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华人送餐员再次集会，抗议熊猫外卖未将被解约骑手复职（组图）

近期，“熊猫外卖”因“降酬风波”引发悉尼多地送餐员罢工抗议。即便新州工会介入，双方亦未能在送餐员薪酬与权益方面达成一致。

今天下午，新州工会再次组织集会活动，谴责“熊猫外卖”拒绝撤回解约两名华人送餐员的决定。

工会在悉尼华人区Burwood翡翠广场（Emerald Square）发起送餐员集会，新州工会秘书Michael Kaine、立法会议员Daniel Mookhey到场发言，十余名送餐员也到场声援。

Michael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熊猫外卖获利丰厚，这主要归功于骑手的辛勤付出。而像杨军、李湘黔这样的骑手，却被‘用完即扔’。他们的报酬低于法定时薪，更没有保险和防护装备。”

“骑手们在充满紧张和危险的压力下工作，他们需要被善待。我们迫切需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需要法庭来保护像杨军和李湘黔这样的弱势骑手。”

杨军（图左）李湘黔（图右）

两名早先被熊猫外卖解约的华人送餐员杨军与李湘黔先后发言。

杨军表示，2月2日，他在参与罢工的当天下午便被熊猫辞退，“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感到很生气，更加感到很无助。”

而李湘黔斥责熊猫外卖的“降酬计划”如“小刀割肉”，”从$7.5澳元，到$7澳元，再到$6…最后降到$3，熊猫外卖一次次压榨我们…我因为在微信群声援杨军而被解雇，没有任何沟通的机会。“

发布会结束后，今日澳洲App记者现场采访了杨军与李湘黔。杨军是一名摩托骑手，今年50多岁，有4名子女，其中最小的只有11岁。

他告诉记者，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失业对他来说如同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对于“熊猫外卖”称杨军因被餐厅和用户投诉而被解除合作关系，他回应称“开国际玩笑！”

杨军表示，他在被解约前曾被评为最高级配合骑手，这意味着他每次可同时配送5个订单，而普通骑手仅能配送2单左右。“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别人不爱送的远单、难单，我都会去送。”

去年，摩托骑手陈小军在送餐途中因车祸去世。这让同样身为一名摩托骑手的杨军感到恐惧。“我没有多余的钱买保险，只能在路上小心翼翼，还要担心会不会迟到。”

虽然后来熊猫外卖同意恢复杨军的工作，但待遇已大不如前，仅为新手水平。

李湘黔收到公司停止合作的短信

李湘黔是一名电动车骑手，与妻儿一家三口生活在悉尼，被熊猫外卖解约后，他只能靠打零工赚取微薄收入。

起初，当家里人得知他要参与罢工时都很反对，担心会遭到报复。失去工作后，他一度不敢告诉家人，害怕他们担心。

李向前腿部受的伤

“其实我今天是瞒着他们来参加活动的…我满腿都是伤，我不知道熊猫为什么要一点点压榨我们，不把我们当人看…我只是想吃口辛苦饭！”

他称，Burwood的骑手送餐费用是“全悉尼最低”，自行车仅$3.5澳元一单。虽然工会介入后熊猫外卖上调了运费，但仍低于罢工前的水平。

集会尾声，华人送餐员Leon向记者吐露心声：“其实我们都是支持熊猫的，因为另一家华人送餐平台问题更多，我们已经对他失去信心了，所以才希望熊猫可以越做越好。”

话锋一转，他说，“但一次又一次降低配送费，实在让我们很失望。”

熊猫外卖发言人独家回应今日澳洲App，称与两名骑手解约确因收到商家和顾客投诉的缘故。而在工会介入后，熊猫同意恢复两人工作至解约前水平，但前提是接受培训和评估后方能实施。这个提议被对方拒绝。

“熊猫外卖”回应内容全文如下：

“首先，杨军和李湘黔属于burwood地区的骑手，他们原本就没有被上次的运费调整影响到，所以不存在因为配送费调整影响到他们收入的情况，他们一直以来的诉求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要求提高价格，跟上次的运费调整没有关系。”

“我们与这两位骑手骑手解约也是因为收到商家和顾客的过多投诉，有商家明确提出要求只要不是杨军送都可以，我们才暂停了与他的合作，不存在‘解雇’一说。李湘黔在我们平台的订单记录很少，我们也是因为收到投诉才暂停与他的合作，并不存在‘解雇’一说，因为他主要的收入来源应该是别的平台。”

“另外，我们收到他们通过工会向我们传达希望恢复合作的诉求之后，主动联系他们想让他们回来做一个额外的服务培训和评估，然后可以尝试重新合作，但是他们拒绝了。”

“我们也提出杨军如果通过了评估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培训之后是可以恢复到他原先的接单上限的，他仍然没有回复。”

（记者 So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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