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队长袖标是如何诞生的

看看下面这张著名的照片，是不是发现少了点儿什么。博比-摩尔坐在赫吉奥夫-赫斯特和雷-威尔逊的肩膀上，兴高采烈地高举着雷米特杯。等等，博比-摩尔不是队长吗？他的袖标呢？

如果没发现的话还行，一旦发现问题了就会让你一直纠结——队长手臂上就应该有袖标，毕竟那是权威和地位的象征。一旦戴上袖标，你不仅成了球队在场上的主心骨，还化身为球队意识形态方面的标杆，包括价值观、历史、希望、恐惧等等一切将球队和球迷们捆绑在一起的东西。但是说都说不清袖标这么神圣的物件从何而来，甚至连官方机构也莫衷一是。

“目前欧足联没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欧足联的官员告诉笔者。

“很遗憾，我们的档案室里也查无此信息，”这是国际足联规则委员会（IFAB）官员的原话。IFAB可是专门制定比赛规则的机构，现在连他们的专家也无能为力了。“我们只知道，从来没有针对佩戴队长袖标的正式规定，而且也从来没人对此进行过讨论，”这位官员补充道。

对此笔者还专门找到了IFAB的技术总监，前裁判员大卫-埃勒雷，他的答复依然令人失望。埃勒雷说这（队长戴袖标）并不在比赛规则里，肯定是出自那些赛事组织者。

欧足联、国际足联、英足总以及联赛各系统我们打听了个遍，结果仍一无所获。

事实上，关于袖标是如何流入英国足坛的有三种说法，每一种都接触到了部分真相：第一种，袖标给予队长责任，从而减轻了裁判们的工作压力；第二种，这个点子来自一位艺术家的灵光一闪，而且被采用了；第三种，上世纪70年代，从其他足球文化发达地区传入英国。

袖标的作用不仅仅只有上述这些，它伴随着足球这项运动的发展，见证着足球从割裂状态逐渐融合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元素，踢球由草根运动蜕变为能够培养出亿万富翁的超级产业。

英国并不是袖标的发源地。有照片为证——早在1954年，时任基辅迪纳摩队长的安德烈-扎兹罗耶夫（Andrei Zazroyev）的胳膊上就带着袖标，还有在1958年的U-18世界杯决赛中，意大利队长布鲁诺-博尔基（Bruno Bolchi）在和博比-查尔顿（Bobby Charlton）握手时就佩戴着袖标。当时佩戴袖标已经在意大利蔚然成风——意大利记者保罗-马基奥尼（Paolo Maggioni）曾经考证过，在1949-50赛季开始时，意甲官方明确规定队长必须佩戴队长袖标。

谁和裁判沟通

袖标是近几十年才传到英国的，但具体是什么时候却很难下定论。英国国家足球博物馆的阿列克斯-杰克逊（Alex Jackson）认为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可能性最大的是1985-86赛季。在《阿伯丁晚快报》1985年5月16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从下赛季开始，为了增进场上双方在‘敏感区域’的相互理解，双方队长必须佩戴便于识别的袖标”。或许也正是因此，足总杯第14条才加上了：“双方队长应该佩戴特征明显的袖标表明身份。”

有一位叫乔治-考特尼（George Courtney）的人，他整个职业生涯都活动在我们上文所说的“敏感区域”里。年近八旬的考特尼至今依然在吹罚杜伦大学的比赛。他回忆起上世纪70、80年代，往事仿佛历历在目。按他的意思，队长袖标就像是一种“参照物”，特别是“当裁判遇到棘手的情况时，裁判可以找到队长对他说：‘嘿伙计，你去搞定他。’此时裁判能通过袖标一眼认出谁是队长。”不过考特尼否认自己这么做过：“我从来没让队长去训斥某个球员。”

考特尼没法给出确切的日期，他以前的同事基思-哈克特（Keith Hackett）也不能。但是两人显然意见相左，考特尼认为队长袖标是为了方便裁判的工作，但哈克特坚称袖标“更是处于对球迷们的考虑，而非裁判”。哈克特专门提到了一个人——一位漫画大师，保罗-特雷维伦（Paul Trevillion）。

传奇艺术家

根据特雷维伦的说法，上世纪60年代，自己在美国工作，有一次他去看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的棒球比赛。相比于英国足球比赛，美国棒球比赛的现场让特雷维伦大开眼界——现场不仅有啦啦队，焰火，还有免费的T恤。当特雷维伦回到英国后，他说服时任利兹联主教练唐-里维（Don Revie），球队可以多一些花活儿，而这件事可以包在自己身上。里维同意了。

