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从不吸烟的医学教授，确诊了肺癌晚期（组图）

林彦峰（Bryant Lin）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教授，在一次课堂上，他带来了自己的CT图像，开始了他的特殊课程。他患有典型的非吸烟者肺癌（Lung Cancer in Non-Smokers），常见于亚洲非吸烟人群，而这一人群在美国的肺癌筛查中，是被严重忽视的群体。

确诊后，林彦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足够特殊，他是医学教授、是医生、同时也是患者。他相信医学不仅仅是科学，更是关乎患者、人际关系、人性。在不确定何时迎来终点的人生里，他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将这些理念传递给更多年轻的医学生。

以下是他的讲述：

讲述｜林彦峰

文｜冉佳宁

编辑｜徐菁菁

确诊

2024年的春天，我开始干咳，并且感觉有点喘不过气来，呼吸的时候还有异响。因为我有长期的过敏史，所以我想这应该是过敏引起的。我自己就是初级保健医生（primary care physician），而我的医生也是我的同事，我们在同一个诊所工作，他就坐在我旁边的位置，我可以随时找他帮忙。

我们尝试了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没有太大的效果。到五月底，我拍了胸部X光片，片子显示，我的肺部有一片巨大的白色区域，大概有8厘米，这可能是肺部感染也可能是肿瘤。两天后，我又做了CT扫描，发现肺部有11厘米大的肿块和积液。紧接着，我接受支气管镜检查提取活检样本。三天后，我被正式确诊为非小细胞癌症，肺腺癌。

当时我的情况很糟糕：癌细胞几乎扩散到了我的全身，大脑、肝脏、骨骼。我的皮下有几个可以摸到的肿块，肺部的积液导致呼吸都有些困难。让我最震惊的是，我从医20多年，从没见过哪个患者的磁共振成像显示，大脑有多达50个病灶，而现在这个人是我自己。

《中国医生》剧照

这个结果让我觉得很“讽刺”。我已经在斯坦福大学工作了20多年了，现在是临床医学教授。六年前，我和同事在斯坦福大学创立了亚裔健康研究和教育中心（Center for Asian Health Research and Education，CARE），我们最初支持的研究重点领域之一，就是亚洲群体中非吸烟者肺癌。我们为肺癌研究提供基金，同时为患者和社区护理人员开展讲座。我们还在筹备一场“非吸烟者肺癌峰会”。结果，我成了我们中心的“代表人物”。

把亚洲群体当作我研究和关切的重点，当然和我的背景与经历有关。我父母1960年代从台湾移民到美国读研究生，之后就定居在下来。我在美国田纳西州出生长大。从医后，我的很多患者都是华裔。大约七年前，我接待了一位痛风患者，他也来自台湾，为人十分友善。我给他开了别嘌呤醇（allopurinol），这是一种美国很常见的痛风药物，然而他却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皮肤反应，甚至因此住院。我受到的教育全部来自于美国的医疗体系，我不知道的是，对于华裔来说，有一些人会对这个药产生反应，甚至危及生命。

我对此感到非常愧疚，我接触了那么多华裔患者，居然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这个患者非常善良，他完全可以选择指责我的过失，但他却没有，反而告诉我，台湾的医生更了解这种情况，他希望以自己的案例提高大家对此的认识。他对我说，“我想把它转变成一件积极的事。”

林彦峰（斯坦福亚裔健康研究和教育中心供图）

这件事让我思考了很久，因为我还知道华裔或者亚裔患者更容易患胃癌、和乙肝相关的肝癌、以及正常体重人群的糖尿病。我八岁的时候，我的祖母就是因为乙肝导致的肝硬化去世，这件事在潜意识中可能对我造成了一定影响。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

当时，我的研究领域是医学设备工程，专注开发新的医疗设备，所以我联系了我的同事，拉莎·帕拉尼阿潘（Latha Palaniappan），她在亚裔健康研究领域有着长期的研究经验。同时，我们还联系了苏启深（Samuel So）教授，他曾经创立了斯坦福的亚裔肝脏中心，对肝癌筛查和治疗的推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美国，亚裔大约占比6%，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亚洲人口占到将近60%。我想，我们真的应该成立一个机构，专注于亚裔群体的健康研究和教育，于是我们成立了CARE。

也是因为CARE，我很清楚我所患的肺癌就是亚裔群体中常见的类型。我从来没有抽过烟，一天也没有，我检测出的基因突变叫做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EGFR突变），常见于亚裔非吸烟人群，在患者中占比将近50%。

