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经济和外交 中南海如何释放纠偏信号（组图）

北京时间4月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今年降低政府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的措施。预计实施后全年将为中国企业和个人减负3,00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5美元）以上。 

此前两周，李克强已接连两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增值税减税配套措施和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4月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的则是进一步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采取的降费举措。“减税降费是今年应对下行压力的关键举措，可以说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盘主菜’”，李克强说。 

这只是今年中国政府进行政策调整的一部分。从官场、经济到外交，中南海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改变。这种改变最开始的信号，则是源自3月15日闭幕的中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所做的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不仅首次公开批评曾经是中共反腐整风最具特色的助力系统——监查体系陷入形式主义槽臼加重基层负担，而且罕见地大幅度减税降费调整以往执行过程中过于严苛的去杠杆政策，甚至减少了抽象的蓝图描绘，降低了外宣的调门。报告24次提及“风险”，13次提到“困难”。这被视为中共高层为了防范风险而达成纠偏共识的展现。 

“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李克强说，“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  

官场：基层减负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首次直接、公开批评督查制度让外界颇为意外。要知道，督查制度一致被认为是十八大之后中共推进反腐和改革极有力的配套措施。比如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时期开始的中央巡视组、后来的国务院大督查、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以及中央环保督察，及至2018年因陕西 “秦岭违建别墅案”而曝光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督查室”以及相应的中办督查组。 

遗憾的是随着反腐和改革的推进，官场痼疾“形式主义”在革除弊病的督查系统居然同样未能幸免：敦促下级和基层官员落实政策的初衷在督查过程中被扭曲、异化成为“形式主义”。大约从2018年开始，不断有中国媒体报道基层政府普遍被冗繁的督查考核压得喘不过气来。基层官员自嘲沦为“表哥”“表姐”（花费大量时间填写各种表格）的新闻也成为2019年中国两会期间的一种另类“花絮”。 

所以，李克强在做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时痛斥“政府工作存在不足，一些改革发展举措落实不到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突出”，“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重留痕轻实绩，加重基层负担”。对此，中宣部下属的党刊《半月谈》曾经披露，2017年4月，原中国环保部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开始历时一年、共计25个轮次的环保督查，而在环保部督查之前，相关县市还要自行提前检查几次，再有各类专项整治检查和日常的监察督导，仅环保一项平均每半个月就要检查一次。 

太过注重形式的督查制度，甚至加重地方政府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现象。比如2017年尾至2018年初因为“煤改气”而出现的中国华北地区企业被“一刀切”停产、民众冬季无法取暖的现象。在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明确提出要“稳妥”推进北方地区“煤改气”“煤改电”，要“重视企业合理诉求，对需要达标整改的给予合理过渡期”。 

李克强的话音刚落，甚至还未等到两会结束，中办就在3月11日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将2019年定为“基层减负年”，强调“坚决纠正机械式做法”、“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动辄签‘责任状’，变相向地方和基层推卸责任”。这显然是中共对于自己推行政策的一种技术性纠偏。 

这样的强力纠偏背后，不仅基于督查考核机制在地方上已经面目全非的现实，也是中共的一次自我反省与批评。2016年底的一场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作表率”。作为中共的一大法宝，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革命及执政以来的建设时期，使中共免于在不少歧路上走得太远。这种纠偏机制同时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层面产生影响，共同形成良性互动，令整个中共体系不致堕落。 

经济：减税降费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将2019年称为中国经济 “关键之年”， “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有效缓解”，“金融等领域风险隐患依然不少”。政府工作报告这段描述对应的背景是，中国民营企业过去几年经历了产业去（落后）产能、金融去杠杠、资本“国进民退”，以及中美贸易战中直接或间接的多重打击，收益下滑、大量员工失业，甚至企业倒闭。 

中共在2017年推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结构性改革，实施了严厉的金融监管政策。尽管这是非常必要的有为之举，但在节奏和政策协调上显然不够理想。 

