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优势群体变成国外边缘人，中国中产新移民自甘“贬值”（组图）

泱泱“润”潮中，中产们一直是中国移民群体中庞大的中坚力量。他们大多出生在改革开放后，成长在政治较为宽松的时期，目睹着中国加入世贸、北京举办奥运会，赶上了国内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人到中年的他们有盔甲：稳定的工作、广泛的人脉、一笔资产和相对富足的安全感；也有软肋：家庭，特别是孩子；还有困守在舒适区里的、一成不变的生活，对意义的追问不断催生着他们逃离现状的焦虑和急迫感。

在个人生活之外，中产们拥有的教育、知识、信息上的优势，让他们更能放眼社会，认知体制的问题，早早察觉到大环境的水温变化；更别提中国并不遥远的现代历史上的那些政治灾难，就像一柄悬在他们头顶上的剑，不时触发他们对国家“重蹈覆辙”的担忧和恐惧。

移民对于中产来说很难做性价比上的衡量。相比富裕阶层，中产少了些资源；相比基层，又多了包袱。他们割舍了很多以往拥有的资源和特权，跃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为了某些在他人看来“虚无缥缈”的可能性，过半的人生所累积的基业几乎要推翻重来。学历倒读、工种错置、阶层滑落，从国内的优势群体变成国外的边缘人，原本想追求更多人生价值的他们，可能首先发现自己在经历全面“贬值”；而语言障碍、信息不对称和对中介的路径依赖更让他们面临被“坑”的风险。

当他们远离了国内的舒适圈，在异乡回归到最基础的生活里去之后，移民政策的钳制、异国文化的冲击，住房、交通、工作、育儿……每一项维持日常生活的任务，都可能成为造成他们更多精神和物质压力的“稻草”，却也会给他们带来新的启示、动力和热情。在“上岸”——拿到永久的身份之后，也不意味着他们的人生重建工作的结束，更多的自由意味着更多的未知和挑战，蜕变的痛苦也常常伴随着新生的希望。

一场无法控制的冒险

2018年，刚刚过了四十岁生日的安迪频繁出入北京各种移民展会，但越是和不同的移民公司接触，就越没有方向。当时最火的是移民南欧的项目，身边也有朋友办了去葡萄牙的移民手续，让他有点心动。

安迪和太太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两人都在企事业单位工作，收入稳定，兼有房产。夫妻俩没有孩子，平时爱好旅游，太太又曾在英国留学，所以一有机会两人就去海外转一圈。安迪喜欢看书，更爱好书法，两人还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圈，一直过着相当写意的生活。

也正是在朋友的引荐之下，他认识了一个专做希腊移民的中介公司，“当时真的是鬼迷心窍。”受买房移民政策的吸引，安迪开始觉得移民希腊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南欧四国的政策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希腊相对其他国家政治环境稳定些，风景也更好，且没有语言要求，只需要买25万欧元的房子就可以。再加上有人介绍，就觉得可以先出去再说。”

8月，安迪和太太从单位请了几天假，坐上了飞往雅典的飞机。落地之后，立刻有中介公司安排的司机和导购接机，带他们去市区看房子、谈价钱。匆忙之中，安迪夫妇选中了一套市区偏南边的公寓，两人随后就在公证人和移民律师的见证下，在满是希腊文的合同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差不多同一时期，家住上海的莫莉也在积极筹备移民的事。作为上海土著，莫莉和丈夫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却过着稳定的中产生活。丈夫和她同岁，大学一毕业就在一家外企做工程师，专注自动化方向，公司就在家附近不远。她自己本科时曾经学习艺术，婚后则是全职家庭主妇，除了接送孩子上学以外，每天都会去健身房泡一两个小时，喜欢喝奶茶的她，偶尔还会去朋友的奶茶店帮忙。

五年前，莫莉追随着“赴美产子”的热潮，去美国生下了儿子多多。但想到未来多多的成长，美国身份变成她的一桩心事：“儿子总是要出去的，而我们的身份问题也迟早是要解决的。我们已经30岁了，晚出去不如早出去。”

