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规培生后，他们的手机里没有游戏

在医院，“规培生”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身穿白大褂，胸前挂着有“规培生”字样的工作证，在各个科室间轮转或者常驻。你在门诊看病时盯着你的人，你看完医生后为你开医嘱的人，在你手术时为主刀医生递工具的人，在你住院时一遍遍向你确定病史的人……他们都有可能是规培生。

他们大多刚从医学院校毕业，有的先工作半年，有的不需工作，然后成为规培生，进入一种和学校类似、但更加严肃的日常生活中。这里的“严肃”也可以换成其他形容词：忙碌，压抑，或者说，“不玩游戏”。在医疗行业内外，与规培相关的争议与讨论一直存在。在社交媒体上，“高压”“超负荷工作”等关键词频频与规培生的现状挂钩。

在通向职业的必经之路上，规培生们需要以牺牲个人空间的代价去应对这场培训吗？平时，他们有哪些放松身心的途径？他们会在休息时间做些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和几家医院以及其中的规培生取得联系，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相处，实地去了解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1

早上8点，重症医学科外，我在等焦蕴涵医生开门。

这是一所二级甲等医院，重症医学科在医院东北角4层大楼的最顶部，正对着电梯口的是病房区的大门，而医护通道在电梯左侧的拐角，楼梯口对面，一扇电子门挡着入口。

这栋大楼的2楼和其他楼的病房相联通

8点10分，门边喇叭响了两声，开了。在门内走廊尽头，按照规程消毒、换上白色工作服和拖鞋、戴上手术帽后，我走进了科室。

科室本身也是病房，三面墙边摆放着几个被蓝色挂帘分割开的病床，上面安静地躺着重症病人。

护士和医生围坐在中间拼成一排的桌子前，偶尔有人交谈，桌上摆着打印机和几台电脑，焦蕴涵医生在对着一摞纸签字，他的学生——规培生赖永怡——坐在他对面的电脑前。赖永怡抬头用眼神和我打了个招呼，又继续敲键盘。

8点20分，科室主任到了，他把连着充电宝的手机敲在桌上，表示早会开始。早会时间很短，他说话时，所有人都很沉默，一股看不见的压力盘旋在空气中。主任快速讲了3件事：一是科室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两成；二是科室的人手不足；三是医院马上要搬迁了。

后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搬迁需要分出人来做规划，会让人手更紧张。“我们ICU一直不受重视，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缺人。”

说到缺人，主任看了眼安静的科室，也许是想活跃气氛，忽然抬高语气说：“我们需要更多像小赖一样的年轻人。”赖永怡低了低头，科室响起一片笑声。

8点50分，早会结束，赖永怡跟着焦医生开始查房。今天也是她值班，这表示，从今天早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11点，她都要待在医院，做好随时去病房的准备。整个重症医学科室内有2名规培生，医生们被分成3组，3天一轮地流转值班，其中两组由1名规培生和他们的老师组成。

病房区在3楼，赖永怡拿着笔记本，小跑着跟在焦医生后面。焦医生是走楼梯下去的，他的身材很消瘦，走得却很快。焦医生管着十来位病人，这些病人的病程记录都要赖永怡来写。

下楼梯时，赖永怡从焦医生飞快的语速中，听说了昨天晚上新送来的病人的情况：“从第一医院转来了一个人，我们是没什么办法的，只能做临终关怀。”还有一个病人“开三轮车被撞了，找不到家属，但仍然要收，公立医院不能被人说‘见死不救’”。

靠近楼梯口的楼道中，摆着一张病床，躺着因为从高处摔倒而大脑受损的男孩，男孩看见我们靠近，大哭起来。赖永怡和男孩解释：“我们不是来打针的。”同时，焦医生从病床底拿出水瓶装的尿液，赖永怡解释如何分辨尿血。

医院的病房很紧张，房间都是3床一间，两间共用一个卫生间和阳台，每张床边都摆着心电图监视器。63床上躺着四肢被绑住的老人，血肿没消，正处于烦躁不安的阶段。赖永怡把焦医生询问老人儿子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和更新的医嘱都记在笔记本上。

