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中共为何要重读《资本论》
北京时间5月2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消息,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将于5月4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一直以来,中共都重视《资本论》的学习研究,习近平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到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学习,他提到,“《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加强《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非常重要。”在共产主义运动随着苏东剧变而销声匿迹多年之后,中共为何会对马克思如此热衷?
中国转型、苏东剧变,硕果仅存的所谓共产主义国家举步维艰,这一度成为1990年代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终结论”的有力证据。然而,近十余年间,“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已经得到印证,人类社会浩浩荡荡,并未随着他所谓的完美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一统天下”。相反,肇端于资本主义世界不可克服的矛盾爆发,中国内地等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成功,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传统价值观的信仰,转而向一百多年前的《资本论》寻找省思药方。
2015年、2016年,国际间刮起两股旋风,其中心分别是年过60岁的政治人物,英国工党党魁杰瑞米·柯宾(Jeremy Corbyn)和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两位在其国内意识形态光谱中相对靠左的政治人物脱颖而出,加上欧洲各国左派政党势力大增,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国会大选中顺利成为第一大党,使许多人开始疑惑左翼势力复兴是否已成为国际潮流。
回顾世界左翼思潮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Marxism)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其背景是18世纪工业革命后,庄园日益瓦解、现代城市兴起,工厂制度、城市工人阶级逐渐形成,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划时代的跃进。但在企业主垄断资本与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及其逐利性格,以资本涉入政治后,钱权交易造成劳动法令的缺失,工厂工人只能赚取微薄的薪资、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却没有任何保障,工人沦为城市中的“低端人口”,日复一日为资本家劳动,仿佛永无翻身之日。
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除了在国内压榨工人,还在国内市场日益饱和、利润下降后将眼光放诸海外市场,并占领殖民地以掠夺自然资源回到母国从事再生产,再将制成的产品销到海外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在巩固“剥削”以赚取利润的资本累积过程中,衍生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帝国主义”。
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观察到了资本主义对国内外各种经济掠夺,使得国内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在国际上形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为了解决这种现象,1848年2月,马恩在英国伦敦发表《共产党宣言》,主张无产者应联合起来发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将生产资料公有化、集体化,最终彻底消灭剥削的生产关系,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共产党宣言》作为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共同行动纲领,日后亦被视为无产阶级政党相当重要的纲领性政治文件。
到了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首次出版,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集大成的代表性着作终于问世。《资本论》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上揭露其弊病,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更加完备,并流传到世界各地,后来也成为许多政经运动的指导性思想。
中国内地等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成功,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传统价值观的信仰,转而向一百多年前的《资本论》寻找省思药方(图源:Reuters)
社会主义的试验失败
1917年,俄罗斯帝国结束后不久,经济萧条与物资紧缺,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即苏维埃俄国。在中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但经济上仍受欧美日等列强宰制。受到俄国革命成功和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以及中国留日学生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相关着作,和大量社会主义书籍被新式知识分子陆续引进中国,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贫弱现状,必须要从结束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殖民开始。于是主张在中国推动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并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而,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用不同方式尝试让共产主义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一旦出现大范围的试错,灾难便随之而来,即中、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计划经济最终都走向封闭僵化,并未使全民生活水平提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东欧剧变、共产政权渐渐瓦解、两德统一,更关键的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在一定程度上告诉世人,人类迄今对社会主义的试验彻底失败,世界性的左翼运动也随之陷入困局。