不顾丈夫的迟疑，她开始积极地和移民中介接触，寻找最适合家庭的移民方案。莫莉发现，他们的条件难以满足严苛的移民美国的高要求，家里并没有太多资金办理投资移民，丈夫的英文不错，但是并不愿意再读书，她自己的英文程度不算好。在中介的建议下，莫莉决定选择加拿大，走雇主担保这条路。

在加拿大，雇主担保指的是技术移民，在劳工找到符合资格的加拿大雇主后，雇主需要向移民局证明其在本地找不到合适雇员，需要从海外招聘人才，申请才能通过。而海外劳工通过雇主担保获得的工签是“封闭工签”，这意味着他们在拿到永居身份前无法更换工作。

2019年下半年，已经稳定工作了快十五年的丈夫在莫莉的反覆劝说下，终于“想开了”。她交了15万加币给上海的中介公司，委托加拿大当地的移民中介，为作为主申请人的丈夫匹配合适的加拿大雇主。

2019年5月，安迪接到了移民公司的通知，他们的房子过户了，移民手续也做好了，可以飞往雅典办理“粉卡”（希腊“黄金签证”的昵称）了。至此，安迪卖掉了北京五环的一套小房子，花了32万欧元，来支付买房、装修和申请移民的费用。

为了新生活

一个承包商的标志立在一栋正在建设中的豪宅外，该豪宅位于受中国买家欢迎的加拿大温哥华。(Reuters / Julie Gordon)

得知安迪即将移民的消息，不少亲友表示不解。安迪和太太在外人眼中端着的是铁饭碗，无功无过就能做到退休，医疗福利更是“上不封顶”，外面又有什么好？

事实上，安迪想要移民的念头由来已久。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已经模模糊糊有了移民的想法。他对北京的生活有挥之不去的厌烦，特别是严重的空气污染。“我有段时间都戴着防毒面具上班，一点也不夸张⋯⋯你去看那些汽车挡风玻璃，用指甲一刮就是一层黑泥！”

过去十五年，北京空气质量和PM2.5浓度是一个热点环境议题。2008年，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开始监测馆区的空气品质，并开始在推特上每天公布监测到的PM2.5数字，美使馆发布的空气质量数据和北京官方发布数据常常有出入。2011年，由于北京连续的雾霾天气引发公众不满，美国使馆公布的空气严重污染的数据引发了强烈关注，也让中国官方不快。

生活环境质量的下降和工作的一成不变，令安迪亟需寻找改变的契机。2018年的时候，安迪和太太工作的单位开始有传言，要求员工上缴护照，这让安迪下了最后的决心。

莫莉一家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在家乡的生活安稳闲适，为什么想移民？她坦言：“喜欢美国。”“公平一点、裙带关系少一点、对孩子好一点”。莫莉觉得，自己和家人在国内没有什么“关系”，夫妻两人的生活和孩子的未来注定是平平淡淡的，她作为家庭主妇的日子更是“一眼望到头”。想要移民，也是希望能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对多多来说，她表示“我们在国内鸡娃也鸡不出来。”自由、宽容的西式教育比国内应试教育更适合孩子发展。

2023年3月10日，被沙尘暴和严重污染笼罩的北京。(AP / Borg Wong)

自建国以来，中国内地爆发了大致三波移民潮。70年代末，文革浩劫之后，中国人渴望摆脱长期贫困，移民多是与偷渡联系在一起。90年代初期，因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大量留学生们带着对海外美好生活的渴望踏出国门，当年热播的《北京人在纽约》反映的就是九十年代移民潮中的众生相。千禧年后，移民的动力更加多元化，移民潮的主力军则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

艾玛就是在这个时候投身移民服务行业的。在她看来，客户的阶层与十年前相比更为多样了。以往在业界要发展的好，看的是公司的牌子和规模，现在则靠流量和服务，“毕竟平台多了，你在小红书发一段视频，就会有客户来找你。移民不再是高端服务了，不专属于富裕阶层，走得越来越平民化。”

今年35岁的她在2021年与两个合伙人一起，开了一间小型的移民公司，刚一出来就遇上疫情，但却无碍业绩。她的公司主要针对内地和香港的中产客户，提供各种移民服务，目的地包括热门的北美地区、南欧、西欧国家甚至是新兴的亚洲移民市场（新加坡、日本、泰国和香港）。

