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一战成名：宁远大战力挫努尔哈赤，留下光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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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崇焕短暂而充满争议的一生里，天启六年（1626）正月一定是个转折时刻。在此之前，他与大部分大明朝廷的朝臣一样，是一个饱读圣贤之书，进士出身的普通文官；在此之后，他却以宁远城下力挫努尔哈赤铁骑的赫赫战功，以名将的姿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鏖战宁远

宁远居于辽西走廊适中之地，西距山海关二百里，“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宁远城背山面海，居山海要冲，扼边关锁钥。

袁崇焕

袁崇焕得知后金兵来攻之后，即将右屯、锦州等处官兵撤回，同守宁远。饶是如此宁远守军仍不满两万，袁崇焕召集各将商议战守计谋。诸将根据过去作战经验，都认为不能和金兵野战，而应防守，提出“奴兵未可争锋，以死守争”。祖大寿遂建议塞门奋死防守，众将赞同，议定，决心死守孤城，坚决抵抗。袁崇焕又下令尽焚城外房舍，转移城厢商民入城；又派人稽查奸细，巡守街巷路口。使得“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袁崇焕又“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官兵感动，“将士咸请效死”。将士心齐，民心亦就安定了，全城军民同仇敌忾，誓与努尔哈赤决一死战。

当然，袁崇焕并不是徒凭血气之勇，其所恃者，即是日后名扬天下的六个字：“凭坚城、用大炮。”宁远在明初属广宁前屯、中屯二卫地。宣德三年（1428）方置宁远卫，两年后始修卫城。城周长六里八步，高二丈五尺；池深一丈，宽二丈，周长七里八步。天启三年（1623），袁崇焕亲自规划重修宁远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较之旧城垣大为坚固。他还学习了西方筑城法，在城的四角各建三面突出城墙之外，“形如长爪，以自相救”的方形敌台，敌台三面伸出城外，一面与城成为一体。大炮架于台上，既居高临下，保持射远，又可充分利用敌台的三个面射击并形成交叉火力，只要在射程内，远近之敌均无可避。当然，基本上宁远城仍是传统的中式城墙，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已经修筑了类似西方“棱堡”的锐角铳台。

明代灰罐（火药罐），装填火药、石灰，从城上向城下投掷以杀伤敌人，起到现代手雷的作用。

在宁远的坚城之上，排列着袁崇焕真正的“秘密武器”：11门“红夷大炮”。这些前装滑膛炮是天启元年（1621）明朝的钦差大臣持兵部檄文从澳门的葡萄牙人处购得，威力之大远胜传统的中国火器。按照徐光启的说法，“夫兵器之烈，至一发而杀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铳极矣，无可加矣”——但努尔哈赤对于这种新式大炮的力量一无所知。

天启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军到达宁远，便越城五里横截山海关大路驻营，以切断宁远和关内的联系，并防备明朝从水陆两路派来援军。在劝降不成后，后金军于二十四日清晨开始发动猛烈进攻。

以往后金军队攻打明军城池的时候，身披二重铁铠号为“铁头子”的八旗会使用牌（楯）车冲在前面，车的四周与上方挡以五、六寸厚的木板，再裹上生牛皮。车装有双轮子，可以前后转动。后面跟着弓箭手掩护下携带云梯的登城队。利用牌车抵抗住明军的首轮火器的机会，云梯于顷刻间已经架上城头，不等明军第二次开火，后金的先锋已经登上城墙。从辽阳到广宁，在辽东战场上这套战术屡试不爽，但在1626年的宁远城下却遇到了克星。布置在宁远城头的11门“红夷大炮”射界覆盖城池周围所有的地面。大炮“循环飞击，每发糜烂数重”，发射释放的浓烟密布数里，“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当他们接近城墙时，又遭到城东南和西南两角铳台火炮的交叉射击，死伤惨重。明军发射一炮可以轰倒一百多人，城外的后金军队尸积如山。按照当时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说法，“（后金军）不清楚这种新的发明，蜂拥而前，遭到铁家伙的重创”。

即将于2018年播出的电视剧《袁崇焕》剧照，由邵兵饰演袁崇焕

但后金兵不顾死伤累累，踏着尸体拼命向城下推进。不少牌车还是到了城墙根，在大炮不能直射的死角，躲在牌车内的士兵用斧镬凿城不止，凿出三四处高约2丈的大洞。袁崇焕见情况危急，亲自指挥守兵投掷火球、火把，并把柴草浇上油脂掺上火药，系在铁索上点火后，垂放城下，焚烧牌车。后金兵遭受重大伤亡，战至二更时分，努尔哈赤不得不下令停止攻城。

