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N号房”背后：新型性暴力产品层出不穷，韩国数字性犯罪何解（图）

近日，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法庭上，被称为“首尔大学版N号房”的案件进行第二次庭审，当检方宣读指控时，主要嫌疑人朴某用双手捂住耳朵哭，他的律师称其“身心虚弱”，并否认针对他的部分指控。

据韩联社报道，首尔大学毕业生朴某和姜某，从2021年7月至2024年4月，涉嫌利用“深度伪造”（Deep Fake）技术换脸合成色情照片和视频，并在通信软件Telegram上私密传播，受害女性多达61人，包括12名首尔大学学生。7月10日，“首尔大学版N号房”案进行第二次庭审。朴某承认自己传播虚假色情视频，但否认惯犯和教唆犯罪的指控，姜某则对所有指控供认不讳，另有两名同谋也被起诉。

受害女性接受采访。

这起案件虽已进入司法审判程序，但只是数字性犯罪的冰山一角。韩国女性家庭部和韩国女性人权振兴院今年发布的《2023数字性犯罪受害者支援报告》显示，去年有8983名数字性犯罪受害者寻求帮助，要求删除的非法网络视频和照片超过24万件。

“新型的数字性犯罪不断涌现，因为数字技术的可及性提高，而法律应对往往跟不上，但追根究底依然是性别权力的问题。在韩国社会，两性之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不平等。”首尔市非政府组织“韩国网络性暴力应对中心”（Korea Cyber Sexual Violence Response Center）的成员Eoya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指出，两起所谓的“N号房”事件都显示出性暴力被视作了一种娱乐方式。

Eoya接触并帮助了很多数字性暴力受害者维权和克服心理创伤，她介绍，有一位受害者受援至今已经7年，仍未完全走出阴影，数字性暴力不亚于传统的性暴力。“法律惩罚和制裁有局限性，要正视结构性问题并重塑社会意识。”

从间谍摄像头到N号房，再到深伪换脸

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犯罪嫌疑人朴某和姜某盗用女性同学、熟人的照片，用“深度伪造（Deepfake）”（注：使用AI软件通过“换脸”、语音模拟、视频生成等方式对既有图像、声音、视频进行篡改、伪造）技术换脸合成色情制品，在Telegram上建立数十个网络聊天室进行传播，还将合成的淫秽制品直接发送给受害者进行“凌辱”。

受害者主动向警方报案并寻求民间组织的帮助，首尔警察厅网络调查科从去年12月开始经过数月调查，于今年4月和5月将主要嫌疑人抓捕归案。

许多媒体将此案称为第二个“N号房”事件，在韩国也被称为“熟人性侮辱”事件，是指长期系统、蓄意地合成制作熟人的照片或视频，与性骚扰、性侮辱文字一起传播的行为。Eoya指出，在韩国存在非法影像物的消费文化，与一些人所认为的出于性欲望的逻辑不同，“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想要侮辱和控制女性的心态”。过去，这种非法影像物主要来自于公共场所的拍摄，尤其是在公共卫生间、更衣室、地铁等。

据《韩国时报》报道，6年前，韩国网络性暴力应对中心与多个民间团体一起揭发并打击了一个在线文件共享网站，网站上全部是由间谍摄像头（spycam）偷拍的非法色情影像物。网站运营者鼓励用户上传这些文件，并从而获得了数千万美元的利润。

Eoya介绍，这些文件共享网站或网络硬盘的运营者一方面给非法影像上传者支付费用，另一方面获取用户的下载费用和广告收益。问题不止于此，一些受害者为了删除与自己有关的非法影像，会向“数字殡仪员”（注：经营数字声誉管理业务，可按需求抹去用户的线上痕迹）购买服务，删除指定影像物。然而，本身提供非法影像的网站也运营所谓的删除服务，从受害者处再度盈利，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韩国网络性暴力应对中心早年间接触了很多受到上述侵害的受害者，支援者往往要花几个月时间监控，才能通过常规的申诉途径删除一些非法影像物。直到2018年，数以万计的韩国女性在首尔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充斥韩国的偷拍恶行。也是在那一年，文在寅政府建立热线中心，帮助偷拍受害者移除或封锁偷拍的图片或视频，并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等支持服务。韩国国土交通部还要求公共交通的运营单位对偷拍犯罪行为进行检查和管制。