艾玛接触过的中产移民客户大多处于30至50岁间，有大学老师、医生、公司中层或私人公司老板，工作体面，但压力大。他们大多有家庭孩子，尤其重视孩子的教育。加上他们持有100万至500万人民币左右的可动用资产，不少中产都萌生了移民的念头。

一部分中产会选择对资金要求较高的购房移民和投资移民，以避开语言的移民门槛，或者以资产配置为先，申请去香港和新加坡等税率较低、或者教育条件好的地方。而另一部分的中产则退而求其次，通过技术移民和留学移民出国。

根据百度发布的《2021年中国移民行业数据报告》，国人移民的主因包括财产增值、医疗福利、子女教育、养老等，主要的移民方式为购房移民，占比超过75%，余下的则为投资移民、技术和留学移民。

“移民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你肯定要花一番功夫。”艾玛认为，移民海外其实不需要中介，谁都可以DIY，但她的工作就是帮客户节省时间和精力。

中介之乱

为了帮全家办理“粉卡”，安迪和太太偕两人的父母，一行六人再次抵达希腊。9月，四个老人飞回了北京，只剩下安迪和太太留在当地，而移民“蜜月期”结束得比他们想像的还快。

安迪很快意识到，所谓的“粉卡”不是一个永久身份，而是一种长期签证，必须在到期前续签。为了持有这张长期签证，他始终得在希腊保留价值25万欧元以上的房产。而雅典的房地产市场长年供应过剩，没有太多升值潜力，较难买卖。移民中介最热衷向客户介绍的雅典市中心区，看似交通方便，实际上多是空置区、贫民区和难民区。真正的富人都住在南边靠近爱琴海的地方，或者是北部山区。安迪到了希腊后，发现希腊银行对自己房产的评估价仅仅12万欧元，还不到购买价的一半。希腊的房地产公司和他的中介在其中抽了多少成，难以估算。

“中介皆黑。”安迪忿忿不平地投诉道：“全是骗子。只收中介费的中介是不存在的。十万的房子变二十万卖给你的，那是良心中介。变五十万的都大有人在。有些中介号称帮客户配置资产，买了房子帮你租出去，那都是骗人的。要想移民，一定要躲开中介。”

2019年，希腊新任右翼总理米佐塔基斯上台，劳工部新发布了法律文件，规定不给拿“黄金签证”的外国人社会保险注册号码，这相当于取消了“粉卡”持有人在希腊享受公费医疗的权利。“我们甚至不如那些难民，没有医疗福利，还不能工作。”安迪回想自己当初移民走的程序：“我们以为自己考虑周全，没有盲信中介，还来了现场看房子，结果还是不如我们当初的想像。”

莫莉在加拿大的移民流程也卡了壳。2019年开始办理在BC省（英属哥伦比亚省，温哥华所在省）的雇主担保移民后，中介很快在第二年年初为莫莉的丈夫匹配了一个雇主。到2020年下半年，交上去的雇主担保申请却被拒绝了，因为移民局认为雇主公司的规模较小，没有必要从境外招人，中介提交的材料不具有说服力，因此拒绝了莫莉丈夫的雇主担保申请。一下子，这条路似乎走不通了。

莫莉认为，中介没有给丈夫找到合适的雇主，应为申请失败负最大责任，但她又没法退款，或者换一个中介。“一旦交了钱，命运就不在自己手中了。你说要退钱，中介在加拿大，山高皇帝远的，怎么会退给你呢？坏一点的，直接把你微信拉黑了，你这笔钱就打水漂了。”

莫莉的中介承诺再找一个雇主，重新递交申请。这一次，莫莉的丈夫被匹配到一个大温哥华外围地区的化工厂，担保他做一些与自动化专业相关的工作，但实际上却是在工厂里做体力活。莫莉和丈夫接受了。