被忽视的肺癌

大多数肺癌患者到晚期才会出现症状，因此绝大数人都在第四期才被确诊。很不幸，我也属于这种情况。哪怕我是一个医生，我也无法在更早期注意到自己的癌症风险，这正是问题所在。

在美国，要在早期筛查出这样的肺癌很不容易，因为除非你是吸烟者，否则低剂量CT筛查不涵盖在保险范围内。我确诊之后，我也会鼓励我的亚裔患者去做筛查——我找到了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他们很多人已经去做过了。

对亚裔患者非吸烟者的医学研究依然尚不完备。直到去年春天，台湾针对非吸烟者肺癌做了全球第一个，也是最大规模的筛查研究“台湾非吸烟者肺癌筛查试验（TALENT）”。他们抽查了本地年龄在55到75岁之间，终生未吸烟或者吸烟量每年少于10包且戒烟超过15年的人群，最终发现大约2%的人筛查出了肺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据，对未来制定相关的筛选指南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目前，大多数针对吸烟者的肺癌筛查检出率大约为1%，但尚无针对非吸烟者筛查的标准指南。

《谁是凶手》剧照

TALENT的研究还发现，家族病史是肺癌的最大预测因子。在有家族病史的亚洲人，尤其是华裔人群里，不管是你是否吸烟，筛查都是非常必要的。我确诊之后，才知道我叔叔曾经被诊断为早期肺癌，不过他的情况可以通过手术切除来治疗。

但目前，医学还有存有许多未知。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来确定，到底应该从什么年龄来进行肺癌筛查。像结肠癌，我们有相应的研究指南，一般用亲属的确诊年龄减去10年，从这个年龄段开始建议做结肠镜筛查。现在我只能参考这个做法，告诉我的孩子们，你们40岁的时候，就该做CT扫描来筛查了。

至于EGFR突变为什么常见于亚裔群体，目前我们也还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最开始人们发现的现象是，亚裔女性比非亚裔女性更容易患上非吸烟者肺癌，有理论认为是中式烹调方法中的油烟和通风问题。除了家族遗传史外，还有说法是“氡暴露”因素。氡是一种广泛存在，自然产生的放射性气体，有研究认为华裔人群可能对这种辐射更敏感。但是这些研究都还没有非常显著的证据证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因为很有可能这都是多重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

《实习医生格蕾》剧照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在治疗方面，针对EGFR突变肺癌的治疗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我正在吃的药是靶向药奥希替尼（Osimertinib），理想的情况是我可以靠它撑过几年，对它产生耐药性时，能有新的药物问世。如果我们看向下一代药物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会发现因为很多临床研究都是在中国进行的。中国人口众多，并且有大量非吸烟者肺癌患者，许多药物甚至在中国能比美国更早获批。

我自己也受益于一项去年进行的研究“FLAURA 2”。这项研究比较了口服治疗和化疗联合口服治疗的结果，发现联合治疗比单独的口服治疗效果更好。我现在依然在接受联合治疗，每三周一次化疗，并且每天口服靶向药，目前我大脑中的50个病灶已经完全消失了，身上的其他病灶都趋于稳定或者在缩小，这是一个奇迹。一个肺科医生对我说，“你得了癌症，但现在每年癌症领域都有新的进展，你只需要活得足够久，等到下一个突破出现。”这也是我的希望。

“小镇医生”

除了在大学当教授，我还是一名从业20年的初级保健医生（primary care physician）。目前我还在保持每周三天的出诊，没有请过假。唯一的变化是由面诊改成了线上，因为接受化疗期间，我需要避免被感染疾病。

在美国，初级保健医生负责统筹管理患者的整体医疗问题，“接盘”专科医生没有覆盖到的部分。因此，我们经常会和患者建立长期的联系，这样在他们经历治疗和护理的时候，就可以提供更好的指导。

我把自己看作“小镇医生”——在一个小镇上，医生认识所有人，知晓镇上的一切。我喜欢把病人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了解，很多病人我认识了将近20年，基本上已经成了朋友。我曾被邀请参加患者的生日派对，去患者家一起做饭。我治疗过一对夫妻，妻子去世后，我参加了她的葬礼，甚至是抬棺人之一。我很荣幸能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我的病人也支持着我。很多病人从网上知道了我的故事，给我发消息说，“我听说了你的情况，我愿意支持你，祝福你，为你祈祷。”

林彦峰接受检查（斯坦福医疗中心采访截图）

成为医生并不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选择。事实上，我本科和硕士都在麻省理工学院学计算机科学，毕业后还在咨询公司工作了一年。麻省理工以工程学闻名，我也很喜欢工程学，但是我发现，作为工程师，你的成果要一两年之后才能得到反馈，而且只能和一小撮人一起工作，这些人大概率是其他的工程师，或者商人。