对病人来说，医生来“查房”，更像是一次抚慰他们精神的聊天。赖永怡不仅要学习如何取病史和看病情，还要学习与病人交流。

72床，一个浑身伤疤的中年女人对焦医生哭诉自己的伤疤发疼；15床，一个摔倒入院的老人认为自己很好，想要出院。焦医生向女人解释伤疤的出血原因，又向老人解释，他本身的“脑萎缩为血肿留下了缓冲空间，所以需要留院观察”，又和他们打听更多感受，“是否头晕，感受是否清晰”再许诺会开止疼、消肿、活血的药物“帮他们”。

赖永怡把头埋在笔记本里，偶尔在谈话的间歇抬起头。她努力模仿焦医生的冷静，面对病人茫然的视线，总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情。只是有时，她自己也显得迷茫，尤其是焦医生不在场时，很少有病人会和她打招呼，大多数人喊她“护士”，哪怕她的工作证就挂在胸前。

9点30分，在3楼走廊尽头的医务办公室，赖永怡对着笔记，在电脑上为各床病人开药、更新医嘱，并追加各个病人的病程记录。她写得很慢，许多字总要斟酌、回忆。远处健康监测器不时发出某项数值过高、过低的“咪咪”警报声，一个老人在痛苦地呻吟，护士匆匆走过去。

一名中年女人走进办公室，喊赖永怡“护士”，要她帮忙拿一下手套，赖永怡去了。回来刚坐下，一名外二科的医生跑进来，见没位置用电脑，便冲她喊：“起来一下。”赖永怡也站起来，等对方用完。

10点，赖永怡回到4楼，在重症监护室外等病人家属。重症监护室和探病区之间有一个用作缓冲的房间，家属们把当天的早、午、晚饭送来，赖永怡再拿进病房。第一批家属是5个男人，年纪最大不过40岁，还有身高马大的年轻人。门一开，他们涌入接待区，赖永怡阻止一名男人进病房，他们又拿出昨天拍的X光片，指着上面的散落的白点，要求她“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重症监护室总是一副安静又忙碌的氛围

赖永怡喊来焦医生，焦医生对病人家属解释“片子里的白点是松果体钙化，不要紧”时，赖永怡在一边默默听着；当家属们心悦诚服，对焦医生说“劳累你了”时，赖永怡也对着他们点头。

10点20分，赖永怡回到重症监护室，她用正中间桌子上的电脑继续写早上的查房记录。不远处，护士们正在为病人做清洗，一名老人在翻身时喊疼，因为“骨头太硬了”。同时，乡镇卫生院的救护车送来了一名老年女性，紧闭双眼，手紧贴在小腹上，“哞、哞”地呻吟。护士人手不够，喊赖永怡。她马上停下手上的工作，消毒双手后，帮忙把老人搬到病床上，护士往老人鼻上插管时，她凝视着老人。

回到电脑前写病历时，她打开手机，无声地播放腹部结构的教学视频。

■2

上午11点，任远忆从病房回来。她和赖永怡一个年纪，刚进重症医学科半年，几个月后，就要出发去一所三甲医院规培。她坐到靠近赖永怡的电脑前，但没碰电脑。

“我结束了，”她小声对赖永怡说。

“我才刚开始。”

“你老师病人比较多吧。” 远任忆说话时，赖永怡正在填病人的“危急值记录”，她抬起头来，问要怎么写：“要看哪些数据，没有标准，要怎么写啊？”任远忆回忆了会，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予加大氧流量，做吸氧处理，密切观察生命状态……我就是这么写的，你写应该也没错。”

赖永怡还是犹豫了半天，才开始写。外面下起了大雨，焦医生在值班室休息了会，走出来，看到了任远忆，问她：“你值完班了，怎么不回家？”

