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爱因斯坦活在互联网时代：前a16z合伙人眼中的科技与未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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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Balaji Srinivasan是一位企业家和散文家。他是Counsyl的共同创始人，曾是Coinbase的首席技术官，也是Andreessen Horowitz的前普通合伙人。本文采访了Balaji Srinivasan，其中充满了关于互联网、科技、Web3的观点与洞见。Balaji谈论了科技是否是影响市场和政府历史周期的决定性因素，以及为什么科技在进步而文化却停滞不前等问题。加粗部分为提问，正文为Balaji的回答。本文来自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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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我最近在与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的谈话中提出的，其灵感来自激进分子群体的共同情绪，即不参与政治就等于反对人类进步：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几乎所有的科技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改善，都是从私营部门进入公共领域的。

几十年来，国会对教育、就业和医疗保健方面的平等机会进行了无效的辩论，而私营部门已经使大学水平的教育变得容易获得和免费，私营企业雇用了超过70%的美国人，并且每年都在增加。

我不确定在市场如此善于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需要政治，甚至我愿意认为美国的种族等问题可以用市场来解决。我如此广泛地思考市场能做什么，市场做的这些合理吗？

嗯，这里有很多要谈的。

科技是历史的驱动力

首先，我基本上同意你问题的主旨。但我认为，我们经常以一种平面的方式讨论这些事情，作为对几个维度（政治和市场等）的投射，这确实有用，但并不一定能得出结论，为什么一种力量在过去失去优势的情况下，今天却战胜了另一种。例如，为什么现在是市场（SpaceX、蓝色起源）在推动太空探索，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经是政治（苏联的Sputnik、美国的NASA）？为什么政治领导人在20世纪初既愿意又能够压制市场力量（斯大林、罗斯福等），到了20世纪末才完全转过来（里根、戈尔巴乔夫、撒切尔、曼莫汉·辛格）？

我的高阶答案是，科技是历史的驱动力。在美国，可以说1754年-1947年（加入法印战争、内战后统一的国家政府、铁路、电报、广播、电视、电影、一般的大众媒体和大规模生产）科技有利于中心化，而现在科技有利于去中心化，大约从1947年到现在（晶体管、个人电脑、互联网、远程工作、智能手机、加密货币）。

当然，这个论点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原创的，你可以在《主权个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奇点临近》、《雪崩》、《头号玩家》等书籍以及科幻作品中看到。事实上，科幻的整个前提是一项新的科学发明改变了世界，尽管我们似乎只在电影的背景下理解这一点（其中的变化往往是坏的，而且是在快进的剪辑中发生的），而不是在当今世界的背景下（其中的变化往往是好的，而且是一天一天地发生的）。

换句话说，科学和科技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头条新闻，政治和犯罪才是（即使前者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地方）。这也可能只是20世纪的遗留物，在那个时代，相较于科技-经济事务，政治-语言事务占据了中心位置。但是，作为历史的驱动力，作为历史的贯穿线，一种观点认为，科技（到目前为止）是向上和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将人与猿区分开来的是科技。

总之，从这个有利的角度来看，许多关于如何组织人类社会的想法已经存在了很久，但科技才是决定是否可行的因素。一种要求完全集中控制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技术有利于它的时候，似乎是不可阻挡的......而当创新把事情转向去中心化的方向时，又可能变得站不住脚了。

因此，在这种观点中，科技才是历史的驱动力，而正是这种力量，这种Z轴的有利位置，我们可以用来观察政治和市场。

上帝、国家、网络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一个相关的元框架，在类似霍布斯的意义上，现在不是有一个利维坦，而是有三个利维坦。有三种力量盘旋在易犯错误的人身上：上帝、国家和网络。

第一个利维坦是上帝。19世纪，人们不偷东西，因为他们真的害怕上帝。他们相信一种我们很难理解的方式，认为上帝是世界上一种活跃的力量。他们希望敬畏上帝的人掌权，因为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即使没有人可以惩罚他，也会表现得很好。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相信违反宗教法令，会带来永恒的诅咒惩罚的有权势的领导人，即使没有人看到他是否有不当行为，公众也能信赖他。至少，这是一种理性的改造，说明为什么真正的 “敬畏上帝 ”对人们很重要，尽管他们可能不会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上帝是终极力量，是利维坦。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尼采写道：“上帝已死”。他的意思是，大量的知识分子不再相信上帝，不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相信上帝。因此，一个新的利维坦出现了，它以前就存在，但获得了新的意义：国家。因此，在1900年代，你为什么不偷东西？因为即使你不相信上帝，国家也会惩罚你。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取代了上帝（自1789年以来，法国已经明显地在进行这种取代），导致了20世纪的大量战争，民主资本主义与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战争。这些新的信仰用g-o-v取代了g-o-d，这些信仰将国家置于上帝之上，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

美国无宗教信仰的人数在增加

这把我们带到了现在：

正如上面的图表所显示的，不仅仅是上帝已经死亡。而是国家正在死亡。因为在21世纪的初期，西方世界人们对国家的信仰正在急剧下降。对上帝的信仰也崩溃了，尽管可能有一些宗教信仰的复苏正在酝酿之中。但网络才是下一个利维坦。

