣的高炉。根据两位中国员工提供的一份内部通告和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尼工人的说法，检修队需要更换高炉内的耐火砖并清理炉渣。但由于高炉降温不充分，当焊工开始装卸铁板作业时，炉渣从切口溢出，与现场可燃物接触发生火灾。最终，爆炸造成了至少8名中国工人和13名印尼工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曾被高收入掩盖的园区和当地社区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在莫罗瓦利的一家吊脚楼咖啡厅，我见到了30多岁的园区工人苏帕迪（Supardi）。“那里什么都没有了。”还没等我落座，他就指了指红棕色的海水告诉我，水曾是深蓝的，有很多鱼。苏帕迪抱怨，他以前有跑步的习惯，但自从来莫罗瓦利打工后，由于空气中的灰尘烟霾和拥挤坑洼的道路，现在他下班只会回宿舍刷短视频。

一位IMIP的员工与我分享了2023年园区的环境与社区发展内部报告显示，该区域的空气和水污染已经对工人们的健康造成了影响。在园区外围的6个村，四分之一居民的住宅离被污染水源不到10米；另有41%的居民会有干咳不止的症状。在附近的12个村子，因营养不良和肠胃感染而有生长发育迟缓迹象的儿童较一年前上升了50%。据园区附近的巴哈多比社区医疗中心（Bahodopi Community Health Centre）统计，2023年前4个月，员工的肺结核、急性咽炎和急性鼻炎病例数量较2022年同期有显著上升。

工人换班期间的交通拥堵是莫罗瓦利周边工作及生活的常态

环境和健康并不是苏帕迪担心的全部议题。作为工人圈子中的活跃分子，他组织过工人游行，抗议所在车间为了赶产量要求他们加班到一天12个小时。由于莫罗瓦利这些年物价和房租飞涨，他还跟IMIP园区和所在驻园公司的管理层进行过涨工资谈判。

工作中的安全事宜和园区诊所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在去年的爆炸后进入到苏帕迪的视野。这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担忧。印尼非政府组织“工会权利中心”（Trade Union Rights Center）指出，去年12月的事故只是“冰山一角”，仅在2023年1月至9月，IMIP园区就发生了19起生产事故，造成了16人死亡，37人受伤。“越来越多的印尼工人会想，中资公司是不是没有能力和信得过的系统来保护我们，特别是在职业安全方面，”中心的执行董事安德里克·欧唐（Andriko Otang）担心，“如果坐视不管，负面情绪可能会‘滚雪球’，引发社会上的信任危机，进而影响两国间的政经合作”。

割裂的世界

“我们不反对中资企业的投资。我们欢迎他们来，并希望他们留下。”苏帕迪告诉我，这是很多最活跃的工人的共识。“我们希望在中国的企业老板能更多了解我们面对的现状，帮我们解决些依靠当地管理者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

苏帕迪是穆纳岛人。在去年爆炸事故中遇难的13位印尼工人中，有至少两人来自穆纳岛，其中一位是40岁的穆罕默德·陶菲克（Muhammad Taufik）。他和苏帕迪几乎同时来到莫罗瓦利的不锈钢和镍铁厂上班，苏帕迪一直视陶菲克这样的前辈为大哥。

我在穆纳岛见到了陶菲克的遗孀伊切·维拉瓦蒂（Ice Verawati）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他们告诉我，在到工业园上班以前，陶菲克在当地环保部门做森林警察，职责是在林子里巡逻，防止柚木被非法砍伐。

2023年12月24日，一位中国员工在莫罗瓦利青山工业园区的爆炸事故中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

在2017年，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每个月30万印尼盾的公务员“死工资”难以维系生活。一家四口挤在维拉瓦蒂亲戚70平方米的房子中，为女儿的学费发愁。就是在那年夏天，陶菲克听在IMIP园区上班的亲戚说园区薪水不错，立刻辞去公务员的职位，成了一名新工人。

见面时，37岁的伊切·维拉瓦蒂化着淡妆，手臂夹着小皮包，黑袍下闪闪发亮的凉鞋时隐时现。她手上有两枚戒指，两个手腕都戴着手镯。这些仅仅是一份IMIP园区工作给家庭带来巨大改变的一个小侧面。

2017年秋天，来到莫罗瓦利后，陶菲克经过一个月培训，成为一名初级焊工。每月500万印尼盾的起薪是之前公务员月收入的10倍还多，每年还会有5%～10%的上涨。一家四口不再担心女儿上学的学费，也买了他们的第一台摩托车。2020年，他们盖起了自家的新房，居住面积有200多平方米。

