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前后:汪精卫三劝立遗嘱,遗体险被毁,南京50万人送殡
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三十载,推翻两千年帝制,开创一百年中国新气象,孙中山居功至伟,但他并没能完成毕生追求的革命事业,他的生命在新一轮的革命高潮中戛然而止。
1925年的3月12日,孙中山因为肝癌在北京逝世,终年59岁。直到1929年的6月1日,这个伟大的灵魂才最终安息在南京紫金山。
其实在1924年10月,那个时候的孙中山,身体就已经出现了状况。
他此前患有肝病,但却当成胃病来处理,而后又受冯玉祥之邀,坐船两个多月从广州远赴北京,此次劳苦奔波让他的病情雪上加霜。
12月31日下午4时30分,孙中山抵达北京后,在北京饭店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当晚,北京协和医院的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来到了北京饭店,随同过来的还有来自天津的德国大夫史密特。
三位医生共同会诊后,一致认为孙中山患的是最烈的肝病,情况不容乐观。
五天后他们再次为孙中山进行了会诊,并建议进行手术,但是孙中山只同意用内科的方法来治疗。孙中山自己曾是一个医生,但可能真的就像人们所说的:医者难自医,孙中山拒绝了手术治疗。
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的病情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同时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局势,不允许他安心地在医院治病养病。
会诊的医生开始为孙中山进行注射治疗,使他的病情也因此有所稳定。但仅仅半个月后,孙中山的病情再次加重。
医生克礼发现孙中山的眼睛中出现了黄疽的迹象,他意识到孙中山肝脏中的脓已经侵袭到了其他部位,再不进行手术就来不及了。克礼赶紧会同美国、德国的医生,商讨手术方案。
此后两天,孙中山已经无法进食,一吃饭就会引发呕吐,体温也愈来愈高。于是,孙中山在妻子宋庆龄的陪同下来到了协和医院,协和医院的外科主任邵乐尔主刀进行了开腹手术。
当医生将他的腹部切开的时候,被眼前的情况吓了一跳,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面上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发硬,整个腹腔里面的脏器都已经粘连在了一起,根本就没办法进行手术。
通俗的来讲,肝癌已经扩散到了全身,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医生只能从他的肝上取出了一小块组织做活体检测的标本,然后将肝部的脓液吸出,最后将伤口缝合,整个手术只进行了25分钟。
得知孙中山已经是肝癌晚期的消息,宋庆龄悲痛欲绝。作为孙中山的爱妻,两人见面是在1913年,那时留学美国的宋庆龄刚刚大学毕业,而后来到日本与父母汇合,在父亲的引荐下见到了孙中山。
从那之后,她就常跟着大姐宋霭龄一起到孙中山那里协助他工作。据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的女儿回忆:当宋庆龄弹琴唱歌的时候,孙中山一直看着她的侧脸。
不久后,宋庆龄与姐姐一起回到了上海。两人的离去让孙中山倍感失落,他不止一次的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没有人帮自己处理英文信件了。
当然,宋庆龄对孙中山也是非常仰慕的,在朋友朱卓文给孙中山先生的信中,便提到了“宋小姐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这样的话语。
一年后,受孙中山的邀请,宋庆龄回到了日本,并住了两个月,两人的感情也迅速升温,两颗炽热的心都向对方打开自己的心房。
宋庆龄在后来的自述中称:“孙博士得悉我在学习中文,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活动,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所吸引。”
宋庆龄感受到来自孙中山的爱意,尽管父亲不同意他们之间的婚事,但她依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孙中山结婚。
宋庆龄与孙中山之间相差二十七岁,他们的婚姻在当时几乎没人能够理解,祝福更是奢望。连孙中山周围的友人接连来劝告他,但都被孙中山一一挡了回去。
父母不支持,朋友不认同,但热恋中的两人并不在乎,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
孙中山对这段婚姻感到非常满意,他在给康德黎夫人的信中说:“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
对于这段感情,宋庆龄也是十分珍视。她在婚前曾说:“我愿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革命需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的心一直在追随着你。我的生命已经跟你的事业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所以,此时当得知孙中山病危时,宋庆龄的心里自然是无尽的悲楚。
进入病房内,宋庆龄稍微收敛了自己脸上的愁容,在看到孙中山紧皱的眉头时,赶紧关切地问:“达令,怎么了?又痛了?”