在韩国政府对间谍摄像头重拳打击的同时，2018年开始“N号房”悄然运营，以诈骗和威胁女性来获取非法影像资料的性剥削业态出现。2019年，“韩流明星聊天室”和夜店“Burning Sun”的性暴力及非法拍摄、传播性影片的案件曝光。

Eoya观察到，一系列震动社会的事件曝光之后，韩国社会对数字性暴力的态度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意识到自己曾遭受数字性暴力的受害者增多，原本被视为个人私事的伤害可以被公开讨论，法律上也有了针对性的条例。“但是随着技术进步，性暴力产品不断以新的形式被生产出来。”

这不是韩国独有的问题。去年12月，斯坦福大学互联网观察站在大型AI数据库LAION中发现了数千张疑似儿童性虐待的图像。美联社报道指出，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可以轻松地将某人的肖像转化为露骨的深度伪造图像，并被人在聊天室或社交平台上分享，受害者无论是名人还是儿童，几乎都无法阻止它的发生。白宫正在敦促科技行业和金融机构承担责任，以遏制利用AI制作色情影像的市场发展壮大。

扭曲的社会意识亟待重塑

“技术本身是中立的，问题不在于使用何种技术，而在于技术被滥用来制造性暴力的环境。”Eoya说，有些人倾向于将数字性犯罪视为轻率的玩笑或出于好奇心，并将女性身体作为消费和娱乐对象，这样的环境值得引起警惕，必须持续努力提高社会对性别平等的认识。

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韩国性别平等指数为0.68，较前一年下降0.01，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05位。该指数越接近1，意味着性别越平等。据《纽约时报》报道，人权观察组织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在韩国广泛存在。韩国前女性家族部部长郑铉栢更是直言，该国的“父权文化”影响了生育率。新华社援引韩联社报道称，2023年，韩国新生儿人数为22.997万人，总和生育率0.72，双双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在尹锡悦政府的领导下，韩国社会两性平等的目标似乎更显遥远。据韩国广播公司报道，2022年12月，韩国新教育课程案获通过，新教材删除“性平等”、“性少数者”表述。此外，尹政府还致力于废除女性家族部，计划将此部门与主管社会保障事务的保健福祉部合并，已于今年5月向联合国作出相关说明。

性别平等难在一朝一夕实现，这也并非数字性犯罪的唯一原因。韩国岭南大学社会学教授许昌德近日对媒体表示，如今的年轻一代，很容易接触到有害的性观念或非法内容，而他们对性及其复杂性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容易形成错误的判断。

亚洲新闻网报道称，韩国公共教育系统中缺乏性教育的内容，教材中仅限于简单地介绍生殖器官及在青春期发生的变化。梨花女子大学媒体融合专业副教授柳承哲认为，由于学校没有向学生充分传达有关性犯罪的知识，那些为了寻求娱乐的人模仿或参与数字性犯罪行为的风险更高。这个暑假，韩国一些地区的警察署和中小学校组织了数字性犯罪预防教育的讲座和培训。

实际上，数字性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犯罪形态尚未形成普遍的社会认知。据韩国政府网站信息，2017年政府首次将数字性犯罪作为政策用语采用，出现在政策材料中。在此之前，人们更多使用的是“Molka”（注：韩语中指在未经被拍摄者同意的情况下偷拍露骨照片或影片）这样的缩写词，缺乏规范的语言来形容这些问题。

从受害者角度而言，即使加害者受到法律制裁，问题也不意味着画上了句号，更不用说像“熟人性骚扰”这样的情况，在法律条例尚不完善等情况下难以将加害者绳之以法。Eoya坦言，社会上仍有很多人轻视性骚扰和数字性犯罪，甚至会将责任推给受害者，认为他们以某种方式诱使事件发生，“受害者有罪”论的社会氛围使受害者犹豫是否公开自己的情况并寻求法律帮助。

“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性暴力受害者即使暴露身份也可以安心的社会环境，必须停止谴责受害者或给他们打上烙印。”Eoya呼吁，要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帮助受害者成为应对伤害的主体，而不是被动承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