但这些变化并非没有代价。穆纳岛和青山工业园，是两个完全割裂的世界。

今天穆纳岛纳帕巴拉诺码头边的景观依然很像2013年的莫罗瓦利海岸。当地渔民的高脚屋点缀在成片的红树林间。成群的牛在树荫下乘凉。村庄的唯一一条主街为机动车和牲畜两用，牛粪和卖瓶装汽油的摩托车汽油摊在路旁随处可见。整个岛上丘陵纵横，不多的平地被水稻、玉米和土豆填满，原生的棕柚木遍布在起伏的山谷。

从纳帕巴拉诺到IMIP园区，首先要坐4个小时的轮渡，再转一小时的公交车到肯达里。然后人们才能一起拼车，经由青山鼎信集团前董事长黄卫峰所谓的那条“三无公路”，驶向莫罗瓦利。从2018年到2023年，园区所在的莫罗瓦利县GDP增长了6倍；过去3年，莫罗瓦利所在的中苏拉威西省（Central Sulawesi）每年经济增长约12%，高居印尼全国37个省级行政区的第二位；园区本身更是在去年为印尼政府创造了约17万亿印尼盾（约合75亿元人民币）的税收。

但外来投资和工业化的红利，似乎并没有让工人们的迁徙和生活更便利。我亲身体验了一次陶菲克的务工之路。常驻肯达里的环境记者里扎·索尔曼（Riza Salmon）在出发之前就告诫我，过去15年间，尽管这条国道的路面至少翻新和拓宽过3次，但从肯达里北上莫罗瓦利的车程并没有显著缩短，300公里的路还是要开车八九个小时，因为几天前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可能还未退去。

一名工人在印尼苏拉威西岛的镍矿厂检查产品质量

路程过半，我们果然遭遇了200多米的被淹路段。朝莫罗瓦利进发的摩托车、越野车和小型皮卡在“岸边”排起长队。从清晨开始，当地村民就准备好拖拉机和自制的竹筏，提供“过河”服务。竹筏大小各异，自带马达，下方是一排排厚实的泡沫。视水势不同，每次服务都要收20万～80万印尼盾（约合88～352元人民币）。索尔曼告诉我，强降雨后的洪水，通常至少也要三五天才能完全退去。当地警察局会打着维护市场秩序和正常交通的旗号，派人到现场视察，劝说村民按较低标准收费，自己也从村民所得中扣一部分。跋涉的工人们必须习惯这些。索尔曼解释说，镍矿开发对植物和土壤的破坏，加上近5年显著增加的降水量，洪水正在从偶发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

出发7个多小时后，车辆翻过最后一个山头，远处海上的一层雾霾和几缕白烟从道路旁茂密的树林上升起。接着是成片的烟囱、码头的吊运机和密密麻麻的钢筋水泥厂房，厂区的景象逐渐占领了整个海边和天际线。

最后的一小时接近园区入口的路也并不好走。车道不但没有变宽，路面也由尚可的柏油马路变得满是碎石和泥土，路中间还不时出现一米宽的积水大坑。我们的车逐渐被摩托大队围住并超越。骑摩托的印尼“黄头盔”大都穿着浅色的工服，戴着口罩。紧挨着街道，修车铺、小商店、餐馆餐车、洗衣房和蔬菜摊越来越密集，飞扬的尘土已经把店面和货品表面抹上了一层厚重的灰。

“莫罗瓦利不是‘渔村变工厂’的深圳，是一个你的脚踩在泥路上，要担心鞋能不能拔得出来的地方。”赫蒂彻说。

“文化休克”

在家人眼中，个子不高的陶菲克性格沉稳内向，热爱和擅长与树木有关的一切。陶菲克在2002年高中毕业后当起了木匠，家里的橱柜、桌子和椅子都是他亲手做的。他还会做些动物形状的木雕工艺品。做森林警察，也和他的天性和爱好匹配。

但通过漫长的路途，陶菲克这样的人，与以自然为生的生活方式告别，进入现代工业的丛林。此行跟随我们的当地记者阿克巴尔·阿赫迈德·福阿（Akbar Ahmed Fua）报道了10年肯达里和东南苏拉威西地方政治，这是他第一次来到IMIP园区。他与陶菲克年龄相仿，二人同在穆纳岛出生长大，同样在来到莫罗瓦利之前没见过大工厂。福阿把工矿新城带来的冲击称为“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

