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儒家的灵魂拷问：你为何不戴口罩（组图）

新冠疫情始发至今，已三月有余。病毒改变了些许城市图景，也改变了人类的五官脸谱：在某些尚处封锁状态的大城，末世的清冷感正笼罩街头，不见人烟；但在某些照常忙碌的地方，人群则成了蒙面生物，唯见口罩上的双眼。不过此般描绘，却也不尽然贴切。

早在疫情之初，东亚街头便尽是戴口罩的人影，远远望去，彷若某种军事化的制服；然而欧美即便到了封城与紧急阶段，却仍随处可见裸露的人面，彷佛要以口鼻在疫情中裸奔般。随着疫情日渐加据，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皆在近日相继出台戴口罩的建议与强制令，更上演出货中途拦截、硬出高价搜刮的争抢口罩戏码。但这显然有些缓不济急。

口罩的普及差异，既牵涉医疗资源的产能，也关乎文化。尤其是东亚，那街头的片片口罩，既是担忧染疫的心绪展演，更有儒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在其中。

我们如何成为集体

集体主义的型态繁多，样式也十分驳杂，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中皆蕴含此般倾向。而其于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实践，应为苏联时期的“新苏联人”（New Soviet man）身份，即政府透过标举马克思主义、集体、群众等话语，灌输民众无私奉公、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的观念，意图打造超越文化、种族、语言的苏联公民。

莱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一段话，便是此政策的最佳脚注：“人的目的，就是掌握自己的感觉，并将直觉上升至意识的高度，使其透明化，并将意志力的线延伸至隐藏的凹处，从而将自己提升到新的水平，以创造较高的社会生物学类型，或者，如果您愿意，可以是超人。”

新苏联人的目标宏大，但政策成效难论。然无独有偶，在与西伯利亚相接壤的东亚，也有自己的集体主义，那就是儒家文化。儒家不似庄子，“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是以家庭为核心，推展出五伦的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从而建构起“集体”的文化世界观，使人明了自己在各式场合的身份殊异，也深谙自己无时不被镶嵌在复杂的“集体”之中。

但即便儒家重视集体，也不纯然將個體视作“螺丝钉”，彷佛人在集体外便毫无存在价值。在儒家的核心世界观中，人就是家庭、社会、天下等无数关系网络中的结点，既有多变的身份，也需扮演不同角色，端看所处关系与位置而定。故儒家意义下的自我实现，就是视场合与对象完成自己的角色。要织这张集体的网，需得人人都奉献一些针脚。

戴口罩的角色实践

故而在面对口罩议题时，儒家思维自会让东亚分展出两大枝蔓，一是甘愿放弃脸孔，成为无名集体的倾向；二是为助集体尽早功克疫战，愿行个体角色，以免助长疫情传播的心态。这两大枝蔓相互缠绕，最后交织为东亚的口罩巨荫。

在中、日、韩、越诸国的公共场合中，不戴口罩者往往要面对蜂拥而上的异样眼光，甚至会遭遇国家制度惩罚。而在这些凝视与惩处背后，其实都回荡着发自儒家的叩问：“为何不尽自己的义务，为何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反观欧美，其并非没有集体主义，但在经历纳粹的创伤后，其现行的政治文化论述，已倾向将制服、集体等元素论述为集权、法西斯的象征，即便是面对这种紧急状态，其仍对集体戴口罩的行径心生排斥。早在疫情尚未哀鸿遍野时，欧美社会便嘲笑循规蹈矩戴口罩者，更将安份戴口罩的亚洲人视为行动瘟神，口罩因而被暗喻为传染源，成了病毒的另一种分身。

上述言论以讹传讹后，遂令部分欧美人信以为真，坚决不愿戴口罩，以免遭受感染。即便有再多科学证据证明传言无稽，其仍坚持己见，归根究柢，仍是不愿因带口罩而成为想象中的纳粹。

如今欧美政府虽有心普及口罩，但一来其国内口罩生产线相当薄弱，现下征用根本缓不济急，只能期待他国捐助或贩卖，故而才有半路截胡或竞标的场面上演；二来非医疗第一线的民众始终心存疑惑，因此许多欧美政府根本不敢出台强制令，而是只敢退一步使用“建议”口吻。结果各国人民仍有相当高比例处于裸面状态。

防疫成果之差虽牵涉医疗水平、政府制度等因素，但文化却是一切个人与集体行径的根源。社会是否容许国家扩权、涉入人民日常生活，个人又是否愿让渡些许能动性以为集体抗疫而努力，皆会影响一国的抗疫效果。在东亚诸国中，口罩是防堵扩散的一大助力；而儒家文化，更堪称这场疫战下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