对艾玛来说，中介与客户的关系，是需要小心处理的。为了避免纠纷，她为自己立下了规矩：“不能吃亏的客户不做”。“移民不是一本万利，有投入就一定有回报的生意。买房移民了，房子不一定能保值；投资移民，资金也会亏损；申请留学和工作，都可能会被拒绝。”中产客户比较难割舍原本在内地的资源和人脉，更不希望移民后的生活比国内过得差，因此在移民过程中难免衡量和算计；部分人更想两边的红利都拿，不愿意“吃亏”和“吃苦”。

此外，中产客户对找中介似乎抱着一种花钱解决问题的侥幸心里，这也源于他们在国内生活时的某种路径依赖。“还有一些客户最喜欢问我：‘去了那里我怎么生存啊？’他希望你（中介）把什么都计划好了，包括他出去以后怎么赚钱、怎么生活，甚至怎么避税，拿什么福利。但中介只负责帮你办手续，不是吗？”

令艾玛更为担忧的是，移民业内卷的竞争令不少同行争相发布诱人的广告，“一些中介会把移民的过程和要求简化，把目的地说得很美好、很吸引人。不是所有的客户都能甄别中介发布的信息。”

信息不对称再加上盲目的依赖心理，这成为许多中产客户的短板，也让他们在移民途中面临很多风险。像安迪和莫莉这样，在移民过程中被中介吃钱、耽误了时间，或许只能算中介乱象的冰山一角。还有一些人遇到的是妥妥的骗局，不但移民的目的落空，钱也打了水漂。

2022年，总部位于中国的海外置业公司万国置地被揭发涉嫌以房地产开发为名，吸引中国人办理投资移民美国，诈骗最少2600万美元。2018年，《南华早报》报导，澳洲地产投资公司Ausin China在卷走200个中国买家大概7000万澳元的房地产订金后全线结业。而这些中产家庭当时正与Ausin China商讨签署投资移民的协议。

2020年年末，安迪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当初提出移民的打算时，最支持他的人就是母亲。2019年，母亲赴希腊领取“粉卡”后不久便回国。没想到，这一别后竟是天人永隔。

他急忙订机票，赶着见母亲最后一面。然而，那时正值新冠疫情流行全球之际，内地更实施严格的出入境管制。要回北京，谈何容易？几经周折，安迪才返回家乡。在防疫酒店里待着的那些天，他错过了在病榻前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也错过了母亲的葬礼，这成为了他人生永远的遗憾。

母亲葬礼以后，安迪继续待在北京陪伴父亲。移民后首次回国，他发现自己竟然“水土不服”。“北京的韭菜真的太毒了。买回来泡几个小时，洗好几遍，吃了还是闹肚子。”安迪回想在雅典的食物：“雅典的鱼，内脏是透明的，不像北京，鱼的内脏都是粥状⋯⋯在希腊买的猪肉，一炖就是满屋子肉味⋯⋯”

三个月后，安迪决定回希腊。他再次回想自己移民的经历，和北京做最后的道别：“有些人是遇到挫折才想着出去，我不是。我知道，生活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好，你其实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中国人的资产都在房子里，那都是泡沫。人生的财富在别处。”

在上海，莫莉的丈夫第二次递交的雇主担保申请终于通过了，工签也批下来了。2021年10月，他辞去了外企工程师的工作，先行启程去了温哥华。

莫莉原本计划继续在上海带孩子，待丈夫移民申请的省提名通过，再一起去加拿大与丈夫等待最后的联邦阶段审核。然而，她忧虑新冠疫情下出入境政策会进一步收紧，决定提前带着孩子出去。2022年2月28日，她带着当时四岁的多多登上了飞机。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月28日。”莫莉回忆：“我到达温哥华后的一个礼拜，微信里就有朋友开始说他们居住的小区有阳性病例，整个小区都封了。后来上海发生了什么，整个世界都知道了。”

在温哥华目睹上海四月的封城，让莫莉感受到自己是幸运的。“如果看CCTV，你会觉得生活很美好，但如果看YouTube，你就会发现不是这样的。”她给留在上海的母亲打电话，母亲在电话里直说莫莉这次走得好，太是时候了。

上海封城之后，艾玛的客户谘询数量翻了几倍。“封着城的时候就开始了，四月底我收到好几个上海客户的讯息，询问我如何办泰国的精英签证。”