“雨太大了，过会就走。”任远忆走到窗前，看外面的雨天。之前喊骨头太硬的老人睡着了，护士们都在忙，她走过去清理老人的饭盒，嘴里抱怨着：“家属饭送得太晚了，等下又是午饭，老人哪里吃得下，没营养，都只剩骨头了。”

她注意到了我，问我是谁，又问我“工资多少”。问完后，她摇了摇头，张开五根手指:“1500元，这是规培生的工资，当然，还有一些补贴。”

“你规培多久了？” 她冲赖永怡说。“1年。”赖永怡头也没回地说。任远忆对我说：“她还有2年，我3年，女人有几个3年。”说这句话时，她正在低头发微信，手指迅速地敲击着屏幕，脸上的哀叹神情很快转为微笑。雨更大了，隐隐伴随着雷声。“每次下大雨，我就特别想离开这个地方。”她对着屏幕说。

这时，焦医生探过头来，问赖永怡中午想要吃什么。之后，他打电话从饭店订了餐。

很快，订餐送到了，焦医生带我们沿着楼梯下到2楼病房，2楼病房都是双人间，其中一间被改成了骨科休息室，有两张床和一台电视。另外一名规培生许苑杰摆好了桌子，正在看电视，是央视体育频道转播的篮球赛。

每天吃的外卖都很简单

“老戴没下班吗？”焦医生站在电视机前问。老戴是许苑杰的老师。

许苑杰侧过脸，一边解开外卖袋子，一边盯着电视机：“还没下台，我把他那份收起来。”

焦医生坐在床上，看着许苑杰摆出酸菜、猪肝和土豆丝，招呼我和赖永怡一起吃。房间里没椅子，赖永怡站在门边，抱着盒饭开始吃。她不在意，只是喊：“换个台吧。”

电视机的网络“被医院切断了”，焦医生拿着遥控器在几个频道里翻来覆去找节目，他们都兴致勃勃：生活频道里，一个女人在揉面，焦医生和许苑杰打赌她在做什么，到撒糖那一步时，焦医生有点失望，“估计是馒头，为什么要做馒头”，但最终做出来的是花卷。许苑杰嚷着换台：“甜花卷有什么好看的，花卷只有咸的才像样！”

“找找有没有记录片。”焦医生找到一部介绍无花果的美食纪录片，许苑杰嘴里嚼着猪肝，和赖永怡讨论着无花果的味道。

这大概是一天中他们最放松的时刻之一，之前在患者面前的严肃和稳重都消失了。围绕着电视，他们的话很多，嗓音也大了很多，包括焦医生在内，都在大喊大叫。

过了会，老戴进来了。吃饭时，老戴对许苑杰：“你得感谢我，有人说要中午进来打针，我劝他下午来，不然我们中午没得休息。”

■3

中午12点50分，赖永怡和焦医生都在值班室休息。

值班室在重症监护室内，由一道窄门分隔开，有一台可以写病历的电脑和一张架子床。赖永怡在值班室看抖音。焦医生和许苑杰也没睡，他们在打电话，张罗没休息或值班完的同事：“中午有事没，没事过来，给你个发财的机会。”

我躺在架子床顶层，听他们打电话，很快有人进来，几个人挤在底部的床上，让床左右摇晃。

他们打开了一个在线打麻将的微信小游戏，手机开的都是静音模式，不透一丝游戏音效，他们玩时，也很少说话，只有摸牌时间嘟囔一两声“又抽到二筒”“全是发财”，这些话也多半是编的。

许苑杰赢了一局，不停地重复念：“我是快乐的小青蛙，呱呱呱呱呱。”

第二局开始前，护士打进电话来，说有病人入院需要急诊。焦医生站了起来。“要喊赖永怡吗？” 许苑杰问。焦医生说：“不用，让她再休息会。”两个人走了。但很快，他们又回来了。“我觉得是讹人的，” 许苑杰说，“他说被人打了，说自己头晕，但我看他又在那抽烟。”

“我说不用住院，他非要住，”焦医生说，“住不住院关我屁事。”

