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前常务副国务卿：美国应该接纳中国本来的面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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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去月球一样”，“改变世界的一周”，当回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段历史时，美国前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他2020年的著作《论美国：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史》中引用了尼克松这两句话。这本书的中文版于本月早些时候正式发布，该书通过讲述美国历代外交官的真实故事，结合作者本人在外交领域的独特观察和亲身经历，生动勾勒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其中很多论述在今天看似乎有着更深刻的意义。佐利克认为，美国1969年成功实现载人登月、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两件事都象征着“麻烦缠身的美国还有创新能力，可以创造出新的，甚至是超乎想象的机会”。在当下中美关系面临日益增多的不确定性时，人们是否还能期待“新的机会”呢？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佐利克表示，中美关系中反复出现的三大主题使其独具特色，尽管这一关系正处在一个相对艰难的阶段，但他希望有朝一日，钟摆会重新转向积极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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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关系的“三大主题”

环球时报：您的新著《论美国：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史》已在中国出版，您希望中国读者从书中获得哪些认识或洞察？

佐利克：让我首先解释一下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在政府任职期间，常常在处理眼前问题的同时反思历史。许多外交政策课程以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进行教学，这些理论本身充满了思辨和讨论的乐趣。但我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它们帮不上什么忙。反倒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往往能让我获得更多启发。我写这本书，部分原因是为了帮助年轻一代了解如何在外交领域借鉴历史经验。

我希望这本书在中国出版的另一个原因是，根据我的经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非常重要。1980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落脚在香港。后来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我走遍了中国各地，我遇到的中国人大多勤奋努力，渴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这些都是值得敬佩的品质。

然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在减少。当下，前往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在下降，而来中国的美国人数量更少。这并非好事。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我相信保持文化和人际交流至关重要。

环球时报：您的书中记录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访华历程，为我们呈现了一段鲜活的外交历史。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些历史事件所蕴含的时代启示？

佐利克：至少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无法忽视中国，中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不与中国建立关系是愚蠢的。当时，冷战尚未结束，某种程度上，那是中美两国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而做出的定位调整。但如今也可以说，无论是在经济、安全还是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与中国保持有效的合作关系都是不可或缺的。

当我回顾这本书时，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在美国对华200余年的交往历程中，有三大主题尤为突出。

第一个主题是商业关系。这是一种将中国与贸易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宏大经济梦想。1784年，当时美国连宪法都尚未制定，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船从阿巴拉契亚地区出发，将30吨西洋参等货品运往广州（当时称为“Canton”）。这段历史催生出了“伟大的中国市场”这一概念，而这种理念在1900年美国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再次得以体现。在我的藏书中，有一部1937年出版的《四万万顾客》，讲述了当时人们对中国经济蕴藏巨大发展潜力的认知。

第二个主题是将中国视作一个潜在的或具有影响力的大国。我的书中关于1900年“门户开放”政策的这一章节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部分，当时正值晚清，欧洲殖民列强与日、俄等国正试图对中国进行势力范围划分。美国时任陆军部长（后任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中国的分裂将是“罗马帝国衰亡后对人类造成最大影响的事件”。1945年，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设想的世界“四大警察”将是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外交工作和外交写作其实也在诠释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因此，第二个主题是有关中国的实力——无论是从积极还是从不确定的角度来看。

第三个主题——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中美之间早期的跨国联系主要是通过传教士建立的。传教士们不仅试图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还引入了西方关于现代化的理念，包括医院、教育以及将中国学生送往美国大学的学术交流。但关于传教士的微妙之处在于，他们不仅试图让中国人信仰基督教，还有意传播美式资本主义和民主观念，而这种尝试很可能会被拒绝。

纵观历史，（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往往经历着从高度期待到疑虑重重的交替循环。这种复杂心态源于我刚刚讲到的三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他们既要面对中国蕴含的商业机遇，又要权衡中国的实力——究竟是一种积极的事物还是一种“威胁”，还有总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中国的想法——但中国人也许更愿意保持自己的本色。从中我得到的关键启示是：我们应该接纳中国本来的面貌，而非期待其成为我们想要的样子。

“两国都将以各自的方式发展得很好”

环球时报：您是否认为未来在中美关系中仍存在超乎想象的机会？

佐利克：我希望如此，我天性乐观。让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兴奋的DeepSeek，我并没有从中美竞争的视角看待它，我认为它是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一个例证。DeepSeek开启了一个新阶段：人们可以用更少的投入专注于解决更具体的问题，我们的发展重心将从模型等基础系统转向其实际应用。