“黄头盔”们要开始习惯斋月和双休日都可能要上班的安排，以及昼夜颠倒的轮班作息。成为初级焊工后，陶菲克主要负责锅炉和管道检修，上晚7点到早7点的夜班。后来，他被转到了早上7点到下午5点的日班。但摩托车堵车现象在上下班高峰时间十分严重，有时能堵超过一个小时，因而他需要5点起床。

下班之后，陶菲克面对的生活环境与穆纳岛的田园牧歌相比也难言体面。当地政府并没有建立起与园区匹配的市政环境。行走在工矿小镇上，我几乎看不到垃圾桶，而拐角处、排水沟和路旁都堆满了垃圾。在IMIP园区供职过的环境研究员易卜拉欣（Ibrahim）说，园区周边每天产生几十吨垃圾，但当地政府至今没有建成垃圾处理场。

垃圾最多的街口，通常离工人宿舍不远。在一间20平方米的简易开间，我们见到了陶菲克的堂弟帕林·西德亚特（Parlin Hidayat）。在2018年成为一名油气管道检测员之前，他的主业是为自动提款机填充纸币，月收入是200万印尼盾，来了IMIP之后收入是以前的3倍多。尽管如此，他简陋的房间依然空间有限，在放下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灶台和各种杂物之后，我们只能盘腿坐在刚进门的小块空地上聊天。

西德亚特说，陶菲克以前也住在类似的工人宿舍中，他们每个月要花100万～150万印尼盾租这样一间房，而这样的价格赶上了雅加达。偶尔串门时，他们会聊起穆纳岛的家人状况，也会一同抱怨在莫罗瓦利生活工作的环境对身体的消耗。“和6年前比，我现在胸口会疼，有时喘不上气。可能因为厂区熔炉运转时的噪声，我耳朵的听力也大不如前。”西德亚特告诉我，“但没办法，我还有新房的房贷要还。”

在规划IMIP园区周边时，本着普惠的原则，青山希望让当地人用自己的方式，跟着青山一起发展。但两位研究人士提到，在巨额外资面前，印尼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习惯了“互相踢皮球”，园区之外的环境几乎没有任何统筹规划可言。像给IMIP园区工人的生活场所建设垃圾处理设施这样一个项目，便会落在雅加达和莫罗瓦利县地方政府权责关系不明的中间地带。

印尼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究员哈比卜·阿比扬·扎克万（M. Habib Abiyan Dzakwan）在今年2月调研了IMIP园区周边，对当地政府不同部门的八九位负责人进行了访谈。他了解到，IMIP园区作为印尼的国家重点项目，只有雅加达可以发放、暂停或撤回采矿和生产许可，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对园区和园区内企业的生产活动和排放进行监测和惩罚；而雅加达在批准扩大园区产能时关注更多的是财政收入，而非本地社群面临的问题。地方政府官员也会和IMIP园区负责人互动，但更多是园区请地方官员去参观。

“如果雅加达官员想看看园区，他们更愿意直接飞到园区的私人机场，对外面的世界并不那么感兴趣，”哈比卜说。

俯瞰印尼苏拉威西岛一家镍矿厂的码头。开采红土镍矿可能对环境和植被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更让工人们备感压力的，是雅加达颁布的《创造就业法》。印尼国会在2020年11月通过了该法律，简化了繁冗的外国投资审批程序，同时也修改了有关劳工和社会保障的法律条文。这部“去监管”的新法，让工人每天得以依法加班的法定时长大幅上升。法律更改之后，IMIP园区内也越来越突出“效率至上”和“产量至上”。赫蒂彻指出，在莫罗瓦利园区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希望提高产量，尽快回本获得利润”，工厂也把工人们催促得“一个比一个快”。

“没有任何生产是值得用生命来换的！”西德亚特在参与当地一场两三百人的游行时这样高喊道。他和另一位亲戚向我确认，2023年12月24日爆炸当天，陶菲克一直在加班，参与修理需要焊接的熔炉表面。事发前一天晚上，陶菲克在开始夜班前和维拉瓦蒂进行了最后一次对话。“他说，他希望很快就能带我和孩子们去他生活工作的地方转转了。”维拉瓦蒂回忆道。

交织的命运

今年5月15日，青山和部分进驻在IMIP园区的中国企业派人来到雅加达，同各个中资园区的工人代表们举行了管控风险的闭门会议。这也是中国民企第一次与印尼工人面对面。

作为与会的莫罗瓦利工人代表，苏帕迪在中企面前提出了严格执行印尼“K3”国家职业健康安全标准（Keselamatan dan Kesehatan Kerja）、扩建当地诊所和增加救护车队伍等现实诉求。他还透露，双方正在通过印尼的非政府组织、印尼国家级工会和中国的社会团体建立起一套问题反映机制，目标是每个月都可以让工人遇到的难处直达中国企业总部。