特雷维伦为利兹联设计了球员热身阶段穿的带有号码的球袜，以及将写有签名的特制足球扔向人群等环节。此外还有一些事先演练好的节目。特雷维伦成功了，他说：“球迷们兴奋极了。”

现年87岁的特雷维伦依然精力充沛。他在电话里告诉笔者他是个“传奇”，这话不假。他还说自己是个“十足的疯子”，这话也靠谱。他每天凌晨两点睡觉，四点就起来了，每晚如此。“我都等不及起床了，”他一边笑着一边说。“我想知道自己还活着！”

“很多人至今依然相信是我创造了袖标，”他说。作为一个铁杆球迷，他对于自己无法分辨谁在场上领导着球队而愤懑不已。“我对此很窝火，我时常在想，‘该死的，我以为汤米-史密斯是利物浦的队长，’但是其他人说，‘不不不，里奇才是队长。’但是他（指里奇）又从不明说自己是（队长）。”

袖标的主意是1972年利兹联对阵阿森纳的足总杯决赛前，由特雷维伦一拍脑门儿想出来的。当时英足总告诫利兹联，赛前不允许出现任何节目。该年是足总杯100周年，为了给比赛的赢家增光添彩，英足总计划邀请皇家工兵团和牛津大学代表出席活动，届时还会有身着维多利亚中期足球服饰的人群加入游行，上述所有人将由一个身披斗篷头戴高帽的人领导。所以利兹联就没时间展示自己的小节目了。“当时我脑子飞转：我们该怎么办？”

特雷维伦向杰克-查尔顿建议道，应该继续给球迷送足球的活动，球员们应该继续穿带有号码的袜子，而且球队队长或许应该佩戴袖标。”杰克当时反对这些节目，也反对穿带号码的袜子，但他这次同意了。杰克是唯一能说服主教练里维的人，换谁都不行。

在得到查尔顿的首肯后，特雷维伦又找到了队长比利-布莱姆纳（Billy Bremner），并交给对方一个挺宽的，深蓝底白字“C”的袖标，但后者不愿意佩戴它。“我告诉比利，戴上袖标。他们会认为别人是队长。他说，但所有人都知道我是队长。我说，全世界都在看这场比赛，没人会注意谁是队长。我当时费了很大劲儿也说服不了他。”

“他最终还是拒绝了，他说不会戴那玩意儿，在决赛中他不想被任何东西分了心。”

本来特雷维伦还想继续做布莱姆纳的工作，但他因为一些事情被里维疏远了。具体是这样的——为了营销这场决赛，特雷维伦为《太阳报》准备了一张两页纸大的特写照片，上面有11位《Penthouse》身材火辣的女模特，她们身穿着利兹的队服。这显然太过了。“里维对我说：‘你太荒唐了，保罗。这是足球，不是娱乐节目。’”

不过里维却也还惦记着队长袖标的点子，特雷维伦也不失时机地继续游说。他在上世纪70年代于法国为霍斯特-达斯勒的泳装品牌Arena工作时拜见了了阿迪达斯首席执行官霍斯特-达斯勒，也就是阿迪达斯创始人阿道夫-达斯勒的儿子。他将队长袖标的主意告诉了达斯勒。“霍斯特想知道有关利兹联的一切，我将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了他。霍斯特与里维的态度截然相反。里维是个足球人，脑子里琢磨的都是有关足球和比赛的东西。”

达斯勒就不同了，他是个嗅觉极其敏锐的商人。或许特雷维伦并不是第一个和他谈队长袖标的人，但前者的话显然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到了1974年世界杯决赛，贝肯鲍尔，也就是特雷维伦嘴里“让袖标成为一种潮流”的男人，身穿全套阿迪达斯装备，在当时其他球队的队长袖标只是一个简单的样子货时，他和克鲁伊夫都佩戴上了精心制作的，松紧带式的经典阿迪三道杠袖标。克鲁伊夫荷兰国旗配色以及贝肯鲍尔德意志黑白配色的袖标放在当时有一种超越时代的高级感。

慢慢的，队长袖标已经不仅仅是方便裁判和球迷识别的标志物了，而是逐渐被赋予了一些英雄主义浪漫气息。特雷维伦说：“我是我自己的传奇，别人不知道，但我明白这一点。”

关于传奇，最麻烦的一点在于有时很难考证。保罗-利尼（Paul Reaney）曾戴着队长袖标率领利兹联于1973年欧洲优胜者杯决赛迎战AC米兰，根据利兹队史研究者安德鲁-达尔顿的说法，利尼是第一位被照片见证的袖标佩戴者。对于为什么里维让利尼戴上袖标，连利尼自己都回忆不起来了。“我真的是毫无头绪了，”利尼说道。

