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中国三中全会：习近平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回归真正社会主义（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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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新闻》十年前有关习近平唤醒中国的评论被内地多数主流媒体头条转载，《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质疑外媒政论文章为什么在内地广为流传，无数人在微博转发。今天不再有人怀疑《正在唤醒中国的习近平》文章的预见。

习近平上任前的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国迅速融入世界，摆脱闭塞贫困，但同时相对于西方，中国经济上还比较落后，制度自信普遍不足，难免对西方价值体系产生迷思。能否重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挽回人们对中共执政、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成为习近平当时面临的头号挑战。

主动出击 重建社会价值体系

2012年习近平在中共十八上就做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宣示。不久后，又提出了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论断。他一方面选择深圳这个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城市作为地方考察的第一站，另一方面又藉纪念毛泽东发出了毛确立的法统体系和毛的地位不可动摇的信号。

2013年5月，据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一份《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内部文件。这份被称为「七不讲」的文件，一针见血指出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注意的突出问题」和七大风险，无论是直面问题的坦诚态度，还是穿透表像、直抵要害的洞察能力，该通报都尽显习近平的政治风格。

同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了在中共意识形态重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8.19讲话」，也是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要求全党摆出战斗姿态，把意识形态领域这个阵地牢牢控制在中共手里。习近平随后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了十九大报告，并将其定义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个基本方略之一，明确要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过程中继续提出「五位一体」、 「四个自信」、 「两个结合」，每一招都指向关键领域。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是习近平时代对于何为「中国之治」系统性阐释。（新华社）

2019年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写进报告的同时，还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体现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全过程。

在习近平上任之前，高校系统出现「少数青年教师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职业情感与职业道德淡化……不能为人师表」的趋势。为了「加强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提高青年教师思想政治素质」，习近平发表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在逼退西方思潮的进攻后，要求中共及时占领对方退败后空出的阵地，及时填补上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新内容，进行价值体系内容的更替。

中共中央党校是对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阵地，作为原校长的习近平强调，必须引导和促使学员努力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特别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理论教育中心内容。习近平也没有忽略对小学生在社会价值重建中的要求，强调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而十九大总结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新飞跃和「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为重建社会价值体系的最核心内容，是过去七年中共持续发力的领域。

习近平上任前，中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溃败不仅体现在「质」上，在传播手段上亦非常落后。尤其是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网路浪潮中，中共意识形态在内容和传播上面临双重危机。对此，习近平明确提出「网路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这部分人我们不去团结，人家就会去拉拢。」

在重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过程中，中共作为重建主体和抓手一直是重中之重。所以习近平严厉治党，在铁腕反腐的同时，加强对中共的理想和信念教育，并使之常态化、制度化。这些动作既抓住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社会主义的主体，避免了走老路与邪路的错误，也挽回了人们对中共继续执政、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习近平同时建立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在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中全方位体现意识形态工作要求。

经过习近平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全面出击，结合他在国家治理上的成功转型，人们的争论已经转移到具体政策和生活领域，舆论已经不再围绕社会思潮打转，人们对制度和道路的自信空前增强，社会主义深入人心。以习近平思想提出为标志，重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工作在习执政的第一个五年已取得根本胜利。

回归真正社会主义

社会价值是一个社会的灵魂，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习近平要引领中国重建的社会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普遍特征，但是又和马克思理论著作上的社会主义，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义都有明显差异。它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十九大前中共推出的专题片，透露出中共官方确认「毛邓习断代」。（资料图片）

首先，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是以中共领导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中共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所以能站住脚、走下去的根本保证。十八大上台后，习近平以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抓住了党的领导是事关全域、事关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性问题。在党的政治工作报告中，习近平开宗明义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习近平把「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其重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从根本上否定了此前「九龙治水」的局面，重建了高层权力体系、决策体系与伦理关系，迅速成为毛泽东以来最具权威的中共领袖。

加强党的领导，关键在于中共自身应该是有能力、有资质的领导。所以，习近平随即启动全面从严治党，积极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强化党员思想教育和政治规矩、政治纪律，要求赓续红色血脉、提出自我革命。这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前提，也是夯实党的领导的必然要求。

其次，习近平强调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在新中国成为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因为中共在解放战争中证明社会主义革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改革开放的成就也证明它能很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对效率和公平的兼顾。邓小平提出判断何为社会主义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正是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经过四十年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个中心始终没有变过，习近平承接邓小平时代推动的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富裕便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延续。

在系统性地解决了贫困问题后，接下来面对「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社会公平建设仍任重道远。就中国的现实情况看，贫富分化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底层社会受到的制度性关爱仍然不够，这是中共接下来的工作，同时也恰恰反证了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性。

第三，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是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地看，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有不少缺憾，法家思想就把法当成治民工具，带有严重的暴力偏好，缺少对人民的基本价值温情。习近平认识到法治是中国政治的最大短板，他上任不久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施政理念，专门召开党的中央全会，在中央成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委员会。习近平提出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西方三权分立的司法独立有著根本分野；他的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又和传统中国的「以法治民」形成了根本差异。将社会主义从政治的时代带入法治的时代，是习近平对社会主义的一大突出贡献，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制度基础。

习近平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视觉中国）

第四，习近平领导回归的社会主义是以治理现代化为政治特征的社会主义。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提出不仅著眼于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超越。他将中西方制度竞争从虚幻的民主抽离，聚焦于治理，将政治从民主时代带入治理时代，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现代化为建设性，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注入了现代价值内涵，同时对世界范围内如何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启示。

治理体系是治理的制度体现，国家范围的治理体系为国家治理体系，超越国家的治理体系为全球治理体系。人类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过程就是治理体系发展与现代化的过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动荡与冲击下，中国能以超过绝大部分国家的速度持续发展，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空前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国家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最重要制度保证。

第五，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是带有全球面向的、人类文明制度探索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目的并非战胜或消灭资本主义，而是意在解决「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面对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努力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推动者」，他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为当前人类面临的难题给出的综合性解决方案。特别是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紧紧抓住了「人类命运」和「共同体」两个价值主轴，充分反映了他的中国文化底层和对共产主义的精神追求。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和包含五大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则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融入人类社会与制度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实践，为人类文明的制度探索赋予了社会主义的中国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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