首先，去产能虽然是非常必要的有为之举，但是也导致很多上游产品（比如钢铁，煤炭）价格上涨甚至翻番，这对于居于上游的国有企业显然利好（2018年中国国有企业收入与利润均高速增长，其中利润总额33877.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9%），但是对于居于下游的众多技术落后、资产不足的民营企业来说却是加重成本负担。 

成本加重导致民营企业2018年收入与利润增速不高，雪上加霜的是，“社保入税”也制造了民营企业纳税增速超高——纳税比重从半壁江山（50%）直追60%。所以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不仅要求各地在征收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得采取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还大幅度（2万亿元人民币）减税降费，“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清理电价附加收费”、“两年内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这种明显的降成本政策对中国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来说当然是重大利好。 

其次，去杠杆（紧缩信贷资金）导致原本就融资难的民营企业雪上加霜。因为本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就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加之民营企业盈利状况不理想导致融资更难。而民营企业却负担了中国最多的就业率（80%）。就业是中共施政极为关注的对象。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首度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并提出“稳增长首要是为保就业”。事实上，随着国内经济放缓和中美贸易战开打，中国就业形势压力重重。中国经济要实现稳中求进，还得看民营经济。 

所以在2018年下半年的民营经济座谈会后，中共高层不断推出扶持民营经济的政策。比如，适度放松了金融监管尺度，放松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债限制，有针对性地推动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宽松政策等，同时强调金融政策的协调性。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不能让资金空转或脱实向虚，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以及要求2019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针对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等等。 

近两三年中国政府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不仅“消灭”了一批资金和技术都不足的民营企业，也让整个民营企业群体处境艰难，这虽然是处于经济下游的中国民营企业不得不经历的转型阵痛，但是也明显影响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共高层此番做了经济的纠偏，让民营企业的发展有更好的环境。 

外交：变与不变

李克强的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因未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展现出积极有为的姿态（此前几年都曾提及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同时又少有地提出“要统筹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凝心聚力办好自己的事”，故而被外界认为这是中国外交放弃“积极有为”、重回邓时代“韬光养晦”的信号。 

同时，从2015年到2018年连续4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都曾明确提到“中国制造2025”，但是2019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一反常态，不再提及“中国制造2025”时，“中国迫于美国压力，已经放弃‘中国制造2025’”的猜测也随之产生。 

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遭遇外部羁押与羁绊是避免不了的客观事实，比如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制造2025”遭遇美国政府强烈抵制，为避其锋芒，中共显然已经在宣传调门和外交手法上做出调整。但是如果就此产生中共屈服于美国政府的想法，显然是对中共执政思路和行事风格不够了解。对于中国来说，不说并不代表不做。 

2018年12月13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布局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时，强调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与2019年3月19日中共深改组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无不涉及“中国制造2025”的实质内容。这些迹象证明，中国并未放弃“中国制造2025”背后的核心诉求——推动制造业升级，谋求在全球产业链的上游攀升。 

另一方面，中国究竟是继续韬光养晦，还是因应自身角色之变转而更加积极有为，中共十八大之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拿出来争论一番。而且每一次争论，都会自觉不自觉陷入到“非此即彼”的二律背反漩涡中。按照争论双方的逻辑，中国要么韬光养晦，要么积极有为，没有任何中间地带可言。 

照对立统一和辩证法来理解，韬光养晦和积极有为看似是对立的，其实内里却又是统一的。换句话说，韬光养晦本身也是一种积极有为，反过来，积极有为的同时也可以继续韬光养晦。如果不能以辩证思维来理解这两个概念，那么可能始终无法理解中国今天的所言所为。 

比如2019年两会期间，中国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曾开宗明义地表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习近平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中国要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换言之，不管是主观意愿的选择还是客观形势的推动，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都不可或缺，不可低估。 

有中共“第八常委”之称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3月7日参与湖南代表团研讨会议时曾称，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求真务实，适应形势任务要求”，他“完全赞成”。可以认为，这份政府工作报告不仅是总理李克强面对内外压力之后态度的释放，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共高层在重重危机和风险的压力之下，对于中国所处境况研判的一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