他们又玩了一局。“继续吧？房间号86890，这局该我命好了。” 许苑杰问。

“呵，我去拉屎，你去烧香。”有人回他。

下午2点20分，赖永怡跑进来喊焦医生：“64床在喊我们，堵痰，抽不出来！”他们跑到楼下，闭眼的老人正浑身发抖，喉咙咯咯发响，一边的护士把透明的塑料管伸进老人喉咙，却始终抽不出痰。焦医生拉开护士，把连着塑料管的给压阀拆了下来，连忙开“痰培养加药敏”，赖永怡跑去找电脑，开完药，又去拿了给压阀。

等她回来，焦医生让她喊患者名字，“让他用力咳嗽”。

“候更生、候更生，咳一下，咳一下……”赖永怡在老人耳边喊，最终痰在一声咳嗽中流了出来，溅到了床头，赖永怡掏出手巾，背后的病人家属推着肩膀催她：“护士赶紧给老头擦一下。”

吸完痰，赖永怡回到护士站，写中午新来的病人的病史——那是焦医生检查的，当时她不在场，所以她要自己去问。

那是一名中年男人，下巴贴着止疼片，侧躺在护士站外的一张病床上，走近能听见一阵阵电子合成的笑声。

“张根生是吗？” 赖永怡用很冷静的态度问，“家里几个小孩？几男几女？有没有过敏的药……”

张根生眼睛上下转动，打量了一遍赖永怡：“这些我和医生说过了？你是医生么？还是实习生？”

赖永怡又说了一遍：“我是医生。” 张根生把目光移回手机，心不在焉地回答她，有时问好几遍才回，问完几个问题后，赖永怡冲他点了点头，仍然维持着一副冷静的神情。然后她回到护士站写病程记录，手指用力敲着回车，发出“哒哒”声。

有许多病人因为没有病床，只能躺在各个角落

下午大部分时间，赖永怡都待在护士站写病程记录，一方面是焦医生也在，一方面是为了“能在有危情的病人进来时，在场听病情，方便写病程记录”。一名恶心、呕吐的小女孩被父母抱着送了进来，焦医生看着拍的片子，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孩子是“大脑被撞击导致的头晕”，而不是“感冒的头晕”。

当焦医生和女孩家属纠缠时，赖永怡感觉“女孩应该不用住院”，不用住院，也就不用写病历。于是，她离开护士站，去取另外一位新入院病人的病史。

那是一名41岁的男人，躺在床上，刚刚推来，赖永怡询问他之前那些问题“家里几个小孩？几男几女……”但对方没有反应，推着床的家属说他 “说话不利索了”。 这时焦医生出来了，他一来就让病人张嘴，伸舌头，病人照做了，他对赖永怡说：“不会说话，但有意识，你写‘朦胧状态’。”

下午4点30分，赖永怡写完了病程记录，回到科室，继续看教学视频，为晚点的课程做准备。

按照要求，规培生每周有2到3节课要上。赖永怡是助理医师培训，课程被安排在傍晚5点30分，也就是非值班日的下班时间后。这些课程会以两次考试的形式进行考核，一次是出科考试，一次是规培3年后的总考试，考试在每年特定的时间段进行，考试不通过，就只能下一年再考，也无法取得规培证，最终影响到规培生的职称晋升。

除了这两次考试，大部分规培生在规培第一年，还要完成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赖永怡这天的课在医院最角落的一栋三层砖楼里进行，楼外地面上覆盖着很厚一层绿色青苔，之前在各个科室轮转的规培生都被聚集到这里，他们中不少人是匆匆赶来的，工作服还没来得及脱，也有一些人穿着简单的T恤和短裤，但和病房的严肃氛围不一样，这儿聚着的，才像是一群刚刚毕业的学生。