网络是下一个利维坦

我所说的网络是指计算机网络、社交网络、互联网，以及现在的加密货币网络。19世纪，你不会偷东西，因为上帝会惩罚你；1900年，你不偷东西，因为国家会惩罚你；但在2000年，你不能偷东西，因为网络不会让你偷。要么社会网络会暴打你，要么加密货币网络让你没法偷东西，因为你没有私钥。

换句话说，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是什么？19世纪，是上帝。20世纪，是美国军队。而到了21世纪中期，是加密技术。因为正如阿桑奇所说，再多的暴力也无法解决某些种类的数学问题。因此，你有多少核武器并不重要。

现在，显而易见的反应是，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仍然可以试图靠政府暴力来获得某人的密码和私钥，但首先他们必须找到那个人的离线身份，将其映射到物理位置，确定他们有管辖权，派出（昂贵的）特种部队，并对无穷无尽的地点的无数人做这件事，同时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如匿名转发（remailers）、多重签名（multisigs）、零知识证明（zero-knowledge）、失能开关（dead-man’s switches）和时间锁(Timelocks)。所以至少，加密增加了国家强制的成本。换句话说，扣押比特币并不像扣押法定货币那样容易。这不是一个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可以通过按一下键盘就能集体夺取的东西，他们需要挨家挨户地进行。而中本聪成功维护匿名的身份，苹果公司部分挫败联邦调查局的历史，都表明网络的匿名和密码学至少已经部分地阻碍了国家的监视和暴力。

因此，加密以一种立法无法做到的方式限制政府。正如这篇文章中详细描述的那样，这不仅仅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还关于使用加密和加密技术来保护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合同自由、通过匿名来防止歧视、保护个人隐私、以及在规则下的真正平等保护。

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是下一个利维坦。计算机对相同的输入代码总是给出相同的输出，而不像易变的人类司法机构那样在执法时容易出错（或被政治化）。

混合体：上帝/国家、上帝/网络、上帝/国家/网络、网络/国家

上述三种力量（上帝、国家、网络）并不只是纯粹的形式。你可以把它们重新混合在一起。

上帝/国家：本世纪中期的美国是 “为了上帝和国家”，它对抗苏联，后者是纯粹的国家。

上帝/网络：这将是类似于以色列之前的犹太散居地，或摩门教徒，或任何由某种通信网络连接的宗教散居地。

上帝/国家/网络：这就像以色列之后的犹太散居地。

这使我想到了我最感兴趣的融合。网络国家（The Network State），是国家和网络的结合。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可以达到网络国家。

一种方法是，一个国家承担了软件公司和软件CEO的能力，并与网络融合。这就是爱沙尼亚、新加坡和迪拜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许在美国的迈阿密或亚利桑那州的Culdesac、德克萨斯州的Starbase也正在发生。这就是一个创业城市最终成为网络国家的路径。

另一种方式是，互联网领袖在网上建立一个足够大的社区，从而可以众筹领土，我们还没有大规模地观察到这一点，但我认为十年内会发生。这就是一个好版本的网络国家，人们会蜂拥而至。网络国家的坏版本就是发生在美国的科技打压。有时，“斩首”是有力的（Uber是早期的目标），有时是半自愿的。

你的问题

有了这些概念，让我们来逐条分析你的问题。

其灵感来自激进分子群体的共同情绪，即不参与政治就等于反对人类进步。

其实我有点同意激进分子群体的观点，但原因不同。如果科技的进步仍没搞清如何改变法律结构，那么新冠疫情还将继续出现，这也正是美国东海岸裙带关系机构上演的既掌权又失势的剧情。

技术进步派VS技术保守派

我说的 “技术进步派”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把 “网络派”看作是技术进步派，而把 “国家派”看作是政治进步派或技术保守派（也许更现实）。

两者在解决某个问题的目标上往往是一致的，比如消除新冠疫情、建造住房、减少车祸。但网络派通常从编写代码和思考个人意志开始，而国家派来说，首先要做的是通过法律和集体凝聚力量。

换句话说，网络派的人们开始考虑获得“网络的一部分”，一个称之为自己的东西。一个域名，一个他们可以从头开始建立起来的东西，从一个像reddit.com这样的光秃秃的网站开始，到最后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目的地。技术进步派、科技创始人的主要目标是去建造。

相比之下，国家派想赢得选举，想通过非营利组织影响立法，想通过写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来影响政策，想被任命为什么什么的副部长......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目标是在政府这根巨大的指挥棒上分得一杯羹（当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许能顺便得到一点预算，最后通过改变政策 “改变世界”。把以前可以自由支配的东西变成强制性的或加以禁止，重新引导印刷货币的流动，通过法律施加力量。因此，政治进步人士的主要目标与技术进步人士相反：他们的目标，无论是否自觉，都是对他人施加权力。当然，国家派当中也有好人，网络派当中也有坏人。

但显然，两者发生了碰撞。一个群体希望没有人对他们拥有权力；另一个群体则寻求对他人施加权力。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国家派利用法律俱乐部在未来十年内粉碎美国的科技，从而在国内获得更多权力。但是，由于远程工作，科技已经走向全球化，而且大多数技术人员已经是移民了......所以网络派只是把注意力转移到海外，或者一开始就不移民美国。因此，美国联邦行动只是赶走了移民创始人，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失去了权力。（美国的地方和州政府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这是个有趣的点）。

译者：蒂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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