于是，我辞职去了塔夫茨大学医学院。我希望能接触到更多的人，尽快帮助到别人，和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工作。医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既可以照顾病人，又可以继续从事和医学相关的工程学工作，医学为我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

我始终记得我在医学院的第一天。课上，有一位著名的神经学医生给我们做示范。他在课堂上对一个患者做了一些检查，诊断出了一种罕见病，所有的学生都觉得：“这太了不起了，像福尔摩斯一样！”但让我牢记的不是这些。我留意到，医生检查的过程中似乎引起了患者的疼痛。而这种疼痛被整个课堂忽视了。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去关注患者的感受？

我相信医学不仅仅是科学，更是关于患者、人际关系、人性。没有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治疗方案，人们应该按自己的意愿选择，有些治疗方法不一定适合每个人。作为医生，我一直提醒自己以患者为中心。

有一个故事我经常给我的学生们分享。我曾经照顾过一位老年华人患者，他患有终末期肾病，肾功能衰竭，他一直表示，自己不想做透析，他的家人也清楚这一点。但他后来的情况越来越糟，他的家人舍不得让他就这样走，他最终同意了接受透析。

《良医》剧照

他年龄已经很大了，大概90岁左右。我对他说，好，我们可以透析，但如果你在治疗中感受到难受，你应该考虑停止透析。后来，他在透析中出现了很多并发症，我们和他的家人进行了几次沟通，最终他们说，“我们准备好面对他离世了，我们停止透析吧。”

几周后，我收到了一封病人寄来的信，里面写道，“亲爱的林医生，谢谢你照顾我，你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照顾我。”那时他已经去世了两周了，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花了宝贵的时间写信给我，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而这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因为我和他建立了关系。

罹患癌症后，我看到病人的视角的更丰满了。因为自己体验过一些治疗方法，我可能会给出更细节的建议给病人参考。变化比较大的一点是，我会更谨慎地对待癌症患者的“乐观”。

《人间世》剧照

我现在看起来很乐观，这不是医学知识的功劳，实际上，医学知识可能让人更悲观，毕竟我们经常目睹不好的治疗结果。我会说，是作为“人”的部分让我更乐观。现实和乐观之间需要平衡，早期一个肺部医生建议我，不要太关注生存曲线。我当然清楚癌症四期五年生存率的历史数字是9%到10%，这很低，但是作为一个癌症四期患者，我不能总活在“我就要死了”的想法中，我必须想，会有新技术改变这些数据，而且这是基于总体人群的统计，如果有1000个人，兴许我就是那幸存的100人之一。

有了这样的个人体验，所以作为医生，我现在会更小心地对待癌症患者，避免过分强调所谓的“现实”。我太清楚“希望”对一个人的价值了。

双重视角的课程

确诊后不久，我就想到，我应该开设一门关于肺癌晚期治疗的课程。我们有过一些这样的课程，但都只是零散的内容，学生们总是在轮岗之间穿梭，虽然我的同事们在保持教学连续性方面做的很好，但我还没有看到有人专门针对晚期肺癌或者癌症开设一门课程。癌症和心脏病是现代工业化世界中排名第一和第二的死因，我们更需要展示患者的视角，而我正踏在医生和患者两个世界的立场上，我能够把这种经验转化并传递给学生，真正让他们理解，患者的视角和医生的视角是非常不同的。

我的课程名称是“从诊断到对话：一个医生和癌症的实时斗争”。作为医生，我们思考的是患者在诊所接受治疗、药物、检查的时间。但作为患者，95%的生活是关于吃饭、在家接受照护、照顾家庭、精神问题、心理健康等，这些才是生活的主要部分。所以，在这个在课程中，我们并没有过多关注科学，而是更多关注如何传递和改善患者的体验。

第一节课是关于诊断，我带了自己的CT图像，邀请我自己的初级保健医生，分享我的诊断过程，以及关于肺癌筛查的问题。我讲述了我的心路历程，我最低谷难熬的时候，就是在刚确诊的时候。那时，我的身体状况很差，还在接受化疗，出现了恶心和疲劳的各种副作用。我也会想，为什么偏偏是我？不过随着身体逐渐好转，我的状态也在慢慢改善，虽然也总有起伏，每次检查心里总会有一个暗暗的期待想，真希望下次检查一切病灶都消失了。