赖永怡和一名同龄的女孩凑在一起，两个人拉着手，靠在走廊的栏杆上说话。

没多久，医务处的医生开始拿着名单喊人签名，她们走上去，写下名字，再走进教室。教室布置很简单，一个假人躺在床上，老师摆弄着假人，没有座位，所有人都站着看老师讲课。

教学用的假人

教室的隔壁是一间宿舍，两台铁质架子床上放满了毯子和换下来的衣服，潮湿的地面上摆着水盆和毛巾，门敞开着，里面没有人。

晚上7点，赖永怡回到值班室，和焦医生一起吃饭，仍然是外卖。吃饭时，焦医生告诉赖永怡今天病人不多，9点可以先回家，有事再喊她。回家路上，赖永怡对我说：“这儿规培算挺轻松了，在大医院的规培才算累。”

下班路上，赖永怡计划回去再看会儿优酷上的视频学习，然后躺下，看会电视剧就睡觉。非值班日时，她也大多这样度过空闲时间：休息，学习，放空，娱乐总是很少、很谨慎。并非没有时间、精力去玩，而是她怕“上瘾”，她认为自己过的生活“要认真一点，玩开了，就回不来了”。

■4

规培生昌宇杰所在的三级甲等医院就是赖永怡所说的“大医院”。他的休闲方式同样少而谨慎——手机里没有安装任何游戏，闲暇时间喜欢在公园待着，放空。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下午3点。他离开了医院，没有回宿舍，也没有回租住的房子，只是像往常一样，来了公园。公园很安静，连绵的雨天带来清新的空气。“感受安静，呼吸会儿新鲜空气，医院太闷了，我喜欢这里。” 昌宇杰对我说。

他和赖永怡不同。在科室，赖永怡告诉我，她还没决定未来的去向：“可能是去个轻松点的地方，比如乡镇一级的医院，或者就留在这儿……反正医院越好，就越累。”

昌宇杰毕业后入职了一家二甲医院，工作1年后，在去年9月来到上级医院规培。规培的时间划分和学校差不多，每年9月开始、6月考试。昌宇杰进行的是“大外科”规培，在数个科室内轮转。他目前所在的是肝脑外科，3个月病房，1个月门诊。

他现在就处于第4个月。

门诊比病房轻松，昌宇杰到门诊时一般是早上8点，比在病房时晚1小时到岗，因为门诊“不用写病历，由坐诊的医生随手写几笔就行”。而在病房，需要提前到，“了解和更新昨夜病人的数据”。

在门诊需要注意的是，他得比他的老师先到，在师生的日常相处中，他一般称呼老师为老古，老古是一名上级医生。这天他晚了几分钟到门诊，但并不紧张，因为老古每周都有一天要做业务培训，做完走过来会晚一点。

规培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写病历，他们喜欢用这种鼠标垫

等老古到，门诊就开始叫号了。

肝脑外科门诊大部分来的是“胆囊息肉病变”的病人，昌宇杰没有太多要注意的，他更关注的是一些老古抚慰情感的手段，比如和病人交流时的神态，“要有人文关怀，呃，就是不能发火”。

上午9点，一个中年女人进来了，求他们“给多做点检查”，因为“之前体检，显示胰腺比较宽”。昌宇杰觉得这不算什么问题：“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最终，老古还是让她去做了核磁共振，因为她“精神状态极度焦虑”，做了很长时间开导也没用，索性让她去拍个片子。

在门诊待到10点40分，没叫号了，老古放昌宇杰去午休。昌宇杰去了公园，他看了会儿书，复习了会儿规培考试。“考试挺难的。”他说，他问过学长，一般来说考试要花6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他决定提早一些。某种意义上，昌宇杰觉得在病房待了3个月后，能在较为轻松的门诊轮转1个月，也算是医院的好意，让他有机会备考。

11点30分，昌宇杰在医院门外的沙县小吃吃了饭，回了宿舍。大部分休息时间，他不大和人说话，因为很多话都在上班的时候“讲完了”，他新开了个哔哩哔哩的会员，在手机上看俄罗斯电视剧《实习医生》。

