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栖青年,两种职业,那些“工作量不饱和”的年轻人(图)
图/ China Daily Liang Luwen
两栖青年,顾名思义,有着两种职业、两种身份的青年。
所谓“两栖”,不仅仅是两份工作,而是两种更饱和的生活状态——一种是面对现实的生存,另一种则是面对自己内心的生活。
据最新数据统计,目前中国的“两栖青年”人数已经超过了7000万,他们大多有着很好的教育背景、生活在一二线城市,他们在用这种方式对抗着生活的高压,他们希望借此赚到更多的钱,更希望借此实现生存之上的生活——对于年轻人,996从来都不是生活的真相,而生活的真正的样子,需要你勇于去尝试另一种人生。
“代码和音乐
是世界上最有节奏感的两样东西”
我是一个程序员,也是一家吉他教室的创始人。
决定开吉他教室那年,我29岁。当时,从入行就一直带我的师父向公司提了离职。对我来说他不只是师父,还是我职业生涯的模板。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他是技术大拿,后来转了管理岗,带的团队竞争力数一数二。
总之,他就是“光明前途”的代名词。可是那天他喝大了,说35岁这一年,他每天都过得特慌。
程序员是一个很单纯的工作,写了几行代码、处理了几个bug都能量化,就像升级打怪,每天都有成就感bonus。但是转了管理以后,他永远在开会,却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干。在下属面前,要装作对自己做的每一个决策都特笃定,但其实心里特虚,老担心自己团队做的东西被别人先实现,或者公司的产品直接被时代风口淘汰。如果转回来做技术,又担心精力和学习能力比不过年轻人,像被逼进一条死胡同。
最终,他决定辞职,打算和妻子带着女儿一起出国读博士,然后回家乡的省会城市找个高校当老师。
他走了,轮到我抑郁了。我还要不要在这条轨道上继续向前?程序员不只是和自己的身体状态竞争,也在和技术发展竞争,很多基础岗位都在慢慢被算法淘汰,谁知道会不会有一天,程序员写一个会写程序的程序,把程序员自己淘汰了。
低落的时候,音乐给我开了一扇小窗户。那段时间我疯狂想辞职,去开个岁月静好的小店了却余生。想过民宿、餐饮、奶茶、鸡排,最后还是想到了除了写程序以外,我唯一从小做到大的事情——弹吉他。
我的吉他教室就开在距离公司步行十分钟的地方。店面是个小二层楼,单层面积20多平,一层接待加展示乐器,学员不上课的时候也可以来这儿自己练习,二层是教室,每天晚上和周末上课。店里没有什么装修,我的成本主要花在店面租金和乐器,压上了自己全部的存款,另外还借了一小部分。
准备开业之前,我已经没钱打广告了,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大学计算机系的QQ群里发消息:你帮我发朋友圈,我帮你解决一个bug。就这样招来了11个学生,有9个都是工科男生。
我原本的计划是等我的教室开起来了,我就辞职。可是有了退路以后,我反而治好了提前报到的“中年危机”。一开始,我是被学生们崇拜的眼神给“整飘了”,他们总吹捧我又会写程序又会弹吉他。我成天穿一双气垫拖鞋,在同事们那儿是邋遢,在学生们眼里就成了潇洒。
弹吉他和写程序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入门都很简单,但是要进阶很难,每上一个台阶你都会觉得自己原来什么都不会。可是它们又都是很理性的,只要你花时间练习了,就一定能从量变到质变,那种成就感让人上瘾。我的第一个学生学了五节课才磕磕绊绊弹出一首《小星星》,学会以后他兴奋地让我给他拍视频,是那种单纯地因为做成一件事而开心,作为旁观者,我也很开心。
弹吉他对很多学生来说只是一时兴起的消遣,有的人连一期的十节课都坚持不完。遇到这样的学生,别的吉他教室会不停地给他们打电话灌鸡汤,劝他们回来继续交更多学费。但我不会这样做,我会和我的学生说,不管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个能喘口气的精神小天地。我也会时刻提醒自己,世界很大,选择很多,不用把自己框死在那几行代码里。
现在,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候就是上完课从吉他教室出来,吹着风走在回单位继续加班的路上。你知道吗?代码和音乐是世界上最有节奏感的两样东西,我很庆幸,我有机会同时去享受这两种过程。
“工作没能让我学会EXCEL,
做代购半年后就熟练应用了”
我叫李芳,一个全中国最普通的名字。我在一家外贸公司做行政,一个全公司最不起眼的职位。工作两年了,有不少同事都不知道我全名叫什么。我从小被父母教育要做一个乖乖女,妈妈告诉我,漂亮、张扬都是危险的,所以尽管我很喜欢美妆,却从来都只敢在家里化给自己看,自拍几张自恋一下就洗掉,转天涂个粉底和口红就出门了。
