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年轻世代的劳工困境 无法打破阶层遑论“996”

“资本家的剥削”“劳工意识的觉醒”……，当“996”工作制在中国内地引来不同阶层的争论，乃至中国官媒急急发文勒令退场时，这场喧嚣更像是独属于内地的一股热潮，并未过境到“一国”之内的香港。这场劳工维权在陆港两地的差别也反映了“两制”下劳工状况的大不同。 

近段时间，中国内地一位程序员因难以忍受“996”工作制（早上9时上班，晚上21时下班，每周工作6天的一种工作制度）在一个开源网站代码平台GitHub上敲下一项名为“996.ICU”（指在“996”工作制下过劳被送入加护病房（ICU）的项目，呼吁抵制互联网公司不成文的长工时制度。一时之间，该项目获得超过20多万的关注，并在中国头部互联网企业负责人马云、刘强东、张朝阳等人暗挺“996”引发的争议使得舆论一度掀起一股网民讨伐“新兴资本家”的网络舆论战。中共党媒、官媒纷纷出来灭火，以防止进入失控的探讨领域。 

关于“996”的探讨不仅在中国内地引起极大的争论，甚而，一些西方国家的同行也关注到了这一风波，Python 之父 Guido van Rossum在其社交平台推特（Twitter）上转发关于中国程序员 “996”工作制的新闻报道，并表示希望能为中国的“996”程序员们做些什么。 

然而内地的舆论风波似乎并未在香港掀引起多少波澜。看起来在这一话题上，香港似乎有些插不上话，实则不然，如果说反抗长工时，香港应该最有发言权。根据一项调查，在每周工作时间最长的地区中，中国香港以50.12小时的时长高居全球第一，但这并未在香港引起劳工维权。 

一则，香港至今仍没有明确的标准工时规定。不同于内地《劳动法》规定的保障雇员每天8小时工作时长，香港至今仍未有立法明确雇员的标准工作时长，仅在《雇佣条例》中要求“每7天可享有不少于1天的休息日”，且没有明文规定“加班补贴”保障。如此计算，即使香港雇员普遍承受“996”也不受《雇佣条约》的保障，况且对于香港来说，“996”更像是一个伪命题，他们所承受的是比“996”更加漫长的工作时长。 

二则，香港没有“996”的机会。与中国内地呼吁反抗互联网企业或明或暗的要求员工“996”相比，香港似乎还处在一个争取能够获得“996”的机会。相比于内地当今已经形成较为多元的产业结构，尤其是近十余年间，伴随着以电商模式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以网络为风口的一众创业公司横空出世，造就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以互联网技术等需求导向的就业市场。相比于传统行业，这个行业有着相对较高的薪酬及优良的办公条件，雇员们依靠知识、技术、思维模式等条件有更多的机遇超越同龄人乃至长辈接近“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如前两年借助互联网风口依托共享模式诞生的共享单车，在直播经济兴起下的一众网红。  

但在香港，尤其对于年轻世代来说，他们缺乏这样的机遇。在这个地狭人多的地区，长期被土地及金融“绑架”的市场似乎错过了对科技、互联网经济等高新业态的发展，使得香港仍然运转在陈旧而固化的发展模式当中，这也是造成香港“蝼蚁”与“巨富”并存的鲜明阶层分化的原因。阶层的壁垒、就业机遇的狭窄使得“医科”“教师”等一直是香港青年的热门选择。但这也就形成了一个逻辑循环——传统行业拥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总体薪资水平与工作年限、经验相挂钩，这样的职场规则也就既定了年轻世代仍是无法突破这个职场困局。与此同时，房租、交通、饮食等生活成本不断上涨，青年群体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为了减轻生活压力，据统计，至2016年仍有94%青年与父母同住，而更普遍的现象是香港青年通常会在日常工作之余兼职以增加收益。 

对于香港青年来说，摆在面前劳工困境尚无法突破，又如何谈论对“996”的反击。更准确地说，他们现在并不反对“996”，而是渴望拥有一个高薪的“996”机遇。  

正如在这场关于“996”的争论中阿里巴巴负责人马云称“能做996是修来的福气，有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进入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企业，连“996”的机会都没有。”所引起的各界反应一样，在内地这番话遭到了网民的猛烈驳斥，称他“露出了资本家的獠牙面目”，但在香港的雇员应该对马云的观点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