大约20年前，当iPhone刚刚推出时，它是个很酷的设备，但远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应用。DeepSeek现在正推动着类似的变革——我们可能会发现模型变得越来越商品化，而技术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如何被应用。

中美两国都将以各自的方式发展得很好。中美两国共享同一个世界，即便我们有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安全关切，但只要在促进全球繁荣方面，双方仍有一致的利益，这就是一件好事。

环球时报：您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有何预期？

佐利克：中美之间的交往历史令我着迷，因为这段关系与美英之间深厚的历史纽带以及战后由移民因素塑造的美德、美日关系都不同，中美关系的三大主题使其独具特色。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相对艰难的阶段，各种因素都似乎在朝着负面方向发展。但我希望有朝一日，钟摆会重新转向积极一面。

开放是件好事，“美国的优势曾在于此”

环球时报：美国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认为，若对外经济关系处理不当，美国必将付出沉重代价。这一观点在今天似乎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推进建立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过程中，美国被认为扮演了发起人和全球规则制定者的关键角色。您如何从历史维度评价当前美国关税政策的转向？

佐利克：我坚信开放贸易是一件好事。实施关税壁垒将推高成本、降低生产率，并增加经济系统运行的阻力。关税问题不仅事关中国，还事关其他国家，比如墨西哥。纵观过去一段时间的发展态势，美国股市已对加征关税举措做出了消极反应，汽车制造商们已经向总统提出，美墨加跨境汽车产业链深度融合，若每一次跨境贸易都要被征税，将导致每一辆汽车的成本增加8000至1万美元。

现任美国政府对待关税的态度与我的观点存在显著不同。在我看来，美国的优势曾在于其开放性，不仅对商品，也对资本、思想和人才开放。任何社会都可能犯错，但开放社会往往能更快发现问题。如果你去硅谷，随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他们正在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这样的观点对中美都适用。

环球时报：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比其他国家高明，而在于其纠错能力。基于此，您如何评价美国在实际涉华政策中展现出的调整与适应能力？

佐利克：当你提到托克维尔时，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会从其经历中吸取教训吗？

我认为，这次美国大选的结果部分源于民众此前对于非法移民问题的挫败感，边境几乎失控，这让人们感到恐慌。人们也不喜欢通货膨胀。还有所谓“觉醒”文化涉及的议题，如跨性别问题，已经偏离主流价值观，超出了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特朗普政府正在对上述问题采取截然不同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现任美国政府也在试图聚焦于非法移民问题和芬太尼问题。我个人推测，其中一些政策可能效果不佳，届时局面也许会再次反转。我们将在两年后迎来中期选举，但这些都是难以预测的。

我所提到的实用主义和托克维尔的核心理念是：必须保持学习，建立反馈机制，确保信息流通。美国的确有着一个充满动荡的政治经济体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像人工智能技术这样的突破性进展，这些进展可能会改变世界。

“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可以并行不悖”

环球时报：当前的政策制定者对您的观点是否有过回应或反馈？

佐利克：我的观点确实不是主流，但我们的政治体制就是这样，在不断的讨论和辩论中，有时人们可能会逐渐认同我的立场。

环球时报：您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的使命应该或可能是什么？如今，在多极化成为世界基本趋势的背景下，您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佐利克：我提出“美国的使命”这一概念，是想说明它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演变。在美国建国初期，其使命仅仅是在帝国的世界中作为一个共和国生存下来。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经历了内战，其使命是在内战中维护国家统一。一战期间，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提出“让这个世界对民主制度来说是安全的”，他强调的不是让世界民主化，而是为民主国家提供安全。二战时，时任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冷战期间，美国自视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冷战后，美国又成为不可或缺的超级大国。特朗普政府当下提出“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其逻辑是，过去七八十年建立的国际体系让美国付出了代价，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现任政府试图在多个议题上重新开启谈判，无论是关于同盟关系、贸易问题还是其他议题。

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认为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可以并行不悖，世界的发展最终也会让美国受益。如果墨西哥发展得更好，我们的边境问题就会减少，他们也会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

你提了个很好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当我提出“美国的使命”这一概念，并非要提供一个永恒不变的准则，而是想表明，这是一个会不断出现的话题，为我们审视当前美国的外交议程提供了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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