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又被催婚了？这10句话一定能帮到你！

过年了，在买好回去车票的同时，我也“买”了一份直面催婚的压力。

前两年因为疫情，过年都没回家，少了走亲戚被催婚的烦恼，开开心心地过了两个好年。

今年就不行了，回家之后就不得不面对：

“姥姥就想看你结个婚”

“小区里有个挺不错的小伙子，联系方式我要来了，你认识一下？”

“你爸妈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人介绍给你，刚好我有个表侄年龄差不多，你看看照片怎么样？”

等等让人眼前一黑的话。

我是回家过年的，不是回家讨不自在的，面对这种铺天盖地的压力，我该咋跟他们说呢！

抗催话术：初版

痛定思痛，我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我爸妈。

我爸妈一旦出动，七大姑八大姨、他们的同学同事乃至微信上加的小区门口便利店老板都会参与到催我结婚的大军之中。

为了至少能在话术上胜过父母，我重新翻起了疫情前逐年积累的抗催话术：

吹捧父母

“我想找一个像我爸妈一样的优秀异性，一直没找到！”

负负得正

“考不上编制之前我不结婚，不立业何以成家！？”

道德绑架

“我没对象，这么差劲，活着有什么用，但好在有你们爱我。”

反向PUA

“你看隔壁张叔给他儿子出了两套婚房，还是带学区的，爸你要是再不努力我要生气了。”

以退为进

“我跟男友有计划结婚了，但他有案底/跟他爸妈决裂了/最近得了一场大病，过两年再说吧。”

中式魔法

“我找大师算了一下，说我30之前结婚会有血光之灾，先保命再说吧。”

仇恨转移

“你看**不也没结婚吗？等他结了我再结。”

……

笑着笑着我就哭了，为啥我非得用这么离谱的话术，好好说父母怎么就不听呢！

“时代真的变了，我们都得跳出自己的圈子看一看”

我不是个例，对大部分年轻人来说，对生活的感受早就变了：婚姻是大事，但也没有那么大。

美国一项调查显示，1976年的中学生们（也就是60后父母那一代）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拥有美好的婚姻和家庭”，然而到了95后，婚姻与家庭只能排到第四位，前三名分别是：找到稳定的工作，在职场上取得成功，为下一代提供比自己好的成长环境。

婚恋环境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但父母还未准备好迎接它，因为父母活在他们的世代（cohort）之中。

社会学家莱德（Norman B. Ryder）认为，不同世代的人随着社会变化会产生分歧，年龄与时期之间的交互作用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两代人对于婚姻的看法、功能和诉求已经有了很大的分歧。

从上面这个表格可以看出，婚姻观的世代矛盾尤为突出。两代人如果只站在自己的世代观点之中去评价对方，那对方看上去一定是违和的、不符合自己预期的。

我们都没有错，只是时代真的变了。我能理解我爸妈，我爸妈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

“我不结婚，真的是现实所迫”

有人陪伴、不用计较利益得失的温暖婚姻，当然让人向往，但现实跟理想差得很远。

和睦、友爱、支持性的家庭谁不想要呢！

钱少债多，在这点上是我们和父母那辈差异最大的，1.75亿90后中，86.6%的人有各种分期付款，或者逾期没有偿还的债务，其中最大的债务就是房债。

房价每上涨 1%，中国初婚率就会下降 0.31%，男性和女性分别会往后推迟结婚0.26年和0.16年。

想到房子和婚后的经济压力，先不结婚总感觉是件好事。但父母不那么想啊，他们年轻时都没啥资产积累，日子却是越过越好，所以乐观得很。

我可没那么乐观。现在背上房贷，我在35岁的时候能不被辞退/有钱还贷/不被扫地出门吗？很难讲……

其次是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由于性别失衡等原因导致一些男性或女性无法按照普遍的偏好择偶，出现成婚困难。

经历婚姻挤压的通常是低学历男性、高学历女性，这种结构是由传统的“男高女低”婚配观所决定的。

虽说两条腿的人满大街都是，但当大家越来越讲究门当户对，又想要聊得来又想要物质条件好，真的很难找。

再加上这几年新冠疫情，让更多年轻人对未来保持一个悲观态度，“我们没有未来，因为我们的现在太不稳定了。”

眼睛一闭一睁，三年就过去了……

婚姻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但这种不稳定让我们失去了对未来的想象，自然不会入婚姻的局。

“不是说绝对不结婚，等我再长大点”

有一个同龄人说的话让我印象深刻：“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让我想结婚养孩子的事情我实在想不出来”。