孙中山并没有说话,只是认真地看着她,一如平时那样。很久之后,他才开口对宋庆龄说:“你应该休息,你眼圈都黑了。”
事实上,自从孙中山生病以来,宋庆龄精心照顾,为了能让孙中山安心休息,她甚至在寒冬腊月,只穿着袜子在屋里走动。
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曾这样说在病榻前服侍的宋庆龄:“在先生病榻之旁,三月未离一步,衣不解带,食不知味,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吾人永念不忘者,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
虽然此时的宋庆龄身心俱疲,但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悉心照料,丈夫的病能好转起来,就在宋庆龄心怀憧憬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却做出了一个让她无法接受的决定:让孙中山立遗嘱。这对于宋庆龄来说,无疑是在摧毁她的希望。
1925年2月24号,也就是孙中山去世前的第十七天,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来到病榻前,汪精卫请求孙中山立遗嘱。
而孙中山在看了一眼妻子后,很不高兴地对他说:“我病如可痊愈,则所言者甚多,设使不幸而死,由你们任意去做,又有可什么可说的?”
汪精卫还想坚持,他说:“先生之病不久当可痊愈,只恐调养需时太久,难以处理公务,而本党又处在重要时期,行动不能有一刻停滞,还请先生早赐教悔,以便我们遵守,以利党务进行为是。”
孙中山还是不肯,双方陷入僵持。孙中山不肯立遗嘱,究其原因还在于他觉得自己还能坚持,或许病情会有好转。
而且,考虑到妻子这段时间一直的努力坚持,如果他真的立下遗嘱,那岂不是将妻子最后一点希望也给断绝了,作为丈夫来说,实在是于心不忍。
但是,汪精卫却并没有放弃,又说:“诚然,先生著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诸同志都当竭诚奉行,还望先生为一总括之言。”
最终,孙中山只好同意口述遗嘱,此时的宋庆龄一直努力控制着情绪,不让自己当众失态。
孙中山一共写了三份遗嘱,第一份是《国事遗嘱》,也正是在这份遗嘱中,他写下了那句著名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第二份遗嘱是给苏联政府的,并且是用英语口述,所以代笔者是擅长英语的宋子文和孙科等人。其核心内容是希望中国和苏联成为盟国,以图在这个民族自由大战中携手前行,赢取胜利。
至于第三份遗嘱,是写给宋庆龄的,所以是《家事遗嘱》。遗嘱内容十分简短,但却是孙中山考虑时间最久的一份。
孙中山在遗嘱中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衣物书籍住宅,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成长,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尽管这份遗嘱的内容很简短,但内容却意味深长,重点不在于孙中山遗留给宋庆龄的那些微薄的家产,而在于“吾妻宋庆龄”五个字。
孙中山在遗嘱中,着重强调了宋庆龄以及她的身份,就是在为宋庆龄的以后考虑。
孙中山很清楚政治权力的险恶之处,在自己死后,如果宋庆龄和其他人政见不合,一定会有人从她的身份入手,试图将她“孙夫人”的名分抹掉,这将让宋庆龄失去防护伞。
因为宋庆龄并非孙中山的原配,而他们在日本结婚时,就连婚书都被人偷走了。事实证明,孙中山的考虑并非多余。
后来,蒋介石就曾制造宋庆龄再婚的谣言,并公然说卢慕贞才是真正的孙夫人。而正因为这份《家事遗嘱》的存在,才使得宋庆龄没能受到很大的影响。
遗嘱立完后,孙中山准备签字,但此时的宋庆龄却再也忍不住了,她哭出了声,在场的其他人也被她的情绪感染了,黯然神伤起来。
孙中山见此情景,就摆了摆手,决定先不签字。但拖了几天,孙中山的病情再次恶化,他的全身已经浮肿。
