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婴出生4个月被生母抛弃，被悉尼华人跨海收养！40年后决定回韩寻亲...（组图）
领养、捐精受孕、寄养、父母缺失——这些都是人们有可能不认识自己亲生父母的原因，而要做出寻找失散的亲生父母或家庭成员的决定，往往也很困难。
澳洲广播公司报道，如果问40岁的悉尼心理咨询师Kimberley Lee是否愿意寻找自己的亲生母亲，她会承认，直到最近，她的答案几乎总是“不”。
“我以前会说，一切都很好。我又不认识这个人，为什么要找她？”
Kimberley在韩国釜山出生，但一出世就被遗弃，并在4个月大时被一对悉尼夫妇收养。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我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为什么要去见那个抛弃我、显然不想要我的人呢？”
她解释道：“被收养者会幻想我们可能会有的各种不同的生活，而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悲痛。”
Kimberley小时候的领养照片（图片来源：澳洲广播公司）
Michelle Blanchard是Vanish in Victoria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为受收养、寄养照料和捐精受孕影响的人提供支持和帮助。
她表示，家庭重聚常常被浪漫化，实际上可能带来情感上的挑战，让人难以承受。
“无论一个人是否有一个积极的成长环境，他们可能仍然会对自己是谁以及从哪里来产生疑问。”
这导致许多人向像Kimberley这样的心理咨询师求助，她与被收养者和像Vanish这样的组织合作。
（图片来源：澳洲广播公司）
复杂的旅程
Blanchard表示，家庭和人际关系是困难而复杂的，因此往往需要时间建立。在成年后才与家人重聚，这种复杂性就更高了。
“有些情况下，亲生母亲很快就会对成年子女打来的电话做出回应，说自己已经等这个电话很久了。”
“在另一些情况下，也有一些父母会感到措手不及。”
这也包括人们常说的重逢后的蜜月期。
Blanchard解释说，重聚短时间内会让人感到亲密而温暖，但就像大多数蜜月期一样，它几乎总会结束，艰苦的工作才真正开始。
Michelle Blanchard
Kimberley和妹妹在悉尼的合影（图片来源：澳洲广播公司）
对未知的恐惧
Kimberley对自己生母的信息知之甚少。
“我的生母与我的生父没有结婚，在韩国的那个年代（我今年40岁，所以那时是1983 年），这种情况不被社会接受，很多单身未婚母亲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将孩子送人领养。”
在Kimberley还是婴儿的时候，她和另一名年轻的韩国被收养者一起乘飞机来到澳洲，在机场等候的是Kimberley的新父母。
“我被一位白人母亲和一位华人父亲收养，因此我的经历与许多被跨国收养的孩子截然不同——从小到大，我的家里都有亚洲人，有华人。”
“我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是养父母的亲生骨肉。”
Kimberley和养父母的合影（图片来源：澳洲广播公司）
在是否要寻找生母的问题上，Kimberley经常会告诉自己，你可以这样做，但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这样做。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关于自主权的旅程，让我记住我有选择权，因为我们作为婴儿时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没有发言权。”她说。
尽管有些犹豫，Kimberley还是迈出了试探性的第一步。
“我已经在不同的公司做了4次DNA检测，但我还没有决定进行任何基因匹配。”
“第一次DNA检测结果出来后，它在我的桌子上放了3个月，我无法鼓起勇气打开盒子。”
“一旦打开这个盒子，我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很快就会被占用，所以我想确保自己有足够的空间来处理这件事。
“文件上说（我母亲）当时是21岁，所以她现在应该是61岁。她有可能还活着。
Kimberley（图片来源：澳洲广播公司）
信念的飞跃
根据Blanchard的说法，即使决定开始寻找自己的出生家庭，也会遇到诸多障碍。
“有时我们会发现，他们要寻找的人已经去世，或者对方不想联系并决定不建立亲属关系，而且不幸的是，一些早期记录并不是特别准确。”
Blanchard说：“有人在用不同名字生孩子，或者改了名字，如果寻找的是生父，记录中也可能没有太多信息。”
对于Kimberley来说，她担心寻找亲生父母的沉重情绪，会对她现在的家庭造成影响。
“理智上我知道我的家人永远不会抛弃我，但这关乎最初被抛弃的经历——来自那个不应该抛弃我的人。”她说。
“这不是灾难级别的事件。我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个“灾难”并从中幸存下来。所以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对我来说非常真实。”
经过深思熟虑，Kimberley开始了寻找亲生父母的第一步。她说，此时此刻她感觉 “一切皆有可能”。
“明年我想回韩国，当我回去时，希望我的寻找已经有进展。”
“有太多的模糊的东西，更不用说思考我们的身份以及可能拥有的家庭成员，我显然有这些家庭成员，因为我不是孤单出生的。我一定有叔叔阿姨和堂兄弟姐妹……”
“我越来越接近于准备好做出那些能帮我找到基因匹配的决定。”
（Ray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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