放眼望去，身边到处都是不喜欢独自出门，不喜欢约会，对性生活无感，一大半的时间都花在网络上的年轻人。

这与心理学家特文格（Jean Twenge）对95 后的描述不谋而合：“不那么叛逆、更宽容、不那么快乐——并且完全没有为成年做好准备”。

这种“成年”是传统的，亦即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婚姻，在如今这个不上不下的社会，实现这些实在很难。

既然外界纷纷扰扰，找到一位理想伴侣希望渺茫，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就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可控的事情上，比如追求自身的成长、让自己更快乐。

只要养活自己就好了，二十多岁的我们正在经历一段不用负太多责任的“第二童年”。

这点其实早就在人口和社会学家们的预言之中。上世纪末，我国开始出现第二次人口转型，结婚年龄推迟、不婚率上升、离婚率上升等趋势未曾改变。在这种时代大浪潮下，涌入每个家庭的涟漪足以掀翻屋顶。

从1980年到2020年，中国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由24.5岁增加到29.38岁，女性的由22.7岁增加到27.95岁。平均而言，初婚年龄每10年增加1岁，有的省份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突破了30岁。

不过，晚结婚不等于不结婚生娃。有研究就分析了不同年龄生人进入初婚的累计比例，虽然曲线的前半段略有差异不同，但最终都上升到了同一条水平线上：

18-40岁各年龄组进入初婚的累计比例[15]

90后因为还没到40岁的年纪，所以没办法画出完整的曲线，可以参考的统计图是这样的：

初婚的KM生存曲线，1代表所有人都没结过婚，0代表所有人都结过婚，上图为男性数据，下图为女性数据[16]

至少对年轻女性来说，曲线只是往右挪了，最终趋势还是会跟前人一样。

虽然许多年轻人都在观望，但“第二童年”不是彼得·潘的永无乡，大部分人终究不得不长大，成家立业。

“理解你的着急，但请让我找到我自己”

面对今年堆积了三年的催婚压力，我又往我的抗催笔记上添了几条：

动之以理

把上面的数据用父母听得懂的方式讲讲。使用这一招的时候一定要在心中默念“我的目的是为了让父母放宽心，不是为了争辩过他们”。

晓之以情

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很大程度宽慰父母。表明自己的态度，共情父母，表示自己愿意做一些尝试来缓解他们的焦虑。

示之以义

比起子女的劝解，年长者或者同龄人的劝解更有用。先跟一些比较开明的亲戚达成统一战线，借力打力，让他们以同龄人的角度去劝导父母。

很好，我能考虑父母心情了，我长大了……

爸妈那一代顺从社会意志父母心愿，早早成家，不习惯于向生活发问。好处是少了很多折腾与彷徨，但终归为家庭、为集体奉献太多，少了一些“自我”。

我们从小物质更为充裕，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父母理解不了的“穷折腾”，其实是对自我的探索，即使费时间也一定要弄明白自己是谁，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相比于父母辈不得已的“早熟”，我们只是在经历自然成熟的过程而已，真心希望他们不要太心急，别让我们“为了结婚而结婚”。

最后，结婚的人也好，不结婚的人也好，都祝你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愉快人生，新年快乐~

参考文献

[2]Jean M. Twenge. (2017). iGen: why today’s super-connected kids are growing up less rebellious, more tolerant, less happy – and completely unprepared for adulthood.

[3]李婷, 郑叶昕, & 闫誉腾. 中国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吗?——基于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发现与讨论. 妇女研究论丛.

[4]Santos, H. C., Varnum, M. E. W., & Grossmann, I. (2017). Global Increases in Individualism.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9), 1228–1239.

[5]历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mca.gov.cn/article/sj/tjgb/

[6]Yu, J. (2021). Union formation and childbearing among Chinese youth: Trends and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ls.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7(4), 593–618.

[7]Zhu, Y., Yu, X., & Jiang, Q. (2022). Marital duration in China: Trend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1982–2015.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10.

[8]Huang, K. (2014).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5(12), 1642–1661.

[9]Ji, Y. (2015).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Leftover” Women in Shanghai.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7(5), 1057–1073. Portico.

[12]Wrenn, D. H., Yi, J., & Zhang, B. (2019). House prices and marriage entry in China.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74, 118–130.

[13]Ning, C., Wu, J., Ye, Y., Yang, N., Pei, H., & Gao, H. (2022). How Media Use Influences the Fertility Intentions Among Chinese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Trust.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14]Cherlin, A. J. (2004).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4), 848–861.

[15]谢宇, 胡婧炜, & 张春泥. (2014).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理念与实践. 社会, 34(2), 1-32.

[16]Yu, J. (2021). Union formation and childbearing among Chinese youth: Trends and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ls.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7(4), 593-618.

作者：黑将军

编辑：Emeria、游识猷

封面图：Tardar Sa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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