里维当年训练师的儿子戴夫-科克尔（Dave Cocker）无法确定特雷维伦的回忆是对的还是错的。“但如果我的老伙计特雷维伦说那是他的主意，那就是他的，”他说道。“这家伙以前是，现在还是一个天才。”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里维曾担心球迷们对自己球队的看法。布莱姆纳在1972年5月决赛拒绝了袖标，但是到了该年的11月，利兹联全赛季已经吃到了37张黄牌，高居联赛榜首，里维试图想一些办法扭转局面了。“我已经告诉过球员们，只有布莱特纳可以和裁判理论，无论任何情况皆如此，”《伯明翰邮报》曾报道过里维说的这番话。

“我还告诉过比利（布莱姆纳），在与裁判沟通是一定要毕恭毕敬。任何不遵守我指令的球员都会得到惩罚。未来，布莱姆纳将佩戴袖标，将他与其他球员区别开来。我打算给足协和联赛主办方提些意见，让他们在杯赛和联赛中针对这一情况制定一系列标准。”

几天后，记者吉奥弗雷-格林报道说相关提议已经得到了上级的批准。他写道，“正当其时”。随着赛季的进行，不是所有人都支持里维的主张。在1973年5月足总杯决赛前，桑德兰主帅鲍勃-斯托克（Bob Stokoe）抱怨道戴着袖标的布莱姆纳并没有像里维承诺的那样彬彬有礼。“他戴着袖标不假，但没有哪一条规定了队长可以对裁判的判罚进行申辩，”斯托克说道。“我真切地希望伯恩斯先生在周六不会再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反正我已经给队员们下达了指令，不得质疑裁判的任何判罚。”

（图）比利-布莱姆纳

尽管如此，有消息称利兹联依然在队长佩戴袖标的问题上积极奔走。“英国足球界在这件事情上迁延日久，”格林写道。“在欧洲大陆这已经成了惯例了，特别是强调纪律的东欧。”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英国新一代球员们的懒散作风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英国专栏作家皮特-威尔逊用“SAVAGERY”（野蛮）为标题对英格兰足球现状大加鞭挞。在他看来，足球运动员们普遍变得暴力与肤浅。

“足球的问题在于，社会革新的进步太快了，”他在1971年8月23日的《镜报》专栏中写道。“10几年前，球员们便宜得就像畜栏中待售的家畜。现在一名不怎么样的年轻球员一年就能挣1万英镑了。一些球星沉迷于兴奋剂和毒品，他们随时可能被判入狱。”

在废除工资帽的十年后，威尔逊认为英国的年轻球员们都被惯坏了，而且在场上被赋予了太多的特权。他们需要纪律性，需要被管束，而袖标则体现了一种权威。

“我见过的行为最端正的球员来自俄罗斯，”威尔逊写道。“当他们出现在球场上时，队长的胳膊上通常都戴着袖标，他是一位有资格与裁判进行沟通的球员，他不是去和裁判争论的，而是就一些判决争取裁判的解释。这种机制看起来相当有效。队长可以借此展示他对比赛的理解和诚实。”

舶来品

下面是有关袖标流入英国足坛的第三则故事：从足球发达地区传来的舶来品。随着国际重大赛事的频繁举行，袖标的流传成为了足球领域文化沟通的标志之一。

在苏联夺得1960年欧洲杯时，队长伊戈尔-内托手臂上一直佩戴着袖标。意大利的队长们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习惯佩戴袖标了。随后，队长戴袖标逐渐成为惯例。到了摩尔代表英格兰举起世界杯时，他实际已经沦为欧洲足坛少数几个没有佩戴袖标的队长了。

总体来说，在1966年世界杯参赛的16支球队里，佩戴袖标的队长占到了一半：苏联队长舍斯捷尔尼奥夫、法国队长阿特莱萨、瑞士队长布罗德曼、西德队长席勒、葡萄牙队长科鲁纳、意大利队长萨尔瓦多、智利队长桑切斯以及韩国队长朴泽金。到了1970年，依然有一半队长坚持佩戴袖标：英格兰、比利时、萨尔瓦多、乌克兰、巴西、捷克斯洛伐克、秘鲁以及摩洛哥。西德的席勒有时戴有时不戴。四年后，到了1974年，英格兰的休斯大概率成了第一位佩戴队长袖标的英格兰队长。

在英格兰国内的俱乐部队，休斯和利兹联的布莱姆纳于上世纪70年代率先戴起了袖标，至于为什么袖标要等十年才能在英格兰流行开来，个中缘由不得而知。尽管如此，袖标作为一种足球领域的世界文化，缓慢地打破了国界的限制，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现象。

作者：Tom Nicholson

翻译/编辑：中东游侠

来源：The 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