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者接连发出警告，2025年或成转折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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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安全部去年底发文，将网络和媒体上“唱衰“经济的行为看作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且严禁相关言论。但近来，接连有知名学者对经济发出警告，这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关注。即使如此，也有学者依然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在2025年出现转折。这种矛盾的言论反映出了中国经济的何种现实？

在新冠疫情期间，一名男子撑伞走过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路透社资料图片)

刚刚进入12月，中国经济似乎有些转好的迹象。11月份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升至51.5，连续第二个月扩张，是6月份以来的最快增速。中国官方的11月制造业PMI也从10月的50.1升至为50.3，高于经济学者预期。

但这些数据都难掩舆论界对中国经济整体形势的悲观。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周二（12月3日）当天，在深圳的一个投资研讨会上列举了多项中国近年来经济的主要数据。

据美国彭博社的报道，高善文提到了青年失业率在十月份高达17.1%；过去3年，约有4700万城镇劳动力无法找到正式工作。他还提到了过去3年，中国GDP总量可能被高估了10个百分点，官方经济增长数据可能存在误差。

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

这些数据在如今的中国并不显得稀奇。青年失业率去年上半年就超出了20%，甚至国家统计局也一度停止发布这一数据；而再度发布后，统计标准发生改变，这一数据才稍有下滑。

身在美国西雅图的经济观察人士蔡慎坤对本台记者分析说，中国实际上的失业情况比表面上的数据更加严重，“高善文说的是4700万，但我觉得现在不能正常就业的，或是已经失去就业机会的人已经远远超过一个亿，这是中国非常严酷的一个现实。”

蔡慎坤曾是凤凰网“十大最有影响力名博”之一，长期撰写经济观察文章。在离开中国之前，他曾创立了产值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但目前该企业已经在关闭过程中。

在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的同时，中国在职人员的薪资也出现了普遍下调。在中部某二线城市国有银行工作的“包先生”告诉本台，他所在的银行已经降薪，“年薪刚刚降了10%多一点，之前是总行降薪。”他解释说，经济下行影响了银行的经营状况，“目前银行的贷款、对公存款受经济形势影响很困难；个人存款多一点，但这是由于老百姓不愿消费、缺乏投资渠道、存钱避险的影响，而且存款太多而贷款不足也是亏钱的。”包先生出于安全考虑，以匿名接受采访。

根据新浪网转载的高善文演讲稿，他也提到了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增速在疫情后下滑的现象。但高善文强调，更为严重的是消费者信心下滑严重。他说，疫情以来消费疲弱，居民对收入增长缺乏信心；一个省人口越年轻，消费增长越慢；一个省人口越老，消费增长越快。高善文还引用了市场上一个流行的句子来概括消费市场上的畸形状况：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者俞伟雄对记者分析说，年轻人和老年人消费的差别是世界共通的现象，“老年人通常已经有很丰厚的资产，资产增值很久了，还有退休金等等，所以通常在西方世界也是如此，通常年轻人是最穷。”但他说，中国的特殊情况是，民众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明显偏低，“全世界平均水平是65%到70%，中国是45%到50%，这是非常扭曲的一个现象。”他说，从数据看，即使是中国老年消费者手里有余钱，相比于西方国家的老年人来说，其消费也是偏低的。

俞伟雄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分配上的思路问题，“过去这几十年要所谓的高成长，把大量的国家资源投入在这些，以前是基础建设，现在是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上。”他强调，在这种思路的主导下，国家累计的财富本来应该分配给家庭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就更少了。

言必称日本

上周开始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中国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在汇丰内部活动上的演讲中也专门提到分配问题，他并且指出，财富在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就是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问题”。

付鹏在那次演讲中以日本为例来说明分配的重要性，他指出，日本从1990年代初《广场协议》后开始经济衰退，日本政府通过举债用于了对那一代居民的补偿，支撑他们的教育、医疗和养老。付鹏提到日本，似乎反映了某种舆论的期待。

近几年中国经济下滑，舆论界反复把当今中国与90年代的日本相比，或是期望中国能像日本那样在经济泡沫破灭后实现平稳过渡，或是感觉中国也可能像日本那样经历“失去的三十年”。截至目前，本台尚无法独立核实网传有关付鹏的演讲稿内容。

但蔡慎坤对此不太认同，他说，“日本在海外新造了一个日本，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这个新造的日本能完全覆盖在日本的养老金、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他强调，中国做不到日本这样的覆盖，“中国到目前为止，主要保障的还是体制内的这样一批人，今后如果年轻人大面积失业，连失业金都发不出来，也就是完全放弃年轻人了，这种情况那就跟日本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高善文在演讲中也提到了日本。他是以美国、日本等国为例总结了两个经验：泡沫破灭后，经济增速要回到正常水平，平均需要9年；泡沫破灭后，经济萎缩，政府救助，产出的绝对水平恢复到泡沫破灭前，也需要3-4年。

高善文以中国房地产在2020年下滑为标志，点明中国经济泡沫破灭的时间。他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恢复到泡沫破灭前，还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等待，积极状态下也需要3-4年的时间。他在演讲结尾说，2025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2023年、2024年的数据异常点向保持温和增长的转折时期。

但俞伟雄认为，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修复经济，“这很像日本90年代泡沫破灭后那种资产负债表的经济衰退，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资产缩水了，但负债还在那里。”他说，这种资产负债表的衰退通常要很长的时间来消化，因为即使赚了钱还是要用来还债，这对中央、地方或个人而言都造成很严重的问题。

中国政府11月初宣布了高达10万亿元人民币的化债计划，其中从2024年开始，中国将连续5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款中安排8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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