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澳洲的中国研究资金短缺面临危机（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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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王耀麟（Mark Wang）至今仍记得，在2000年代，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曾一度充满活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马克·王（右）说，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正处于危机之中。

王教授是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主任，他说：“当时，澳大利亚学生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政府对中国研究的政策以及对中国研究的资助都非常高。

“澳大利亚的大学曾经聘请过很多像我这样与中国有关的专家，研究和教授有关中国的专业知识。

“我曾经[有经费]每年带几十个学生去中国，参观城市和乡村，结识很多中国老百姓。”

但王教授说，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目前正处于严峻的形势之中。

今年5月，60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警告联邦政府的最高级别非医学研究资助机构——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研究状况已经到了“危机关头”。

信中引用了一份由政府资助的关于澳大利亚中国知识能力的报告，该报告发现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资助的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项目在十多年间急剧下降，2023年没有任何项目获得资助。

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对中国研究的资助在过去十年中有所下降。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经费危机

兼任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China Studies Association in Australia ，CSAA）会长的王教授说，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是中国研究人员“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没有它就不可能开展大规模的研究项目。

他说，他上一次获得ARC的资助是在2017年，研究项目为中国的南水北调。

王耀麟说，他上一次获得ARC的资助是在2017年。 (Supplied: Mark Wang)

“这一笔约50万澳元的经费使澳大利亚和墨尔本大学成为世界上有关中国水资源管理的核心知识中心，” 他说。

王教授说，这项研究对澳大利亚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助于了解中国政府的运作方式。

“现在我们只能利用大学提供的小额赠款开展小规模的项目，” 他说。

“一些研究人员将重点转移到其他地区，而不是中国。

“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也是许多全球挑战的重要参与者——此时停止资助有关中国的研究是完全不可理喻的。”

ARC发言人说，该机构并不根据研究课题或主题国家来推荐或拒绝研究项目。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询问了与中国有关的研究经费减少的原因，但该机构未作答复。

马克·王此前经常带领学生到中国的乡村和城市进行实地考察。 (Supplied: Mark Wang )

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正处于低谷，反观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研究则要好得多。

根据最近的报道，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建立了近40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其数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包括澳大利亚本身。

王教授说，一个“积极的迹象”是澳大利亚政府在2020年成立了澳中关系国家基金会，为中国研究提供了一些资金。

对中国研究的“恐惧气氛”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古德曼（David Goodman）说，与中国有关的研究在2017年前后开始被人们投以恐惧的眼光。

2017年发布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白皮书》标志着澳大利亚对华态度的转变，即重点关注国家安全风险，努力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大卫·古德曼说，对中国研究存在着一种“恐惧气氛”。 (Supplied: David Goodman)

澳大利亚安全机构和政府高级部长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对外干涉的规模，包括对大学领域的干涉。

随后，澳中关系在2019年迅速恶化。

古德曼教授说：“澳大利亚担心国家安全风险是合理的，但这给从事中国研究的人造成了恐惧气氛。”

“民族主义取代了15年前的国际主义。”

蒋颖教授说中国学者如果不采取“反华”立场，往往会被贴上不公平的标签。 (Supplied: Ying Jiang)

西澳大学专攻媒体与传播学领域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蒋颖说，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在学术界造成了一种“限制性环境”。

“作为在中国出生的澳大利亚人，我的经验表明，除非你明确采取反华立场，否则这一领域的个人往往会被不公平地贴上标签或定性，” 她说。

“公众讨论往往将学术研究与政治议程混为一谈。”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ACRI）所长罗震（James Laurenceson）说，对中国研究人员的敌意可能是 “恶毒的”。

罗震教授说：“[人们认为]如果我不是超级鹰派（对华），那么显然我就是叛徒。”

“我在社交媒体上甚至被其他学者指责为宣传者[和]中国辩护卫士。

“我甚至收到过死亡威胁”

罗震教授说，用于中国研究的私人资金也在减少。

罗震教授说，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也阻碍了研究人员寻求其他资金来源。

“私人资金减少了，因为澳大利亚的公司不想承担[与中国研究相关的]风险，” 他说。

他说，现在他的中心90%的资金都来自他所在的大学，但许多其他大学都关闭或缩减了中国研究中心。

罗震教授说，2022年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中澳关系逐渐解冻，“情况已经走出谷底”，但资金状况依然严峻。

最近发布的瓦尔盖斯审查报告（Varghese review）提到，有必要解决澳大利亚在中国专业知识方面的 “系统性失误”。

今年的一项全国民意调查显示，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不信任并没有随着双边关系的改善而显著改变。

民调显示，43%的受访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动员华裔澳大利亚人破坏澳大利亚的利益和社会凝聚力，高于2022年的42%和2021年的39%。

大学对中国知识教育不足

根据澳大利亚人文学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Humanities）去年发布的《澳大利亚的中国知识能力》（Australia's China Knowledge Capability）报告，“对国家安全风险的重视”是阻碍学生、职业生涯初期研究人员和年轻专业人士进一步培养中国专业知识的一个因素。

报告还发现，澳大利亚大学在对中国知识的教育和培训能力方面存在“重大差距和严重衰退迹象”。

许多大学关闭或缩减了中国研究中心。 (Reuters: Loren Elliott)

这包括中国研究荣誉课程数量的减少，以及在学科设置上从以中国为重点的学科转向更通用的学科（如国际关系）的趋势。

目前还没有关于以中国为重点的课程的学生人数的公开数据，但报告中对墨尔本大学的案例研究显示，入学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

罗震教授说，他并不认为学生们对中国的兴趣有所下降。

他说：“这更像是一种‘务实的计算’。”

他说，他每个月都会接到询问ACRI职位的电话，但是他们没有经费。

“然后，还有获得安全许可的问题，” 他说。

这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

古德曼教授说，澳大利亚缺乏对中国本土的了解。 (Supplied: David Goodman)

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的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研究的减少正在损害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古德曼教授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澳大利亚将没有足够的人才具备应对中国复杂问题的知识。

“我们过去有很多人学习和了解中国，” 古德曼教授说。

“我们为什么要因为缺乏远见或意识形态而放弃这一优势？

“不要以为中国共产党是温暖可爱的大熊猫，因为他们不是，但也不要因噎废食。”

他说，澳大利亚对中国差异巨大的各地区已经缺乏了解。

王教授说： “即使在冷战期间，对立的超级大国也没有停止资助有关对方的研究。

“如果不了解中国，决策者做出愚蠢或冒险决定的风险就会更高，” 他说。

“我们需要了解中国，才能够知道如何在战略和经济上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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