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当东亚遇上病毒，儒家文化能够拯救我们吗（组图）

新冠疫情爆发至今，中国以外的确诊病例数已超过100万，当中尤以欧美最为严重：美国确诊近33万人，死亡超过9,000人；西班牙确诊13万人，死亡12,000人；意大利确诊12万人，死亡15,000人；德国、法国、英国也分别有高达9万、7万、4万的确诊数，英国甚至连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都确诊入院。

相较之下，东亚的中日韩三国虽为早发疫区，却都将病例与死亡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维持数据和缓成长，中国甚至早已复工。虽说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但社会与政府的整体心态，却无疑会影响疫情走向。而若要探讨东亚与欧美的防疫策略之别，除却科学数据外，文化也是一种答案。

低免疫门坎的液化现代性

平心而论，新冠疫情并非人类的第一场疫战，但时空背景的差异，却导致了全球扩散的必然。

直至冷战时代，人类都还活在高免疫门坎的社会中，各式边界与障碍横亘在日常生活里，意外成了防堵病毒的天然武器。然而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崛起，90年代又发生了苏联解体，所谓“干预”似乎成了前尘往事，人类在表面上迎来历史的终结，却也在某种程度上，亲手终结了世界的免疫机制。

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与私有化，任何阻碍商品和资本流通的障碍，几乎都被当作不正确的杂音消去，好为资本铺平自由之路。这种思维催生了全球化，也影响了政治与思想场域。在反集体与反干预的思潮下，个人主义空前高涨，政府与国家也被逐出人民视野，资本主义的混乱与放纵遍地丛生。

国家未能干预市场，结果便是将权力交予民间暴君：巨大的资本家与跨国公司。于是药商宰制了药品的供应与研发，军火商大肆鼓吹发动战争，原物料商则剥削第三世界人民。人类也深陷于高速运转的资本主义社会，各国开始了自己的竞速游戏，现代性因新自由主义而液化，直至全球因病毒肆虐而意外减速。

疫情开始后，国家被迫采取行动，以封城、隔离等强硬的空间措施，冻结了流动已久的现代性，此举既象征国家权力，也透视着再征服的意味。然而在这个阶段上，东亚与欧美便暴露出明显的文化差异。

新自由主义与儒家文化

东亚的中日韩三国久受儒家文化浸染，在儒家的统治正当性中，个人修养极其重要，治国更与家庭关系一脉相通。故而君子当先修身齐家，方可治国平天下，家庭因此成了中国人理解政治制度的关键。

而在这种“家－国－天下”的思想体系中，家庭既是出发点也是终点，不论时代如何变迁，领导者终归是要以班固笔下“天子以四海为家”的胸怀自许，人民的心中也始终存有“君父一体”的家国印象。

因而在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东亚国家中，其虽也受新自由主义主宰多时，具有强烈的液化现代性；但在面对这场疫战时，其骨血之内的儒家范式却自然涌现：政府出台种种渗透生活的抗疫举措，人民也以相对服从的态度，配合法规与情势，进行有组织的防疫战。

例如中国在宣布武汉封城后，全国各地便配合疫战基调，开始自发性封村，社会上更涌现了大量人力，以协助维护隔离秩序，其中不仅有快递小哥自组汽车交通网络，以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更有无数餐饮业者主动支持第一线人员的餐食。空间的隔离虽冻结了流动的现代性，却让儒家的底蕴体现得更明晰。

此外，日韩两国虽未封城，却都与中国出台了同样的政策：大数据防疫，即藉由分析感染者与未感染者的各式身体状态、移动、接触史相关数据，侦测防疫破口，进而设置不同的检疫及隔离标准，以阻止疫情散播。这类举措自然涉及隐私权与数据监控的争议，但东亚各国因有儒家文化的潜意识，故而整体而言较不排斥国家与政府对日常生活的介入。

反观欧美国家，不仅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又曾经历二战的纳粹与法西斯洗礼，对政府扩权可谓已是惊弓之鸟。以意大利为例，疫情爆发之初，政府便曾出台一系列限制公共交流的法规，内容包括：北意封城、关闭博物馆与世界文化遗产、隔离有旅游史与接触史的相关人等。

然而此举却遭遇某些思想家与学者大力抨击，认为政府这是要藉发明疫情、制造末日状态来渲染恐慌，好趁机限制人民自由、遂行军事化管理。中日韩的大数据防疫在其看来，更形同是把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老大哥召唤到了现实世界。

在欧美国家眼中，政府是随时要吞吃人民的巨兽，须谨慎防范、驯化；但在东亚，政府的角色却更像家中父兄，负有照顾、引领人民的责任，家国同构。这种思维并未因清末变法而消亡，也不因引入共和而逸散，更在此次疫情下，以某种现代外壳，体现了文化的幽微深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