在共产政权走向衰败的同时,英美兴起了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思潮,成为今日欧美世界的主流。
当代国际的左翼浪潮
时间拉回21世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量化宽松政策所导致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资本主义发展形势严峻。当生活的一切都围绕着资本,利润成为生产的最终目的,只有资本家得利,而社会正如马克思在19世纪所观察的那样,贫富分化、分配不正义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于是大家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质疑。与此同时,邓小平宣示“改革开放”之后带来经济的繁荣发展,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崛起,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解决许多西方资本体制未必能解决的问题,如今取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就,许多人开始认为社会主义是矫正资本主义弊病的方案。
2015年,老派的社会主义者柯宾以左派的政见俘获许多年轻人和工人的心,以59.5%的得票率当选英国工党领袖。2016年,抨击“1%的富人握有全美99%财富”的桑德斯在长期奉行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以“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路线得到美国年轻人的广泛支持。
YouGov民调公司2016年的民调显示,在18岁到29岁的美国青年人当中,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者达43%,比对“资本主义”有好感者多11%。尽管桑德斯最后并未出线,但他赢得了23州民主党初选,约1,200万张初选得票数,证明其政策的确获得广泛回响。然而,这股“左派风潮”在许多左翼人士心中并非真正成熟,甚至还隐藏危机。
对资本主义的愤怒是真实的
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所长黄德北以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双城记》的名句总结现在的国际情势,“这是充满希望也是充满绝望的年代”。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之下,不论是美国民主党或共和党,还是欧洲保守党中间偏左的工党,抑或贫富分化极其悬殊的中国香港,都不能提出有效的振兴经济、处理分配、解决大量失业人口等问题的办法,更没有为相对剥夺感严重的年轻人带来希望。
所以在像桑德斯、柯宾这样的政治人物崛起,或是新兴左派政党出现的同时,极右翼也在兴起,2016年美国共和党的特朗普(Donald Trump)赢得选举,2017年,德国极右派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首次赢得议会席次,2018年意大利国会大选极右派的五星运动党(M5S)赢得32%选票,还有无法解决经济问题的拉丁美洲各国左派政权寻求连任失败,左派有退潮之势。这两种看似相反力量的形成,其实共同点在于是否能给予选民希望,并更直接诉诸民众,更具民粹的色彩。香港的情况同样如此,贫富悬殊日积月累造成的深层次经济结构矛盾,让社会问题日渐变为阶级问题,其结果是让一些年轻人充满怨气,乃至被激进的分离主义思潮所俘获。
左翼的兴起和极右派的再兴看似对立,其实背后是对社会现况不满和愤怒,对于建制化的既有政党无力解决问题的质疑。不能肯定的是在国际的潮流中究竟哪边的声量更大,唯一能肯定的是民众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质疑和不满浮现,这股愤怒是真实的。
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研究员陈柏谦指出,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中,许多民众缺乏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完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明确认知,他们无法清楚这些,愤怒又需要出口,因此选民的立场其实是浮动的。他们可能讨厌资本家,也可能找不到工作而怪罪移民。选民可能今天会觉得桑德斯、柯宾还不错,也有可能哪一天又会支持极右派,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无力感的来源,所以错乱。
而在右翼新自由主义蔚为主流的今天,一般的工人、民众,已经没有完整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若不能将民众思想提升,更完整地认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让民众去思考问题是不是出在经济分配问题上,让民众了解无力的来源,那么这些风潮都只能是一阵的。
《资本论》提供对政治经济的宏观认识 传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对于政治经济、分配问题的宏观认识,并非所有当代自诩为“左翼”社会运动者关注的焦点。从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开始,当代的左翼运动比起对国际政治经济宏观层面的探讨,更关注种族、性别、身份认同、环境等,在争取更大层面的话语权过程中,产生了抗争流于碎裂化、多元化的现象。
不只一位共产主义学者提出,这样的现象其实对左派发展有致命的影响,这让人们无法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去争取话语权,没有办法把抗争提到更高的层次,因此通过经典《资本论》去认识马克思在现代就显得特别重要,通过理解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会展现在各个不同层次上,包括对工人的剥削、环境的榨取、妇女议题等。陈柏谦提到,“对我来讲,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同时是环保主义者,也是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他应该在很多层面上是有一贯的完整的价值观。”
也即是说,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暴露出更加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时,被尘封甚至遗忘的“批判”重见天日,正给予人们新的启示,对于长期沉溺于自由资本主义的香港更是如此。当然,它同时也大大缓解所谓共产主义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