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hatGPT没有出现在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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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几年前,中国还有望挑战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坐拥海量的数据、野心勃勃的企业家、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和支持性政策,力量的天平正在向其倾斜。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专利申请曾经世界领先。
而今,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微软——美国科技的代表——帮助初创公司OpenAI将实验性聊天机器人ChatGPT推向了世界。中国科技企业家既震撼,又气馁。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尽管宣传得天花乱坠,中国的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依然远远落后。
“为什么ChatGPT没有出现在中国?”他们问道。“ChatGPT中美差距究竟有多大?”“中国版ChatGPT?你听听就好。”
他们也就中国创新环境提出了更根本的问题:审查制度、地缘政治紧张和政府对民营部门日益强化的管控,是否导致中国对创新不再那么友好?
“任何的重要技术方面的产品发展,其实都离不开制度,离不开整个的环境,”斯坦福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学者许成钢表示。他以TikTok的中国版抖音为例,称因为政府对该行业的限制,中国企业未来可能无法再实现此类创新。
“这个开放的环境一旦没有了,(创新)就很难出现,”他说。
如果说十年前的中国是科技创业创新的狂野东方,那如今的中国已是截然不同的国家。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最大的科技企业都是由外国投资的民企。因为不了解互联网,加之未曾料到它会变得如此强大,政府对该行业基本放任自流。
到2010年代中期,中国已成为可与美国匹敌的科技强国。该国最大的互联网企业市值与美国同行旗鼓相当。许多中国企业的产品,如即时通讯应用微信和支付应用支付宝,都比同类美国移动互联网产品更好用。风投从四面八方涌入。有一段时间,中国诞生的独角兽企业(即估值超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和硅谷一样多。
随着北京开始打击国内一些最大的科技企业和最高调的科技企业家,这一切都在过去几年间面目全非。北京的目的是要确保任何机构或个人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都不能与中共抗衡。政府掌握了其中一些企业的少数股权和董事会席位,使其获得有效控制权。
在此过程中,北京驯服了这个行业的野心,也削弱了它的创新精神。
但说到被硅谷同行甩在身后,这些科技企业及投资人也难辞其咎。即使在政府尚未对他们施加更强硬手段之时,中国的科技领军者就只专注于赚钱,不愿把投入用于短期内不太可能产生收益的研究项目上。在政府过去几年的打击下,企业的领导层变得更加抗拒长期风险项目。
根据斯坦福大学《2022年人工智能指数年度报告》,2021年,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私人投资总额和新创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上均领先全球,分别比中国多出三倍和两倍。
但政府一直都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障碍——它对审查制度的痴迷可能是其最沉重的一击。ChatGPT此类技术的开发少不了广泛可用的数据,而在遭到审查的互联网环境下,这种数据愈发难以获得。
如今,反映科技从业者悲观情绪的段子广为流传。其中一个流行笑话是:“我们除了教会机器说话,还要教会它不说话。”
“我们很多做互联网行业的人,做一个产品的时候都面临两个问题,要不我不做涉及言论的东西,做了就需要大量的审查,”曾在北方城市天津创业的程序员郝培强(音)说。“大公司做得起,小公司做不了,”他说。“小公司如果做不了,这个东西其实就扼杀了创新。”
在微软的帮助下开发了ChatGPT的OpenAI尚未在中国提供该服务。中国大陆用户需要使用VPN才能访问。
中国问题的专家和投资人均认为,中美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差距将继续扩大。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对算法的使用权,即人工智能工具创造语言所遵循的规则。许多算法并不公开,因而中国企业的开发需要时间。
另一个原因还在于算力:业内人士担心,美国政府可能会对尚未禁止出口的关键芯片实施禁令,阻碍中国在ChatGPT等人工智能工具上的进步。
多年来,中国一直自夸其专利提交和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多于美国。但根据许成钢团队的中国人工智能指数,在2020年至2021年间,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的平均引用次数——衡量创造原创性和重要性的标准——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
如果说中国的科技产业曾经的前进动力来自民企和私募风投,那如今政府越来越多的指导不仅影响了资金如何投入,还决定了哪种技术能够获得资金。政府希望确保重要科研项目与国家实现科技自主的目标相符。
“中国政策制定者正在寻求系统性地处理和整合创新过程的每一步,”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在一篇研究论文中写道。
周一,北京市政府承诺支持头部企业打造对标ChatGPT的语言模型。社交媒体对此消息的评论大多是讽刺性的。“又有人可以吃经费了,”一位微博用户写道。
中国政府在人工智能研究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收效不明。成立于2018年的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在两年前推出了类似ChatGPT的产品“悟道”,并称之为“创下中国首个、世界最大纪录”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但该产品从未得到真正的推广应用。
中共对该行业有着很大的影响。中央政府成立了鹏城实验室,引领全国算力基础设施的完善工作。该实验室官网主页介绍的工作动态包括组织400余名党员学习二十大精神。在选拔两名中层领导的公告中,提出的首要条件是“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斯坦福研究学者许成钢看来,这一切都似曾相识。他曾在1986年分析为何苏联和中国的计算机研发落后于美国和日本。那时他就已经明白,只有当人可以追求自己的兴趣和自由思考时,创新才能出现。
他说,中国最终可能会成为一则警示教训,证明集中式的控制将如何扼杀增长和创新,正如前苏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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