我觉得我永远都是个nobody了,直到两年前妹妹去日本留学,我去送她。把她安顿好以后,我发了个朋友圈,问大家有什么喜欢的伴手礼,我可以带。我以为只有相熟的朋友会理我,没想到很多从来没说过话的同事都发来信息让我帮忙买东西,还主动说要给我加差价,当做我的辛苦费。
那次,我很小心地把每个人要的东西都抄在本子上,在店里找到了再给她们拍照片确认,生怕买错了。回国以后,我又去买了好看的包装手袋,把东西都装好,非但没有收差价,反而还给她们多送了润唇膏、护手霜当礼物。
把东西带去办公室那天,整个午休时间我的工位上都围满了人,同事们聚在一起把自己买的东西拆开互相推荐、试用,还给我送来好多零食,这是我第一次享受这种待遇。
从那以后,很多人来拜托我买东西,我和妹妹被动做起了兼职代购。为了整合资讯,我有一个被我妹妹叫做“超级万能宝典”的Excel文件,里面记录了每个客户的肤质、消费习惯,日本各个品牌的特性、明星产品,商场的促销时间和政策,还有我们每个月的订单、账单。说来惭愧,做代购的半年,我在做图表和数据分析上的长进比工作两年加起来都多。
渐渐的,同事们不光买东西会想到我,她们要去约会、相亲,都会找我讨论服装搭配和妆容。我意识到美妆其实是女孩们之间的一个社交语言。而且,随着我打开社交圈,对同事们越来越了解,我的本职工作也开展得越来越顺利了。
一年以后,公司年会选最受欢迎的同事,被选中的人是我。终于,我也敢踩细高跟上台,在全公司的人面前侃侃而谈,而不觉得抛头露面被人关注是一件让人羞耻的事情了。
代购这一行水很深,从我做的第三个月开始,就不断有供货商找上门来要给我供货,他们的价格低到我都难以置信,还有的甚至一条龙服务,能给我提供购买正品的小视频、发票,甚至连朋友圈定位都能帮我造假,让我人在国内也伪装出在日本血拼的假象。
这样的组织我从来不敢加入,怕受制于人。我很早就意识到了,代购这个行业是时代的产物,以后海淘网站越来越方便,私人代购总是会被淘汰的。这么多年我在代购上挣的钱早已经超过了工资,但从来没有考虑过辞职,就是怕自己在这件事上得失心太重,走偏了。
最近我也在考虑转型,想帮高级白领们做私人搭配师,陪她们逛街、给她们推荐合适的护肤美妆产品、帮她们做服装搭配,用咨询服务而不是卖货赚钱。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要艰苦朴素随大流,大多数女生都是敏感而自卑的,如果我能帮她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外在风格,鼓励她们欣赏自己,那种快乐是挣再多钱都没法取代的。
“教魔方让我不再只是会计,
而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
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我想学考古,幻想着日后每天背着个铁锨去田间地头挖宝贝,但我爹不让,觉得女孩子干这个工作不体面,成天灰头土脸不好找对象,就动用家长的权力给我报了一所财经大学的会计系。
大学毕业后,他又动用关系给我在一个还不错的企业找了个会计的工作。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无聊,一眼都能望得到头,但我爹很满意,跟我说,会计好,以后退休了找兼职很容易,到老了都有饭吃。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听着我爹给我安排退休后的生活,内心还是相当崩溃的。
会计的工作真的很无聊,天天处理一堆一堆的票据,年底的时候忙得看到数字就想吐。好在,我还有魔方。
我从初中开始玩魔方,自己有点天赋,再加上爱琢磨,看过一些教程、背过一些公式,一般的魔方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大难题。我没想过去参加比赛,因为,魔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游戏,觉得烦躁的时候,只要一拿起魔方,世界就安静了,它能让我特别专注,简直就是减压神器。
大学的时候,我还教过室友玩魔方,她们都觉得很有意思。当时,我们宿舍有一个公共书架,上面摆着各种形状、难度不同的魔方,别的宿舍的人来串门,都会觉得很好奇,很佩服,那一刻,我的虚荣心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工作之后,每当我很崩溃时,回家要做的事就是玩魔方,我会给自己不同的挑战,然后去完成它,这是工作无法给我的成就感。但天天自己玩也会觉得孤单,我就在网上发帖,希望有人能交流,一起玩,结果一大堆回帖希望我教他们的,我一想,也可以,还能赚点闲钱,何乐而不为呢?