网络数据

显示，在上海封城的这段时期，内地搜寻平台上关于“移民”的搜寻次数暴增。 百度关于“移居加拿大条件”的搜索量冲到第一名，环比上涨高达 2846%，“出国哪里好”的搜索量位居第二，增加了 2455%。而移民检索量增幅最高的来自上海地区，增幅超100%。

二十大前夕，业界开始风传当局将整顿移民行业的消息。艾玛好几个微信群被解散了，一些同行开始关闭微信帐号，甚至停止办理护照的业务。然而，客户谘询数不减反增。不少原本正在犹疑的客户也下定了移民的决心。客户们开始用“你懂的”这三个字在微信上回覆艾玛，以代替无法被言说的理由。

“外国的月亮也不圆”

抵达加拿大近一年，莫莉告诉朋友：“实在不想再做饭了”。

不久前，一家人刚刚搬离初到埠时租住的地下室。因担心地下室空气不好，影响孩子健康，夫妻俩搬到温哥华南边、靠近美国边境的小镇上，租了一间公寓。

丈夫一周工作四天，每天八小时，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在化工厂里劳动。由于工厂远离市区，来回要100公里，开车都要五十分钟。和之前在上海十分钟就到公司的日子相差的太远了。工作比之前累了，更别提薪资还没有在国内的多；同事大多是“洋人”，也没什么深入的交流。

为了平衡收支，莫莉在一家中餐馆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每周五六日就要去餐馆上班。夫妻俩安排好时间，轮流工作和照看孩子。孩子的学校没有午餐提供，莫莉为了多多吃健康一点，还要坚持做饭，每天忙到孩子睡觉，剩不下什么空闲。

曾经爱好健身的莫莉，再没有这个时间去健身房了。一家人甚至没怎么游览温哥华的景点，“就像上海人也不会去人民广场”，莫莉说。

说到放弃了十多年稳定、高薪工作的丈夫，莫莉表示他的落差是难免的，但是丈夫很懂得自我调节。她也听到丈夫这样回答国内亲友对移民的问讯，“要是为孩子好，你就出来；要是为自己好，那就别折腾”。她深以为然，出来了就是要有强大的内心，要学会调节心态。

让莫莉最沉不住气的，是等待省提名的忐忑。加拿大每个省的移民政策都不同，且审核过程时间不定，不知道要等多久。她看到其他人在网络上的分享，有些人很快就拿到省提名和过联邦审核，有些人的文件递交了很久，却毫无回音。她算着日子，希望能在一年内拿到省提名，这样她和家人最快在2023年就能拿到枫叶卡。

在此之前，她的生活被“锁死”了。丈夫和雇主绑定，不能换工作，“命运完全掌握在人家手上。”她也没有时间精力学习新的东西、找新的工作。两份薪水加起来有限，入不敷出，幸好还能靠积蓄贴补。身份问题成为了他们一家目前最大的困难，阻碍着他们一切改善生活的可能性。“还能怎么样呢？只能等待。”

安迪也在希腊过着吃老本的生活。希腊低廉的物价让他和太太过了一段潇洒的日子。他们经常去希腊和欧洲各地游玩，也和希腊当地结交的华人朋友聚会，打发时间。

刚来希腊的安迪，每晚都会做梦，梦到自己回单位上班。梦境持续了两三个月才停止。但不久后，安迪开始想找份工作了：“总无所事事的，也无以为继。”

夫妻俩请了一个希腊语老师，每周上两小时课，每堂课20欧元。上了三个月，安迪总算磕磕碰碰地从名词学到了动词，但再也学不下去了。“一个动词可以有20多种变化，太难了。”

语言的障碍动摇了他入籍希腊的信心。“听不懂更看不懂，就算要在超市找份工作都难。”

艾玛曾帮一个客户通过雇主担保去了加拿大BC省。曾任职机场地勤的客户被匹配到一个农场采摘水果。事实上，不少靠雇主担保移民加拿大的申请者都未找到和国内同等类型的工作。加拿大缺少劳力，此类基础工种最容易做成功。因此凭雇主担保出来的人，白领变蓝领工人的情况非常普遍。有些人为了顺利过审，甚至需要从自己腰包拿钱出来，补足雇主担保所要求的最低人工。