屏幕上，医生为病人做诊断的场景让他羡慕：“他们的病人，不会像我们这样，挤在一堆嗷嗷叫，国外的预约制在这方面可能比较完善。我们医院来这么多人，四五十个一拥而上，有些人也不守规矩，直接挤进来插队，但你又不能对他们发火，只能好声好气。”

几个月前，昌宇杰的手机上还是有游戏的，他玩《和平精英》。喜欢和朋友一起，但规培后就没玩了，大家都一样：“大家越来越忙，时间也不确定，就很少玩了”。

在病房时，昌宇杰远比现在忙碌。“（有手术时）每天8点半就要下去开台，在主刀医生来之前，检查器具，和麻醉师、护士做安全核查。我们医院3级、4级这样的高难度手术（根据风险程度、难易程度、资源消耗程度或伦理风险不同，手术由易至难分为1—4级）不少，手术没做完，谁也不能下台，经常做完手术，就到下午了。”

写查房、病历、协助手术和协调杂务，基本是昌宇杰此前3个月的日常，他有时也会遇到困难，比如和其他科室协调床位的时候，因为自己是“下级医院来的规培生，说了话没人回应”，那时，他只能找上级医生帮忙，又或者遇到脾气暴躁的老师，也“过得难”。

总的来说，昌宇杰觉得医院给的压力并不大，更难的是要适应和病人的关系。

他所在的这家医院，是每天从乡镇、县城汇集来的病人的终点，每个老师和规培生构成的小组平均要管20多个病床，还要接待近百人次的急诊病人和家属，这些人“如果不对他非常热情，他可能会觉得你看不起他，觉得你不重视，转手就投诉到医务处了”。

医院的值班室

下午2点，昌宇杰回到门诊，和老古继续给人看病。3点钟，门诊结束了，老古走了，他回了出租房，和我聊天。聊到未来时，他觉得和打工的人比，生活挺稳定，但也没太多可指望的：“工资由之前那家二甲医院发，每个月1500元，规培的科室会给1000元的住房补贴，但扣掉食宿基本要倒贴。值得一说的是，国家也会给每个月2000元的补贴。”

昌宇杰的生活比二甲医院的赖永怡、许奕杰忙碌，但这种忙碌是“周期性”的。比如1月到3月在病房规培时，他每天都“被病人围着，一天下来吃饭和喝水的时间都没有”。等到4月，分到门诊后，他就轻松下来了：下班早，有双休。

下班后，除了去公园坐着放空，昌宇杰也会在公园跑步，跑完简单吃个饭，回到出租屋看书或看电视剧。无论是昌宇杰、赖永怡还是许奕杰，他们都时常流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严肃感——医院本身是一个充满了规则、日复一日运转的系统，系统的规则并非凭空制定，而是和许多人的生命安全相关，是严肃而无可置疑的。

初入医院的规培生们，在这样的系统里，面对日复一日、永远无法处理完的事情——这些事务又总是十分重要，每个细节都有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始终紧绷着。就像我所看到的：没人规定规培生们不能在医院玩手机，当他们有空时，每次掏出手机，却总是在查资料或者学习；更多时候，他们更愿意以放空或者十分简单的娱乐来消磨时间，在这背后，是被植入他们脑海的信念——随时可能被需要，随时要打起精神。

这种严肃性超越了一份工作，或者一次考试给人带来的影响，它也自然地影响到了规培生们的生活，在这样严肃的生活中，休息时间——就像准备高考的间隙里——是没有游戏的。

在昌宇杰的出租屋里，我问了他最后两个问题。

“是不是感觉还在上学？”他回答：“不是，没有上学时那么轻松了，我要考虑自己的工资有没有涨，涨幅又怎么样，考虑未来。” 但未来如何，只有“规培完才知道”。

“恋爱呢？”

“太累了，我没精力应付。”

说完，昌宇杰向后靠，躺在床上，似乎在享受此刻的自由，他点开手机屏幕，又犹豫了一下，收起手机，又爬起来，翻开了教科书，对着书发呆。

（文中所有出现人物均为化名，题图与受访者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