苏帕迪告诉我，与会的地方工人代表们同意，只要“真正的老板听得见”，便不再有什么示威的必要了。

赫蒂彻告诉我，IMIP园区的企业社会责任团队几乎是昼夜无休地调研并解决社区遇到的各类问题，比如停电、垃圾清理、下雨发洪水等等。“大量垃圾堆积到工人居住区会导致疾病传播。我们也多次制订计划派重型车辆去清理垃圾堆，但清理仅一周后，垃圾堆就又出现了。”IMIP园区发言人德迪·库尼亚万（Dedy Kurniawan）回复了我们的采访申请，“当地政府没有提供垃圾处置场所，我们最终决定与中国企业一起建造一个垃圾处理设施，并已经购买了一台焚烧炉。”库尼亚万说。这套设施预计在2024年8月初投入使用，每天能够处理多达80吨的垃圾。

针对生产安全的问题，库尼亚万表示在去年年底的事故后，中国印尼双方对“安全规程进行了许多改进”，而且还定期为员工提供安全培训，把工人们送到雅加达“甚至中国学习操作安全流程”。为了便于沟通，园区还为印尼工人提供中文课程，也开始为来自中国的工人提供印尼语培训。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企业公民与工会社会工作委员会副总干事王小兵和印尼“工会权利中心”组织了这次雅加达的闭门会议，他认为，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正在意识到，同非营利性机构和当地社群代表打交道，也是国际经贸局势对中企提出的必然要求。

“以前，我们认为企业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好的。作为一个以本土为唯一市场的企业，这暂时是没问题的。但当你进入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你还坚持只把工厂做好的单一观点，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落后。”王小兵告诉我。

“德国和欧盟等通过的供应链尽职调查立法，实际上把企业社会责任或者是环境社会治理绩效和贸易直接挂了钩。”王小兵说，“如果非政府机构有你的负面消息，你依然没有对他们提出的各种议题有所回应，那么这些非政府机构会用各种他们的方式进行扩大影响，向所在国公共采购机构施加影响，甚至向某些国家的执法机构发起投诉，这样一来就可能影响乃至失去订单，对企业来说是致命的。这里我们必须特别提示注意的是，美国所谓的‘强迫劳动法案’执法的依据不再是谁主张谁举证，而是只要符合‘合理怀疑’就可以采取货物暂扣的行政措施。”

近年来，“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成为关键矿产产业链上的热词。3月末，知名咨询公司“基准矿物情报”（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推出了“绿镍”（Green Nickel）指数来为可用于电动汽车电池生产的硫酸镍定价，这一价格将基于79项ESG指标。今年5月，青山实业集团紧跟潮流，发布了首份年度“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其中包括在IMIP园区附近修建光伏发电站、水电站和规划建设生态保护区等的计划。

“如果中国企业真的坐下来跟当地工人面对面了，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美国赖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Baker Institute）的能源、矿产和材料研究员米歇尔·米克特·福斯（Michelle Michot Foss）告诉本刊，“这可能影响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可能让世界其他企业的经营方式发生一些建设性的变化。打破这样的资源诅咒并不容易，但至少他们想留下，想学着去打破循环——尽管这个学习阶段可能很痛苦。”

因陶菲克的遇难，IMIP园区为维拉瓦蒂提供了6亿印尼盾（约合264600元人民币）的抚恤金，她希望用这笔钱再修缮下房子，开个杂货店。园区还答应承担她未来的医疗保险和两个孩子直到大学的学费。女儿格比（Gebi Taufik）是今年纳帕巴拉诺村高中最优秀的毕业生。“她就要继续上大学了。”维拉瓦蒂说，“如果（女儿）有机会回到莫罗瓦利工作，那就让它发生吧。”

维拉瓦蒂还向我展示了她右手腕的金色手镯，上面镶着一颗小佛珠。“这是陶菲克的中国师傅给他的，他教会了陶菲克如何焊接。”她的新家里现在还有中国人送他的调料和水杯、帽子这样的小物件，而陶菲克每次会回赠他亲手制作的木雕。她记得，这位中国师傅前年离职回国了，因为他告诉陶菲克，莫罗瓦利“太遥远了，他很想家”。

（里扎·索尔曼和阿克巴尔·阿赫迈德·福阿对本文有很大贡献。应采访对象对于安全和隐私的要求，文中赫蒂彻、苏帕迪和易卜拉欣为化名。感谢许振华、赫蒂彻和葵予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