疫情期间，农场停工了一段时间，艾玛的客户几个月都没有拿到薪水，需要在当地找一些现金结算的短工，才能应付开支。

“移民等于离开你的舒适区，总有许多不便。”艾玛认为不少中产客户的英文能力和工作能力都不弱，但却未必有面对困难的心理准备。有客户成功拿到了“枫叶卡”，别因为忍受不了当地冬天的酷寒天气，决定离开加拿大，转而申请香港移民。“许多人想尽办法出去，会发现外边的月亮也不圆。有决心才能坚持下去。”

回不去的过去和还未到的将来

2022年10月，希腊宣布提高黄金签证的投资门槛，由25万欧元增加到50万欧元，且不排除在未来做进一步改革。

根据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所做的报告，至2018年，欧洲的黄金签证计划最大受益者为来自中国的申请人。超过2万名中国人通过黄金签证落地希腊、匈牙利、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和英国等地。

担忧欧盟会在2025年前取消黄金签证，安迪和太太筹划转往加拿大或美国，拿多一个身份，他们四处询问有相关经验的人：“主要还是想找点事做做，另外希腊的政策也不稳定⋯⋯如果能在多伦多、温哥华或美国的什么地方，找一份安稳的工作，两个人安顿下来，那就最好了。”

即便希腊没能成为他们移民的终点，安迪也没有想过回头。“我现在唯一割舍不下的只有家里的老人。如果重来一次，我依然会选择移民这条路⋯⋯人去到哪里都会遇到困难，总是要直面现实的。”

出来以后，虽然牺牲了亲情，但收获了自由和生活的质量，安迪认为是很值得的。“如果没有卖掉五环的房子，我俩现在可能用它换了更大的房子，俩人正在吭哧吭哧地还房贷呢！”

移民后，莫莉明显觉察到了儿子的变化。以往在上海，多多每次上学前都免不了要哭一场，莫莉要和学校保安合力上演一场将孩子送进幼儿园的戏码，而现在，多多每天都在期待上学。“他说上海的老师不给小朋友出去玩，还要睡午觉。现在他放学回家不是裤子破了，就是衣服脏了，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儿子的变化让莫莉很欣慰，也坚定了她对移民的信心：“孩子的生活都是大人给的。如果我们不走，那我儿子也是一样去幼儿园，不过就是要每天哭一回。”

2023年3月，莫莉一家等到了省提名。她立刻联络中介，准备进入联邦审核阶段。

说到未来理想生活的愿景，莫莉觉得，拿到身份之后，老公至少能换个“像样点”的工作，找个美国、加拿大的跨国公司，最好能做和他以前专业相关的事情。一家人先做到收支平衡，能够买一个房子，负担得起房贷，日子过得不用“抠抠搜搜”的。她想提高英语，也对烘焙感兴趣，或许会去上个烘培课，探索一下职业的可能性。

“现在很憧憬要拿身份，真的等身份下来了，你可能会更迷茫。因为你真的就要考虑你到底该在这里干什么？后面的路该怎么走？我的目标在哪里？不像现在你好死不如赖活着，就这样赖着。”

另一边，安迪太太申请去加拿大的学签却被拒绝了，安迪准备再次递交申请。

“还想着再试试吧。”安迪认为太太有曾经留学的背景还是有很大机会能拿到加拿大的学签：“希腊的房子我们会放在那里，再看未来的政策发展。但始终，加拿大的福利政策和经济环境比希腊好太多了。”安迪期望，移民的第二站会成为最终站：“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想去加拿大找个城市安顿下来，过上简简单单的生活，最好能找份工作，自力更生。这辈子就可以了。”

“疫后”生活逐日复常，艾玛在香港的分公司开张了。经历了三年疫情的她，也萌生了移民的心思。

“我原本以为移民是目的，帮助你资本更优化或者逃离现居地；但现在，移民之于我更像是一种方式，是“道”的修行，帮助你找到更好的生活。每个地方都有好和不好的地方，你要找的是最适合你当下状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