战至第二天、第三天，坚城大炮仍然令不可一世的后金军一筹莫展。八旗将领虽挥刀从后面驱赶兵士进攻，但一到城下扭头就往回跑，伤亡者在他们之中纷纷倒下。双方激战三日，后金军在西洋大炮、中小型火炮及其他火器射击下，伤亡至少上千人（虽然后金官方只承认“攻城两天，共折游击两员、备御两员、兵五百”，损失小得完全没有可信度），攻城器械尽成废物，只能黯然败走。

宁远之战令后金遭遇政权建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创，是明与后金抚顺首次交锋以来所取得的唯一一次大胜仗，它打破了后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兵部尚书王永光不胜感慨地说：“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袁崇焕也因此一战成名，三个月内晋升为兵部右侍郎、辽东巡抚，荫千户，俨然一个冉冉升起的将星。努尔哈赤自25岁兴兵以来，43年间的不败威名竟被“红夷大炮”击得粉碎。努尔哈赤本人对之郁忿成疾，8个月后便去世了。

锦州再捷

新官上任，辽东巡抚袁崇焕就上书天启皇帝，提出了自己的治辽方案：“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一条坚固的“宁锦防线”。

当时明军从山海关到锦州的军事防线，南北纵向约400里，以山海关为后援、宁远为中坚、锦州为前矛。这条辽西防线，分为南北两段：南段从山海关到宁远，约200里；北段从宁远到锦州，也200里。直到宁远之战，明军实际上仅筑成了前一段即关宁段。而宁锦段不曾巩固。宁远大捷后，袁崇焕集中力量，从天启七年（1627）正月开始动工，以4万班军分班筑城，从山海关到关外各城同时修复加固。“前屯城包而未完者完之，宁远被雨覆纪者补而永固之。中后、中左复屹若金汤。”到天启六年底，“山海关溶壕筑城，扼险置器，壁垒一新”。中前、右屯、宁远等城“业已鼎新，所谓重关累塞矣”。袁崇焕非常自豪地表示：“山海、中前屯、中后、中右，今已坚雄如前日之宁远也。”就连被派到关外监军的太监刘应坤也赞叹宁锦诸城“今设备更严，城势增高，堡垒更固，著著皆实，毫无粉饰”。

辽宁兴城古城南门楼上的红夷大炮，天启六年（1626）宁远一战中，袁崇焕布置在宁远（今辽宁兴城）城头的 11 门红夷大炮成为其攻击后金军的“秘密武器”，（后金军）不清楚这种新的发明，蜂拥而前，遭到铁家伙的重创，城外后金军队尸积如山。

为了争取重建防线的时间，袁崇焕又派人到沈阳吊唁去世的努尔哈赤，顺便与后金开始和谈。这实在是一场尔虞我诈的双重骗局，袁崇焕的目的是以和谈争取时间，而后金方面同样如此。继努尔哈赤而为“大汗”的皇太极当时的处境其实非常险恶，甚至不得不采用迫令努尔哈赤大妃阿巴亥（多尔衮的母亲）殉葬的野蛮手段以巩固自己的汗位；当时后金宁远大败之余，“时国内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连国家“库中余布，尚无十匹之贮”，百姓衣食之艰难可想而知，更无力立即向宁、锦防线用兵；何况外部东有明朝藩属朝鲜及毛文龙部，西有亲明的漠南蒙古，南有袁崇焕的坚城大炮，实在是内外交困，需要休养生息的时间。

故而皇太极对袁崇焕的使臣热情款待，并遣使回复，谋求议和。不过，虽然双方几次信使往来，主要围绕着战争是非、双方划界、经济赔偿互易及政治关系等展开，但其实双方都无意和谈，不过以为缓兵之计而已。袁崇焕借此完成了自己的宁锦防线建设。

而后金方面借此和谈之际打败了毛文龙的军队，并迫使朝鲜李朝屈服，不仅消除了后顾之忧，也迫使朝鲜每年进贡“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米万包”，成为其粮食等物资供应基地。

