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白领郊区租地种菜 保证安全同时体验乐趣

都市种菜族

　　“开心农场”仅仅表达了都市人对食品安全的一种渴望，对解决蔬菜供应是“杯水车薪”

　　在北京CBD工作的爱丽每周都会带着孩子去一趟位于南五环的农场，在那里她租了一块40平方米的土地。眼下地里的小白菜、小油菜已经长得生机勃勃了。

　　农场里种的是真正的有机蔬菜，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爱丽一家三口每周过去都会采摘一番。虽然农场摘的菜并不能满足一家人对蔬菜的需求，但这种从地头到餐桌的模式确实保证了蔬菜的新鲜和安全。

　　“农场菜吃起来很有菜味，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只给孩子吃农场里的青菜了。”爱丽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虚拟世界的偷菜游戏正在向现实世界蔓延，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武汉等大中城市纷纷出现了都市种菜一族。他们一方面是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害怕吃上含农药与激素的蔬菜，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劳动来释放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让孩子能够体会农耕的乐趣和艰辛。

　　这股热潮催生了一个为都市种菜一族服务的行业，从出租土地到提供设备及技术指导，都出现了专门的公司。然而，不管是租地种菜还是阳台种菜，仅仅是表达了都市人对于蔬菜安全的一种迫切愿望，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杯水车薪”。但是，正在现代化的农业在改造产业链的过程中，是否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灵感？

　　各显神通自己种菜

　　北京现实版“开心农场”负责人梁平瞅准了这个商机。这位四川人在北京大兴区长子营镇朱庄村北新农村蔬菜示范园区内租了70亩土地种植蔬菜，去年蔬菜行情不好，他赔了2万多元钱，这迫使他开始了产业转型。今年初，他把菜地稍作修整之后分为34平方米一小块租给客人种菜。

　　梁平的“开心农场”分为三档，全自助、半自助和全托管，档位不同价格不同。目前已经租出去的近50块地中，绝大多数都是半自助的。“其实种菜是个技术活，即使我们会对客人进行培训，但能把菜种好的客人还是极少数，加上他们时间有限，所以大部分时候都是我们帮他们打理，他们周末过来就可以摘菜回去吃。”梁平说。

　　相比于长途跋涉去农场租地种，自己家里有个小院种菜显然是件更幸福的事情。刘力住在京郊一座高档别墅区内，每栋别墅都自带一个100平方米的院子，刘力把院子全部开垦为菜地，里面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黄瓜、豆角、西红柿、辣椒、蒜、葱、苔菜、生菜、油麦菜、苦菊等，由于菜地太大无法种满，她甚至还种了一小片玉米。

　　由于地是自己的，刘力吃到有机蔬菜的成本就比较低，除了水费、种子钱，就是每年买鸡粪的费用。到了七八月份所有的菜都成熟之后，刘力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而且还要把很多菜送人。

　　除了租地种菜和自家菜园种菜之外，城市人更为普及的种菜方式应该就是阳台种菜了。梁平把阳台种菜称作家庭版“开心农场”，他开了一家网店专门出售花盆、种子、营养液等阳台种菜所需的物品，并为购买者提供技术指导等一条龙服务。据梁平说，店里的生意也不错，常常忙着发快递。

　　阳台种菜的娱乐价值明显大于实用价值，梁平所卖的阳台种菜设备采取无土栽培的方法，只能种芽菜。虽然梁平提供了16种芽菜的种子，但显然无法满足一家人对蔬菜数量和品种的需求，它对缓解食品安全危机所能发挥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

　　农消对接需互相信任

　　在梁平的设想中，“开心农场”应该有三种模式，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现实版和家庭版之外，还有一种是社区版，即把有机农产品直接从田间送到消费者的手中，这也是他最看重却也感到困难最大的模式。

　　这种模式在国际上被称作社区支持农业(CSA,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当时的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这是一种城乡社区相互支持，发展本地生产、本地消费式的小区域经济合作方式。

　　国内已经有多家 CSA农场，北京的领跑者是一家名叫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农场，负责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研究院博士生石嫣。小毛驴市民农园同时提供劳动份额(即认养土地种菜)和配送份额(向消费者配送有机蔬菜)。从2009年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营业以来，劳动份额供不应求，今年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劳动份额早已满员。

　　对于很多城市白领而言，他们愿意而且能够支付足够高的价格来购买绿色、有机食品，小毛驴的服务模式恰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一方面为顾客提供了放心、安全的食品，另一方面，也使得农场能够获得高于传统农业的市场收入。

　　小毛驴农场的红火让梁平眼馋，他也想把自己的那70亩地搞成北京南郊的“小毛驴”，除了被认养的土地之外，剩下的种有机蔬菜，直接面向消费者出售。梁平坦言，实现农消对接有两大难题，一是如何才能找到消费者，二是配送成本过高。“我总不能一家一家打电话问要不要买我的菜吧？”梁平说。

　　不过，要消费者相信你卖的是有机无公害蔬菜确实有些难度。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郑风田认为，CSA最重要的就是消费者与农场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关系，一个CSA农场必须达到“透明农业”的要求，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能经得住消费者和媒体的监督。

　　直供基地或为破解之道

　　面对一座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开心农场”模式对解决蔬菜供应只是杯水车薪，不可能成为产业常态，无论是从成本还是效益上来说都有浪费社会资源之嫌。

　　郑风田表示，城市周边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人人都去种菜。而且大城市空气污染非常严重，再加上种菜是一门技术活，即使自己种出的菜也未必就一定是安全的。

　　梁平虽然已经“荣升”为农场主，但据他说比自己种菜还累，常常每天早晨六七点钟出去，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来，不仅要对农场进行管理，很多时候还要和雇工一起下地干活。梁平对于当农场主的收入并太不乐观。“虽然我一下子收了近10万上来，但这钱平要均到12个月，我算了算也就是赚点打工的钱。”

　　爱丽也认为种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虽然她租的地只有40平方米，但仍然觉得种起来很吃力，施肥、翻地、播种、浇水等等事情很多，风吹日晒，也是颇为辛苦。

　　郑风田认为，与个人种菜的低效率与小规模相比，更加有效的方式是建立蔬菜直供基地。比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数个蔬菜直供基地，大城市可以对这些基地的农户进行合同约定，比如不能滥用农药和化肥。并不定时派第三方进行抽检，一旦发现不合格就取消该基地的直供资格。

　　“蔬菜直供制度不仅能够降低流通成本，而且最大的优势是能够追溯蔬菜产地，一旦出现问题就对蔬菜基地实行“株连”政策，取消该基地全部的供货资格，从而倒逼地方政府加强监管，也可以让农民之间互相监督，而不是现在这样——谁不用农药化肥生长剂，谁就吃亏了。”郑风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