此时,有人建议他采用中医治疗,但孙中山却认为这是对医生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因此拒绝了。后来实在没办法,孙中山就搬到了铁狮子胡同,让中医来调养。但此时,任何医生都已经是回天乏术。
在孙中山去世前的最后几天,宋庆龄更加寸步不离地陪在孙中山的身边,甚至连躺在沙发上休息的时间也更少了。
3月11号上午8点,何香凝来到病房里看望孙中山,发现孙中山的瞳孔已经开始放大。
当大家把这个情况告诉宋庆龄的时候,宋庆龄出人意料的表现地非常镇定,虽然她的眼眶是红着的,但她的语气很坚定:“已经到这个时候了,我不但不愿意阻挠你们,我还要帮助你们。”
于是,宋庆龄转身进屋,一会儿就出来告诉大家:“总理要签署遗嘱了。”随后,她又转过身回到病房。
在最后签字的时候,因为孙中山已经气若游丝,没有力气写字了,还是宋庆龄帮忙抬起他的手腕,让他在遗嘱中签下了:“孙文,3月11日补签。”
那天下午在病房内,孙中山开始交代后事。宋庆龄一直在哭,而孙中山则安慰她说:“达令,你不用伤心,我所有的都是你的。”
宋庆龄边哭边说:“我什么都不爱,所爱的只有你。”
最后,孙中山向大家交代后事:“愿照其友列宁之办法,以防腐药品保存其骸,纳诸棺内。”
至于丧葬,他说:“遗体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政府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除此之外,孙中山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他年仅32岁的妻子。他先后将何香凝和儿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叫到床前,嘱托他们:不能因为夫人没有生育子嗣就轻视她;要顺事夫人;不能因为她是基督徒就针对她。
3月12日上午9时25分,孙中山停止了呼吸,但直到去世,他的眼睛都睁得很大,并直视着早已泪流满面的宋庆龄。
在孙中山去世后,他的遗体被送去协和医院做了防腐手术,国民党方面也迅速派人去了苏联,询问列宁水晶棺的事宜。
但在水晶棺抵达国内以及陵墓修好前,孙中山的遗体一直是停留在北京。在孙中山去世三天后,国民党方面举行了小范围的家属追悼会,在家属吊唁完成后,遗体又被安放在了玻璃棺中,供后来者的瞻仰。
当天的灵堂中,贴着孙中山的那副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同时,在灵堂的正中间,还贴着孙中山遗嘱的全文。此外,就是社会各界送来的花圈,满满当当地摆了一屋子。
之后,孙中山的灵柩被迁移往中央公园的社稷坛大殿。在送灵的过程中,北平百姓,纷纷走上街头以祭奠孙中山的在天之灵。据说当时送灵的群众有74万人之多,为他抬棺的杠夫则有108位。
而后来孙中山的灵柩由中央公园转向西山碧云寺的时候,依然有30万民众护送到了西直门,又有2万人坚持送到了西山,从中央公园到西山全程15.7公里,但却有如此多的群众热情护送,足见孙中山在群众中的名望之高。
孙中山的遗柩被暂时安放到了西山碧云寺后,南京方面已经在着手准备建设陵墓,只等陵墓修建完成,再把他的遗体迁移回去。
尽管孙中山在生前已经交代过安葬选址,就是在南京的紫金山,但他却没有说出具体地点。所以国民党政府仓促间没有选定好地方。
直到1926年1月份,中山陵才开始动工修建,这一修就是三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孙中山的遗柩长留北京,也因此招来了一些麻烦。
因为孙中山所属的势力基本上都在南方,而北京地区长期被奉系军阀控制。1926年的时候,李景林和张宗昌组成了直鲁联军,他们打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攻入北京城。
当时,这支部队就驻扎在西郊地区,而他们的部队纪律败坏,经常有人去乡间闹事,就连孙中山的遗体也几次被这些散兵游勇威胁,好在守护的士兵誓死保护,才没有让他们得逞。