一开始,我都是在咖啡馆教魔方,因为我自己算是自学,所以会把那些公式什么的用最简单的方法讲出来,大家觉得效果不错,就口口相传,后来想要学的人越来越多,我就贷了点款,租了个小空间,每个周末去上课。
教魔方与其说是同别人分享我的爱好,不如说是让我看到了更多人的生活。其中,最令我有感触的是家长带着孩子来学的。
我一直认为,魔方是非常好的亲子活动,请注意,是亲子活动,它不是作业,不是智力竞赛,是轻松的游戏,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完成的游戏。但很多家长都会把它当成英语班、奥数班一类的存在,希望孩子上几堂魔方课之后就变成神童。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让家长也一起玩魔方,有的家长还真不如孩子,这时,我就会跟他们说,这就是个游戏,希望他们能够享受这段和孩子相处的时光,不要让小朋友长大后,记忆里全是妈妈逼着自己变神童的紧张画面。
这些家长也让我想到了我爹。有时候看着为孩子玩不好魔方着急的家长,我仿佛也看到了我爹帮我安排工作时的样子,他一定觉得我啥也干不好,所以才为我着急,要帮我安排。
但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离开他帮我安排的一切,魔方或许是我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到时候,我会用教魔方赚来的钱养活自己,不再做一名会计,而是去做一个真正快乐的人。
“两份职业,
让我活出了两种人生的满足感”
2013年,我在北京一所985大学读心理学专业,正值大四,面临毕业。不少同学已经找到工作,有去企业做HR或猎头的,有当老师的,甚至还有做销售的。我不了解自己想要做什么,感觉很迷茫。
当时正好有一个发小在澳洲留学,邀请我毕业旅行去澳洲玩。在澳洲我认识了发小兼职打工的餐厅老板,一个很厉害的蛋糕师。有一次我去店里找发小,发现老板正在做红丝绒蛋糕,那个瞬间,我一下就被迷住了,感觉那个蛋糕就像有种魔力,让人无法抗拒。
她看出了我的心思,问我要不要学蛋糕,我自然很是愿意。在澳洲呆了两个多月,我几乎天天泡在店里,跟着老板学做蛋糕。大概是因为有天赋,我进步神速,离开澳洲的时候已经会做一些比较复杂的甜点了。
回国后,我心想既然学了这个手艺,我也喜欢,不如就靠它吃饭吧,回到家乡省城开了一家自己的蛋糕店。蛋糕这行入门很简单,但想要与众不同,必须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做出的蛋糕终于不再是食谱里冷冰冰的样子了。
只是,我的蛋糕越做越好吃,但蛋糕店的经营却遇到了一些问题,搞得我每天都很焦虑,成天失眠,一点小事就控制不住情绪。有朋友建议我去做心理咨询,我当时非常不能接受,我一个学心理学的却要去找别人做咨询?但后来我还是去了,事实证明,那次心理咨询对我的精神状态改善帮助很大,我再一次重新理解了我学习了四年的心理学。
从那时开始,我也开始重拾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做心理咨询时的我,跟做蛋糕的我完全不一样。做蛋糕的我是很理性,一定要按照步骤,按照配方,严格地一点一点来,哪怕有一点不满意,我甚至就会扔掉,重做。但给别人做心里咨询时候不一样,我得感性,得放松,因为只有你放松了,来咨询的人才会放松。但两者也有共通之处,就是希望得到对方信任,并提供给对方有价值的事物,只不过,蛋糕是通过味道,心理咨询则是通过语言。
有人说,对于我们这样的两栖青年而言,主业和副业就像行星和卫星,主业提供着最基础的经济保障,副业则是将兴趣发挥至极。我没有办法分清究竟哪个是我的主业和副业,毕竟,这都是我发自内心想做的事。
今年8月,我的蛋糕店开了第一个分店,一些来心理咨询过的客人也都渐渐好转起来。我很享受这种能完全掌握节奏的生活,觉得自己活出两种人生的满足感。
“路上的景色,
让我更真实地生活在这座城市中”