斯坦福亚裔健康研究和教育中心供图

在关于看护的课程上，我邀请了我的妻子来分享。她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既负责了我的后勤照顾，同时还提供情感支持。我还记得，当初她正准备去日本出差，我告诉她，你恐怕得取消行程，我的情况不妙。整个确诊过程中，我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她检查的结果。她会开车陪我去复查，确保我吃的食物是对身体有益的，帮我管理病情。我的病情对两个孩子都是公开的，我的儿子一个13岁，一个17岁，都是那种很典型的青少年，但他们在关键时刻都很配合体贴，尤其是我感到不舒服的时候。这种对家人的坦诚和他们对我的支持，都让我感到非常温暖。

从医学的角度，我们一般会将这些照顾病人的人称为照护者或者护理人员（caregiver）。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自己是医生，同时我没有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所以我的妻子压力不会很大。我们邀请的另一位分享者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他是一个父亲，女儿确诊了很严重的癌症，但他不太理解这个“照护者”的标签，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基于他是一个“父亲”，照顾女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故事让学生们明白，在医学实践和研究中，我们经常以一种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方式给人贴标签。看护患者的人可能是他的亲人、朋友也可能只是受雇的护理人员，他们的心态和处境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需要确保患者遵从医嘱，得到有效的照顾。理解看待他们的不同视角和交流方式，对于医生与癌症等重病患者和家属合作非常重要。

还有一节课，我的主题是如何和患者进行沟通。对于癌症这种复杂的病症，和患者沟通总是非常困难。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沟通指南，更多的是依靠医生的经验判断。但我们需要把握“直言”的程度。一个ICU医生曾经对我说，他面对太多死亡，曾经他会对患者的预后情况直言不讳，直到一个肺癌晚期患者让他意识到“希望”的重要性。这其中的平衡都需要医生在沟通中进行衡量。

除此之外，我的课程还包括癌症患者的营养问题、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对治疗方法的展望。课程结课之后，我从学生那里收到了非常好的评价，几乎所有学生都给课程打了满分。我收到很多匿名的反馈，有人说这坚定了自己从事肿瘤医学的决心。我觉得我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斯坦福亚裔健康研究和教育中心供图

在最后一节课上，我发表了一篇演讲，题目是“最幸运的人”。美国有一位著名的棒球运动员罹患渐冻症，后来人们也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种病，叫做“卢伽雷氏症”。他在自己作为球员的最后一天发表了一个伟大的演讲，说自己是“地球上最幸运的人”。我也真心觉得我是最幸运的。

我曾经接触过几位年轻肺癌患者。我的孩子已经上中学了，有的患者的孩子才两岁。我有一个同事，叫保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他也得了非吸烟者肺癌，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当呼吸化作空气》（When Breath Becomes Air）。他去世时，他的孩子还没出生。我现在已经50岁了，我已经度过了大部分人生，也做了我想做的事。

我的幸运也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众多患者的不幸。作为患者，我有医疗保险，有支付能力，有家人的支持，还能够流利地用英语交流。更重要的是，责治疗我的医生几乎都是我的同事，我一周内就完成了癌症的确诊，迅速确定了靶点，这个速度是难以想象的。在我看来，理想状态下所有的患者都应该以这样的速度得到治疗。曾经有一个患者联系过我，他说从影像检查到诊断、再到治疗，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这整个经历都让人备受煎熬、倍感痛苦。

每个国家的癌症治疗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障碍，每个患者都会纠结：我是不是得到了正确的治疗？是不是看对了医生？如果产生了耐药，想去参加新药的临床试验，那么如何去获得这个机会？甚至该选择哪个试验？作为医生，除了技术层面，我认为更重要的就是如何让患者的这些治疗体验更加顺畅，这也是我希望能够实现的目标。CARE正在发展一套信息资源，希望能为患者提供指导，帮助他们顺利完成癌症的诊断和治疗过程。

《白色巨塔》剧照

目前我的身体状况还不错，我会继续教我的常规课程，包括故事讲述与医学（Storytelling and Medicine）、医学中的生成性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 in Medicine）以及医学人文和艺术（Medical Humanities and Arts）。这个关于癌症患者和医生的特殊课程，也会在剪辑之后免费在线发布，我希望能帮到更多的人。

我一直认为生命非常宝贵，时间就是珍宝。确诊癌症并没有改变我对生死的看法，只是时间变得更加紧迫了。我不再承接没有时间限制的项目，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我也不再去做那些我不愿做的时候，我会更自由地说“不”。我每天都会想，这一天我该如何度过——其实不管得没得癌症，每个人都应该这样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