但在1927年的时候,随着北伐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连吃败仗,他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居然给张作霖说:“国民党胜利是因为孙中山的陵寝在碧云寺,得了风水。”
因此,张宗昌建议张作霖,派兵把孙中山的遗体给烧了。对于张宗昌这番荒谬的说辞,张作霖还真的信了,于是委派张宗昌带兵前往西山碧云寺。
张宗昌到达之后,逼迫附近百姓搬运柴草,准备点火烧灵。情急之下,守灵的士兵想到了正在北京的张学良,赶紧派人去通知他。张学良在得知后,立马派出一队骑兵飞驰西山。
当张学良的骑兵到达的时候,张宗昌正要下令点火,于是被张学良的骑兵驱赶了出去。
这件事后,守灵的卫士担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于是就将孙中山的遗体从金刚宝座塔内转移到了水泉山洞藏了起来。直到次年,孙中山的遗体才重回碧云寺。
1929年的5月份,南京中山陵终于落成,孙中山的遗体才开始启程前往南京。6月1日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在南京举行了奉安大典,迎接孙中山的遗体安葬于中山陵。
那一天,多达50万南京百姓前来向孙中山做最后的告别,一时间哭声动野,哀者芸芸,整个紫金山都被这肃穆的气氛所笼罩。
罗家伦在当时填写了一首奉安歌,唱道:“大道兮填填,哀歌兮极天,肃奉安兮国父......”
不仅是国内的各界人士参与了此次送行,各国政府和国际友人也都向孙中山表示了自己的敬意。
就比如孙中山当年的英国教师康德黎,就特意从伦敦寄来了一个以贵金属制成的花圈,上面写着:献给孙逸仙博士,康德黎赠。印度政府也有赠礼,是一对银质的小象,上面还写着“太平有象”四个大字,以此来纪念孙中山的和平统一救国的主张。
日本在当时也送来了一只全部用白银制成的直径一米的花圈。因为赠礼非常多,以至于国民政府不得不将陵园后面的万福寺改成了奉安纪念馆,用来陈列这些礼品,足见当年奉安大典的隆重。
奉安大典结束了,但关于中山陵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尽管国民党方面一直强调奉安大典的党葬属性,但究其规格来看,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范畴。
由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前后花费一千万,其中460万来自民众捐助,其余都是执政段祺瑞从“国库”支取。
而中山陵的命名一直以来也存在争议,因为这明显是一个古代帝王陵寝命名的习惯,不符合孙中山推翻帝制的革命家身份。也因此,一众高官惧怕承担历史责任,不敢认领中山陵的命名权,而是将其推给了设计师吕彦直。
中山陵是没有墓志铭的。本来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政客为了捞取资本,纷纷要求给孙中山写墓志铭,各方争执不下。
但在陵寝落成后,因为孙中山的政治遗产瓜分完毕,众人顿时失去了热情,以至于碑文内容一直没有确定下来。
最终,是谭延闿写了碑文,然后用一句:总理的伟大,是传文无法概括的,将事情搪塞了过去。
也无怪乎后来宋庆龄趴在孙中山的遗像前,放声大哭,同时说:“你真死了哇!现在的国家让一些狐朋狗党在那胡作非为,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你一点也不管呵?你真死了哇!”
宋庆龄是一个有着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她因为对英雄的渴慕,义无反顾的嫁给了大她二十七岁的孙中山,这样的女子,自然是不愿意与汪蒋之流合污。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先驱,在革命事业又一个高潮的时候,孙中山不幸病逝,让人惋惜。
而孙中山的遗嘱究竟为何人起草、关于丧葬的一系列问题,一直以来被人们所关注。
虽然很多问题未必会有定论,但这对既定的历史来说,只能作为一种补充,让我们更清楚地窥见,那段历史的沉重多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