在这个当口，袁崇焕埋头整理防备，对朝鲜的关注度不够，有人认为是战略短视的表现。天启七年正月初四，皇太极命阿敏发兵朝鲜，自己率留守诸将摆出一副进攻宁锦的架势；直到二月中旬，明廷才得到后金进攻朝鲜的确实消息；二十四日袁崇焕出动水军增援东江，此后将近一月，他再无对朝动作；三月初八，毛文龙建议关宁军直捣沈阳，可是此时朝鲜已与后金议和；十七日明廷下令袁崇焕出兵，二十四日统兵7万的袁崇焕选9000精兵过三岔河牵制后金，反应迅速但称不上有力，难脱消极避战之嫌，此时后金攻朝军队开始撤回；四月下旬，袁崇焕上报朝廷：无虚可捣。皇太极刚继位又分兵朝鲜，实力处在最虚弱的时刻，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朝鲜败得太快，袁崇焕的战术又相对保守稳健，机遇一闪而逝。两相比较，后金方面在这次具有争议的和谈中无疑得益更大，摆脱了军事与经济上的困境。反观明朝却失去了本成掎角之势对抗后金的藩属朝鲜，毋庸讳言，在这场各取所需的“和议”中是得不偿失的。

无论如何，既然双方都以为自己达到了和谈争取时间的目的，战事重开就是题中之意了。天启七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率四旗后金军过大凌河，包围锦州。到二十五日，皇太极攻锦不克，派人回沈阳调缓兵。二十七日又率数万兵攻宁远，二十八日包围宁远城。在袁崇焕指挥下，宁远城内守备充足，城外列车营，掘深壕。皇太极不信西洋大炮的威力，强攻坚城，当时有私人著作《辽事述》云：“建州兵十五万攻锦州，城上炮火矢石，交加如雨，自辰至戌，集尸满城下，至夜，乃退兵五里。⋯⋯建洲兵不得志于锦州，因而攻宁远，参将彭替古以红夷炮碎其营大帐房一座。”皇太极的攻势再次为明朝眼中“不饷之兵，不秣之马”的无敌神器——红夷大炮所击退，只能哀叹“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是役，明与后金“大战三次，小战二十五次”，至二十九日，后金军从宁远撤回，六月四日再攻打锦州，攻城不下，死伤众多。当夜，皇太极不得不吞下苦果，以天热士兵难耐为由撤兵。宁锦之战是继宁远之战后明军取得的又一次大捷，而袁崇焕打造的明军锦（州）宁（远）防线，也从此成为终皇太极一世后金军队所无法彻底逾越的天堑。

锦州再告大捷，明熹宗欣喜若狂，在嘉奖谕旨中说：“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滑稽的是，这位木匠皇帝又称，“宁锦之捷制胜折冲，皆受厂臣秘画”，把一切功劳都算到阉党身上，自魏忠贤以下，凡数百人，与宁锦战役有关无关者全部受赏、升迁，魏忠贤年仅4岁的侄孙也被封为伯爵，简直荒唐之极。偏偏只有这次战役的前线总指挥袁崇焕却仅官升一级而无恩荫，实在看不过去的兵部侍郎霍维华（魏忠贤的外甥女婿）请求以己荫让与他，也受到切责“不谙事体”。结果，袁崇焕只能在七月一日上“乞休疏”，以有病为由，申请辞官回籍调理。在魏忠贤的唆使下，熹宗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写道：袁崇焕“疏称抱病，情词恳切，准其回籍调理”。这样一位刚刚督师辽东17个月（从天启六年三月担任辽东巡抚至天启七年七月辞职），两挫后金大军的功臣，却因为在宁锦之战中拒绝执行朝廷让他救援锦州的命令（袁崇焕认为皇太极是要围城打援），此刻在明朝的官方话语中，却变成了“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

“暮气”出自《孙子·军争》中的“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一句，比喻不振作的精神状态和疲沓不求进取的作风。当时袁崇焕不过40岁左右，方当壮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这样的人竟算“暮气沉沉”，却不知谁才是“朝气蓬勃”？阉党误国一至于斯。

不过袁崇焕本人倒很平静，悄然返回岭南家乡，途中还写了一首诗，内有“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之句。大概他本人也很清楚，自己迟早是为阉党不容的。

（参考资料：孙文良、李治亭等：《明清战争史略》，廖德清：《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周喜峰：《论袁崇焕第一次巡抚辽东》，余福海：《晚明文官群体与宦官群体关系析探：以袁崇焕交结魏忠贤的史事为个案》，阳正伟：《从<袁崇焕资料集录>看袁崇焕与魏忠贤之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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