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课程惹了谁？教育主权成新名词

近日，上海市开始整顿中国籍初中、小学生的国际课程，逐步清退外资，而“教育主权”则成为新名词。

近日一封关于上海国际课程改革的文件，流传于网络并且引起了很多上海家长的恐慌。

这份文件据说是来自一位参与此次会议的上海某国际学校高管的笔记。文中写道“国际课程学校的发展失控，已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部分或全面引入境外课程进入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突破中国教育主权等”。昨天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更是明确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这也印证了之前的网上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上海市教委的相关负责人也已经表示，对于部分或者全面引进国际课程进入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将进行整顿;有些义务教育阶段有外资背景的或者中外合资的，将清退外资。小学初中的课程设置居然涉及到“主权问题”，是否言过其实?

首先，笔者认为国家是有权力有义务对基础教育阶段进行规范的。众所周知，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提高国民素质最重要的途径。基础教育学什么，最主要就是认字，读书，为个人理解社会，进入社会奠定基础。所以很多国家都会在基础教育中渗透价值观的教育，例如较为流行的美国加州小学教材的第一课就是“我是特别的”;中国人教版小学教材还在学拼音的时候就开始“欢迎台湾的小朋友”。基础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语言文字的教育，也正是通过语言文字，个人开始第一次接触大众媒介，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共同拥有历史沿袭的领土，相同的神话和历史记忆，共同的语言，大众公众文化”是构成民族的必要条件。回望中国的历史，1840年后的民族主义的崛起与白话文的普及，“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引入有着莫大的关系。由此可见，一个民族的基础语言教育，实际上与整个国民素质的提升，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具有密切的联系。尤其在个人教育的启蒙阶段，语言教育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纵观此次改革文件，中国政府对于幼儿园教育，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均未涉及，足可见中国政府对于问题的把控是十分精准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国际课程改革虽然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却有很多的难点。在低龄出国热的今天，为了让孩子更好地适应国外的环境，对于国际课程的需求一直在增长;与此同时，国际课程的确在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方面相较于国内教材效果更为显著。仍然以流行的美国加州小学教材Wonders为例，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围绕着主题进行教学，例如认识自己，认识社区，认识动物等，每个主题还会有背景讨论，主题阅读，拓展阅读，综合运用等内容。这种教学方式就非常类似于做研究的过程，对于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非常有益处。再从整个教材的体系上来说，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涉及的主题往往都是一致的，但是深度却逐渐加大，从具体的描绘到宏观的思考，理论体系十分完整。反观中国的教材，很多时候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虽然涵盖的面更为广泛，但是在体系上仅仅遵循了从易到难的过程，在课文选择过程中，着重于语言的教育，对于整个体系架构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涉及的十分少。也难怪中央会把它上升到教育主权的高度，从小学教材就开始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思考，的确是比中国的组词造句以及背口号要高段多了。

操作的另一个难点是如何界定回归主流课程和不能整套引进国际教材。很多人认为所谓的主流课程指的是政治和德育课程，而不能整套引进也是为了防止系统的西方价值观教育。笔者认为这种解释不无道理，但是限制国际教材是否就能够达到中国官方的目的，笔者却不敢苟同。社会价值观的教育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尽管学校是较为主流的途径，但是社会环境，家庭才是决定性因素。例如在学习马克思的时候，可能孩子本来在比较阅读的情况下还会有些兴趣，反倒是口号性质的教材扼杀了孩子的学习乐趣。再退一步，即便不是系统性地引进国际教材，对于社会，对于个人的关注一直是西方教材中的主旋律，学习过程中自然会引起学生的思考，并且主动对比，所以如何改变中国的教学方式和课程设置才是治本的方法。

与中国教材需要层层审核不同，美国的教材很多都是地方性的。因此，并没有人为的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几年后的今天，突然之间小孩子的读物成为了涉及“教育主权”的重大问题，这不禁让人深思。前殖民主义所提出的语言对于民族的重要性问题，到了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再次出现，究竟是国际化教育带来的认同危机，还是中国教育面对世界的不自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