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奥会造就了我”：残障游泳选手分享体育如何改变她的人生（组图）

我第一次参加大型游泳比赛时，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是在50米蛙泳比赛中因为游错泳姿而被取消资格，二是遇到了数百名和我一样的残疾人运动员。

被取消资格并没有阻止我努力争取参加残奥会。我入选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代表队，并在两届奥运会上都获得了奖牌。

但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是结识了其他残疾人游泳运动员。

我天生患有肢体差异的残疾，医生对我的未来不报希望，他们告诉我的父母说，我将面临的是没有质量的生活。

但通过游泳运动，我发现我的未来也能截然不同。

在泳池里，我发现残疾人也可以很强壮、很成功。

我发现自己也可以在泳池中竞技，也许有一天还能像我儿时的偶像游泳运动员海莉·刘易斯（Hayley Lewis）一样，代表我的国家参赛。

我的墙上就贴着刘易斯的海报，我想成为她那样的泳将。

我一直认为这个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直到我发现了残奥会游泳，

游泳和残奥运动改变了我的生活。

残疾多样性的奇幻世界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不认识任何其他残疾人。

家里没有其他人有残疾；学校里，我也是唯一的残障孩子。

我的父母竭尽全力确保我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我在主流学校上学，和我的童子军女伴们一起去露营和骑马，并努力在社区中心和其他九岁的孩子一起上爵士舞课。

虽然我觉得当地社区对我相对包容，但我仍然觉得与社区脱节，因为没有人理解我的生活经历。

没有人能够理解要走到那些出入设置得不便的地方是什么感觉，以及因为老师认为我无法参与而被排除在外是什么感觉。

所有这些排斥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并不属于非残疾人的世界。

在12岁那年，我接触到了残奥会游泳项目。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参加当地一场多种残疾人士的游泳比赛：那真是一个残疾多样性的奇幻世界。

现场有坐轮椅的人，有撑着拐杖的人，有使用弯脚器的人，有使用助行器的人，有一瘸一拐的人，也有身体畸形的人。

还有像我这样四肢缺失的人，他们会把假肢散落在泳池甲板上。

所有这些身体都被视为有能力的、属于这个运动空间的。

体育运动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的身体和思想都有力量，可以尽全力游得最快，并具有竞争力。

我们拥有值得骄傲的身体。

可能实现的事情

今年7月是“残疾自豪月”，这让我反思起自己为自己的身体感到自豪的历程。

我在残奥会上的经历改变了我对残疾的理解，也改变了像我这样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残疾人榜样的人对残疾的理解。

长期以来，关于残疾的叙述一直被怜悯和悲剧所束缚。

残疾人也常常因为自身的存在而框定为励志人物，已故的斯特拉·扬（Stella Young）（注：澳大利亚喜剧演员、记者和残障权益活动人士）将这种叙事方式称为“励志色情”。

但归根结底，残疾人也是人，也有潜力、技能、梦想和目标。

作为一名残奥会游泳运动员，我的潜力和我想要实现的目标被合法化了。

一听说悉尼赢得了2000年残奥会的主办权，我就知道我想在那里游泳，而且这是有可能的。

悉尼残奥会为残奥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成功，真正将残疾人体育推向了世界。

悉尼残奥会售出了100多万张门票，这是残奥会历史上首次售出这么多门票。

突然间，非残疾人的体育迷们对轮椅篮球和轮椅橄榄球的粗犷和奔放感到兴奋，并对轮椅赛车手在赛场上飞驰的速度印象深刻。

在泳池里，我们的看台座无虚席，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赢得了一枚又一枚奖牌，人们都起立观摩。

这种水平的认可对团队和澳大利亚残疾人体育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随着残奥会的再次举行，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回顾一下残奥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它如何改变了我们对残疾的看法。

虽然残疾人的自豪感还有待提高，但事实上，体育运动现在已成为许多残疾人的可行选择。而且体育运动是培养残疾人对自己身体和身份自豪感的关键。

在澳大利亚，大约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残疾人，许多人都想参加体育运动，但又觉得机会有限。

在基层，体育运动可以成为残疾人康复的重要一步，可以成为回归社区和社会交往的途径，还可以提高幸福感和自尊心。

体育帮助我欣赏自己的身体，让我感受到自尊和尊严。随着巴黎残奥会的继续，我很高兴看到残疾人在运动场上被框定为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