我之所以选择做IT销售这个职业,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看了美国《财富》杂志上的一篇职场专栏,大致是说,在硅谷,比码农更稀缺的是IT销售,因为,“无论一项技术多么厉害,没有销售,一切都是空的。”
但做销售这个职业,甭管你是哪个领域的销售,你都需要有一项本领——了解人。你需要通过观察到的有限的信息,推测一个人的背景、性格、喜好,什么样的信息对他有用,什么样的信息没用。
我在这方面比较欠缺,因为是独生子女,从小被父母保护着长大的,上学之后也一路都比较顺,更多的关注点还是自己。所以就一直想办法提高自己“识人”的能力。在目前的生活空间中,想更多地接触人,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去开专车。
下班早的时候,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只要有空,我都会去“拉活儿”。我记得我拉的第一个客人是一位阿姨,那时候是春天,阿姨要去玉渊潭公园。上车后我问阿姨,“您去玉渊潭看樱花啊?“阿姨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我哪有心思看樱花,我去给我闺女相亲。”我这才知道,玉渊潭公园有相亲角,好多父母去那儿给自己孩子找对象。从那之后,只要遇到要去玉渊潭公园的中老年乘客,我都会乖乖闭嘴,生怕说出什么不合适的话。
后来,服务的乘客越来越多,我也觉得自己越来越有长进。比如,接单后打电话,我可以通过对方的语气和提供的一些简单信息,判断出他上车后我要不要多说话。乘客上车后的第一句话,往往能表达出他到底着不着急,以及,他是不是一个挑剔的人。还有,我也会更多地考虑别人的感受,他们需要什么,而我尽可能地可以提供什么。
原本,我以为开专车可以让我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还能顺带赚点儿零花钱,但实际上,它带给我的东西远比我想象得多。
有一次,我拉了两个去景山的姑娘,她们上车时特着急,一个劲儿催我,我还有点纳闷,逛个公园有什么可急的。后来问了一下才知道,她们要去景山看日落。她们说,北京难得有好天儿,所以一定要珍惜。天气好的时候去景山,不仅可以看到故宫全景、北京城的中轴线,还可以看到白塔、西山,和“爆美的夕阳”。
老实讲,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我从没动过上景山看日落的心思,这俩姑娘算是给我开了一扇门。后来赶上一个蓝天白云的日子,我也特意赶在傍晚去景山看了一次日落,夕阳下的远山、白塔、湖水、还有故宫的金色房顶,真的挺美的。
从那之后,我会更多地留意自己开车经过的一些建筑、景致。比如永定门。我住东边,工作原因经常在北边活动,很少去南城,直到有一次拉活儿才第一次经过永定门。当时正好也是傍晚,虽然只是瞟了一眼,但我还是记住了那座城楼。
回家后,我特意查了永定门的资料,看完后特别感慨——现在的这座城楼是2004年重建的,而当年的永定门是北京外城城门中最大的一座,是从南部进入京城的通衢要道。建国后,梁思成先生还提议把北京火车站建在永定门外,这样,旅客们一出火车站,就能感受到北京南起永定门,北至景山的城市中轴线。但最终的结果是,1957年,永定门被拆了,为了保住这座城楼,病重的林徽因先生去找过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梁先生也曾当众失声痛哭。
开专车的确让我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而这些路上的景色、景色背后的故事,则让我觉得自己更真实地生活在这座城市中。这想来还真有点奇遇的意思——原本,我想通过开专车更好地工作,谁知,它却帮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